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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着墨颇多的作家。是的，我喜欢历史是因为我相信人性虽然相通，但在具体的时代，人性会展现出独特性以及复杂性。因此，对作家而言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时代下的人以及面临的考验，这也是一代一代作家可以写作的理由。但小说决不是历史，并不以研究历史为己任，小说需要展开的永远是人的丰富和驳杂。
关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远藤周作的《沉默》是个很好的例子。《沉默》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定基督教为邪教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外国传教士和日本信众面临浩大而全面的清洗，没有一位可以幸免，基督徒一旦被发现就会逮捕，逮捕后就会要求用双脚踏在曾经信奉的圣像上，以表明自己不是基督徒或做一个弃教者，否则将处以极刑。历史把基督徒投入到巨大的戏剧性舞台上，他们将面对一系列终极考验，关于生和死，忠诚与背叛，信仰与怀疑。
两位葡萄牙修道士就在这一时刻踏入了日本的土地。他们发愿甘冒生命危险，要把神的种子留在日本，他们内心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圣人。他们潜入日本后，开始躲躲藏藏的生活，官差无处不在，他们随时可能被发现，即使怀着信仰，但恐惧是人的本能，时时侵袭着他们，唯有信众在晚上秘密来到他们躲藏的小屋请求告解，他们才感到生命的圆满和充实。生活中总是有“犹大”，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告密，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他们眼见着一个一个在贫苦的生活中挣扎的日本信徒因为不愿“踏绘”或不肯出卖教士而成为殉教者，信徒高唱着《圣人传》，被捆绑在立于大海的十字架上，晚潮将把他们淹没，直至死亡。
小说以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内心演变展开，直指人的精神领域。信仰不是一架钢铁机器，信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定，即使像洛特里哥这样的传教士，依然有软弱的时刻。在看到信徒们殉教后，洛特里哥开始对神产生怀疑和怨怼：
“对茂吉和一藏为了主的荣光呻吟、痛苦，以致以身相殉的今天，海仍然发出阴沉而单调的声音啃蚀着海滩，我无法忍受。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沉默——神对人们的悲叹声仍然无动于衷……”
对于洛特里哥来说，这是天问。在见证了死亡、苦难、背叛、囚禁后，肉身的软弱开始在他的心灵里渗透，他不由得开始思考“耶稣和犹大”之间的关系。要是没有犹大，耶稣如何成为圣人？犹大难道不是以自己的恶名成就了耶稣？耶稣对犹大又是一种什么态度，是爱还是轻蔑？在这种怀疑主义思考中，圣徒的面目开始转化为肉身的沉重。而肉身的软弱正是洛特里哥踏入日本后经常感受到的。在信仰和肉身之间，洛特里哥最终没有成为圣人，而是成了“犹大”，他把自己的脚踏在了圣像之上。
《沉默》并不长，只有短短的15万字，但关于心灵世界的叙述，格外的惨烈和广阔。远藤周作身为东方人，以他基督徒的背景，有力地书写信仰这一东方民族并不擅长的主题，令我想起张承志的《心灵史》，当然同张承志相比，远藤周作更多地着眼于肉身的软弱，即使对“犹大”也怀有温柔与怜悯。
小说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展开，但远藤周作非常清楚，历史只在小说里提供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前提，在《沉默》中，这个前提就是信仰基督的人们将面临前所未见的考验。然后，历史很快退去，成为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着眼的是在考验面前，人是如何行动以及思考的，人性是如何展示它的复杂面相，生命在考验面前会经历怎样的蜕变，以及作为一个小说家对人的复杂性、可能性以及人的限度的理解。
我写于多年前的长篇《爱人同志》也同样起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场“对越自卫还击战”，那场战争诞生了一批被主流媒体宣扬的英雄，并且有很多女学生爱上伤残英雄。当年的报道把这类婚姻描绘成一个童话，白马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01年，当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时，我是从童话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我要看看王子和公主婚后是怎么生活的。
一个战争英雄，一个当代圣母，我最初只是想写一个短篇，但当刘亚军和张小影走到一起，他们构成的紧张关系就像高处落下的水，具有无穷的能量，我要做的就是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人性的隐秘地带。那个被鲜花和掌声围绕的由主流话语搭建的童话背后，我们看到赤裸裸的人性挣扎。观众是迟早要散去的，他们却要继续演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演出。这无疑是孤独的，曾经有过的光荣和梦想慢慢成了一个大大的讽刺，他们进入孤立无援的两人战争中，在两性的角力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和恨，快乐和痛苦，希望和失败。
