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
　　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常务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难得的机会，适时地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本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
　　后蒋自己兼任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担任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平，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
　　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一时为国人所重。
　　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工业建设机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副之。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了一起。
　　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1939年，发展为67个单位，三年后膨胀至96个。到了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经济部捆绑在一起的翁文灏、钱昌照等资源委员会人员，名正言顺地插手工商事业，在分配上占尽便宜，使国营的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掌握绝对优势。
　　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在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购或侵吞，促使自身极速扩张，成为抗战时期不可一世的巨无霸式的资本大鳄。
　　对于这一畸形格局的演变，除了孔、陈为一己私利而仇恨连绵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警觉和不满。曾做过该会委员的张慰慈于1938年底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
　　对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指责和批评，钱昌照并不以为然。
　　抗战胜利后，钱受到翁文灏、孔祥熙及CC系的排挤和打击，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为平息众怒，蒋介石于1947年4月，痛下决心撤销了钱的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自此之后，钱昌照开始准备与蒋介石决裂，并于1948年与吴景超等人在北平办了一个名为《新路》的周刊，对蒋政权予以攻击。为此，“蒋介石在中政会上破口大骂”钱不是东西，是“叛徒”，等等。
　　1949年八九月间，钱准备赴英国讲学。在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再向中共地下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又将此事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对钱的工作方针。很快，潘收到周恩来回电，指示一定要设法劝钱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
　　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一连串工作，钱终于在1949年6月由香港返回北平。
　　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