2016年4月16日，我去了长崎的远藤周作文学馆。远藤周作文学馆坐落在他的代表作《沉默》的故事发生地，它孤零零面对着在他小说里不厌其烦描述的海，周围看不到别的建筑。此刻，海水碧蓝，风平浪静。文学馆的造型像是由几只千纸鹤构成，是寓意着灵魂的飞升和脆弱吗？关于灵魂的飞升以及肉身的软弱正是远藤周作在文学中的主题。
之前的凌晨，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躺在杭州的寓所，那是一幢45层高的紧靠钱塘江的高楼，我感到房子在摇晃，我在梦中意识到地震了，我的梦境弥漫着怪异而危险的气息，走道上似乎有人在跑动，我正在思考自己是不是该跑，这时，我醒了，我发现真的在地震，只不过我不在杭州，而是身处长崎，住在长崎的梅松鹤酒店的四楼，房间以及床正在大幅度地晃动，类似列车车厢连接处的那种激剧的晃动，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一时有点惊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地震，我竖起耳朵倾听走道上的动静。走道上非常安静，没人在上面走动。我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报警声，接着响起了广播声，播报的是我听不懂的日语，我猜想，应该是关于地震的信息。处惊不乱的梅松鹤酒店充分表达了日本人的镇静，对我来说如此震撼的地震，对当地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这当然和他们身处地震多发地带有关。既然没人惊慌，我在经历了几次余震后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醒来，世界平和，只是天气有点阴沉。
小说中的历史很像是一次地震，至少是一次能引发心灵地震的地震，在现实中，地震过后，我们需要收拾的残局是如何安顿好我们的生活，但在小说里，这个残局不但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关乎我们的内心生活，当心灵的地震引发后，我们要有能力去观察这一“灾难”引发的后果。
现在有很多长河小说，在涉及到历史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数次的“地震”，小说的推动不是依人物内在逻辑自然生长，而是靠外在历史强力的推动。当历史之手粗暴地锲入小说时，有可能导致小说被历史绑架，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解，而不是小说应具有的对人本身的洞察和体恤。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小说中的历史时，其实是在谈论小说的起点或背景，当人物从那个背景走到前台，小说家要把历史放下，他的根本任务是按人物自身的逻辑演进，直至终点。
作者简介：
艾伟，当代著名作家，曾获得《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奖项多个，现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关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远藤周作的《沉默》是个很好的例子。《沉默》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定基督教为邪教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外国传教士和日本信众面临浩大而全面的清洗，没有一位可以幸免，基督徒一旦被发现就会逮捕，逮捕后就会要求用双脚踏在曾经信奉的圣像上，以表明自己不是基督徒或做一个弃教者，否则将处以极刑。历史把基督徒投入到巨大的戏剧性舞台上，他们将面对一系列终极考验，关于生和死，忠诚与背叛，信仰与怀疑。
两位葡萄牙修道士就在这一时刻踏入了日本的土地。他们发愿甘冒生命危险，要把神的种子留在日本，他们内心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圣人。他们潜入日本后，开始躲躲藏藏的生活，官差无处不在，他们随时可能被发现，即使怀着信仰，但恐惧是人的本能，时时侵袭着他们，唯有信众在晚上秘密来到他们躲藏的小屋请求告解，他们才感到生命的圆满和充实。生活中总是有“犹大”，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告密，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他们眼见着一个一个在贫苦的生活中挣扎的日本信徒因为不愿“踏绘”或不肯出卖教士而成为殉教者，信徒高唱着《圣人传》，被捆绑在立于大海的十字架上，晚潮将把他们淹没，直至死亡。
小说以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内心演变展开，直指人的精神领域。信仰不是一架钢铁机器，信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定，即使像洛特里哥这样的传教士，依然有软弱的时刻。在看到信徒们殉教后，洛特里哥开始对神产生怀疑和怨怼：
“对茂吉和一藏为了主的荣光呻吟、痛苦，以致以身相殉的今天，海仍然发出阴沉而单调的声音啃蚀着海滩，我无法忍受。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沉默——神对人们的悲叹声仍然无动于衷……”
对于洛特里哥来说，这是天问。在见证了死亡、苦难、背叛、囚禁后，肉身的软弱开始在他的心灵里渗透，他不由得开始思考“耶稣和犹大”之间的关系。要是没有犹大，耶稣如何成为圣人？犹大难道不是以自己的恶名成就了耶稣？耶稣对犹大又是一种什么态度，是爱还是轻蔑？在这种怀疑主义思考中，圣徒的面目开始转化为肉身的沉重。而肉身的软弱正是洛特里哥踏入日本后经常感受到的。在信仰和肉身之间，洛特里哥最终没有成为圣人，而是成了“犹大”，他把自己的脚踏在了圣像之上。
《沉默》并不长，只有短短的15万字，但关于心灵世界的叙述，格外的惨烈和广阔。远藤周作身为东方人，以他基督徒的背景，有力地书写信仰这一东方民族并不擅长的主题，令我想起张承志的《心灵史》，当然同张承志相比，远藤周作更多地着眼于肉身的软弱，即使对“犹大”也怀有温柔与怜悯。
小说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展开，但远藤周作非常清楚，历史只在小说里提供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前提，在《沉默》中，这个前提就是信仰基督的人们将面临前所未见的考验。然后，历史很快退去，成为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着眼的是在考验面前，人是如何行动以及思考的，人性是如何展示它的复杂面相，生命在考验面前会经历怎样的蜕变，以及作为一个小说家对人的复杂性、可能性以及人的限度的理解。
我写于多年前的长篇《爱人同志》也同样起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场“对越自卫还击战”，那场战争诞生了一批被主流媒体宣扬的英雄，并且有很多女学生爱上伤残英雄。当年的报道把这类婚姻描绘成一个童话，白马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01年，当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时，我是从童话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我要看看王子和公主婚后是怎么生活的。
一个战争英雄，一个当代圣母，我最初只是想写一个短篇，但当刘亚军和张小影走到一起，他们构成的紧张关系就像高处落下的水，具有无穷的能量，我要做的就是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人性的隐秘地带。那个被鲜花和掌声围绕的由主流话语搭建的童话背后，我们看到赤裸裸的人性挣扎。观众是迟早要散去的，他们却要继续演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演出。这无疑是孤独的，曾经有过的光荣和梦想慢慢成了一个大大的讽刺，他们进入孤立无援的两人战争中，在两性的角力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和恨，快乐和痛苦，希望和失败。
2016年4月16日，我去了长崎的远藤周作文学馆。远藤周作文学馆坐落在他的代表作《沉默》的故事发生地，它孤零零面对着在他小说里不厌其烦描述的海，周围看不到别的建筑。此刻，海水碧蓝，风平浪静。文学馆的造型像是由几只千纸鹤构成，是寓意着灵魂的飞升和脆弱吗？关于灵魂的飞升以及肉身的软弱正是远藤周作在文学中的主题。
之前的凌晨，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躺在杭州的寓所，那是一幢45层高的紧靠钱塘江的高楼，我感到房子在摇晃，我在梦中意识到地震了，我的梦境弥漫着怪异而危险的气息，走道上似乎有人在跑动，我正在思考自己是不是该跑，这时，我醒了，我发现真的在地震，只不过我不在杭州，而是身处长崎，住在长崎的梅松鹤酒店的四楼，房间以及床正在大幅度地晃动，类似列车车厢连接处的那种激剧的晃动，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一时有点惊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地震，我竖起耳朵倾听走道上的动静。走道上非常安静，没人在上面走动。我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报警声，接着响起了广播声，播报的是我听不懂的日语，我猜想，应该是关于地震的信息。处惊不乱的梅松鹤酒店充分表达了日本人的镇静，对我来说如此震撼的地震，对当地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这当然和他们身处地震多发地带有关。既然没人惊慌，我在经历了几次余震后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醒来，世界平和，只是天气有点阴沉。
小说中的历史很像是一次地震，至少是一次能引发心灵地震的地震，在现实中，地震过后，我们需要收拾的残局是如何安顿好我们的生活，但在小说里，这个残局不但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关乎我们的内心生活，当心灵的地震引发后，我们要有能力去观察这一“灾难”引发的后果。
现在有很多长河小说，在涉及到历史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数次的“地震”，小说的推动不是依人物内在逻辑自然生长，而是靠外在历史强力的推动。当历史之手粗暴地锲入小说时，有可能导致小说被历史绑架，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解，而不是小说应具有的对人本身的洞察和体恤。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小说中的历史时，其实是在谈论小说的起点或背景，当人物从那个背景走到前台，小说家要把历史放下，他的根本任务是按人物自身的逻辑演进，直至终点。
作者简介：
艾伟，当代著名作家，曾获得《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奖项多个，现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