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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又名罗迈，1896年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高桥乡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湖南一师，辛亥革命后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留学，后往德国，1922年回国，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统战部长岗位上13年，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维汉同志出力最大”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及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并于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共收到30件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维汉确立了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带领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还确定一条重要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本着这样的原则，在工作中李维汉较好地处理了一些复杂问题。著名的“柳亚子的牢骚”，就是其中的一个。
柳亚子是毛泽东亲自电邀参加政协会议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28日，即在他抵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居然被排除在外（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笔者注）。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就连中共领导的“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团体的领袖职位也没他的份儿，他感到十分失意。他觉得，周恩来自进入北平这几天，几乎每天都设宴款待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而独独将他晾在一边。这不是赴一顿宴席的问题，而是政治待遇问题，表明一个人在中共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他气得大叫：“再没人管，就吊死在这里！”后来因为出行车辆安排问题，柳亚子曾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连贯，并请转告周恩来。连贯认为这等小事不能去干扰忙得不可开交的周副主席，便未将柳亚子的话转告周恩来，柳亚子却以为是周恩来不理睬他了。
无独有偶，柳亚子被从六国饭店安排到颐和园居住后，到西苑逛市场，门卫不认识他，回来时就挡住他问“找谁”。柳亚子生气了：“我在这里住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他以为门卫有意刁难，举起拐杖便打。还有一次，因为食谱问题，柳亚子掴了生活管理员一记耳光！这位管理员在部队当过连队的副指导员，出生入死在火线上拼了10年，现在胜利了，竟无辜地被一个民主人士打耳光，他怎么也想不通。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还未待柳亚子开口，周恩来便很客气地作了解释：“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请先生谅解……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加保重，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最后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担心经费超过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赵庚《毛泽东为什么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史月刊》2010年第7期）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柳亚子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年11月，民革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再次当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在这个问题上，李维汉作为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名单的主要负责人，配合周恩来在幕后做了大量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等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感叹地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当中央统战部与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中共党史百人百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倡导“对台戏”，发明“神仙会”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面临许多新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
当时，由于革命胜利，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安排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有关门主义倾向。1950年3月，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针对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会议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一年后，李维汉又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1957年4月，为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李维汉主持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主要有三项：一是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是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是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又说，“执政的党必须认清对台戏的重要意义，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些发言与观点，即使今日看来，仍不过时，仍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李维汉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导上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失误。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在党外人士中，由于“反右”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人心惶惶的不安状态。李维汉针对这种情况，在统战工作中提出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维汉建议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实行“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到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极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1960年元旦前后，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两会中央”召开座谈会，采取“神仙会”方法，被“两会中央”采纳。不料，会议开始后，当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重庆市家属代表杨佩珍、全国工商联杨鉴清三人的发言，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抨击。李维汉知道后，立即把聂叙伦等人约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谈话。见面时，他满面笑容，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手，一边连声称赞说：“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落座之后，他又对聂叙伦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了充分肯定，给他们撑腰说：“你们被人攻击，不要怕，要顶得住，这就是革命！只要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什么都不要怕。”他抬高嗓音大声道：“共产党是讲真理的，为了真理，杀头也不怕嘛！”聂叙伦听得热血沸腾，凛然正气从心底迸发。
谈完话，李维汉又邀聂叙伦等共进午餐。席间，他深情地说：“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党不讲真心话，这个问题，我早就嗅到气味了。所以，我曾向‘两会’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在中央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自己的意见。对工商业者来说，既要搞好‘顾一头’，也要落实‘包一头’的政策，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你们这次来开会，就是要做好这篇文章。”他一边招呼大家用餐，一边侃侃而谈：“这次座谈会，应该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在党内也是这样，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已经决定的，就要坚决执行。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呢？改就是了。”聂叙伦等听罢，纷纷点头称是。
李维汉诚恳地说：“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浮夸、虚报、放卫星。所以我们要整风。地方上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只喜欢听好的一面。”他尖锐地指出：“文山县工商联……不说真话，这种作风就该整掉。”稍停片刻，他深沉地告诫大家：“我已经说过了，工商界是不搞整风的，可以用‘神仙会’的方式来改正这种作风。老实说，要我下放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我也搞不下去。有人说‘我那里没有这种情况’。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他反复强调：“工商业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把他们下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必须纠正和解决。”
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人既拓宽了视野，又消除了心理压力。
后来，李维汉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推广到各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全体成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此极为赞赏，曾给予高度评价。（桂新秋《路遥知马力 岁寒见后凋——李维汉与党外人士交往轶闻》，《广西党史》1996年第12期）
艰难的进藏谈判：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少数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李维汉担任统战部长后在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和意义。认为：一个国家“采用哪一种形式，或者哪几种形式，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决定”。根据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的特点，他建议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毛泽东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大跃进”年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各民族已经平等，不再需要实行区域自治，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并且想用行政手段来推进民族融合。对此，李维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基础上共同发展与繁荣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虽有民族融合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它不是民族融合阶段”。针对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党委包办政府工作，某些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职权的现象，李维汉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要使少数民族人民“用自己的头脑想事，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双手来解放自己和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51年4月，李维汉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从4月29日开始第一轮谈判到5月23日协议签订，在长达25天的时间里，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大，各守谈判底线，曾两度使谈判濒临破裂边缘。5月2日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主要议题商谈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这是谈判的焦点，也是整个谈判的基石。双方首席代表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
李维汉在发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没有发生过变化。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挑拨，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使这样，并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为保卫祖国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 阿沛提出，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不赞成解放军进驻西藏，并非不承认西藏属于中国，而是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西藏地大人少，物产贫乏，进去大批解放军，在粮食供应等许多方面有很大困难，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二是西藏的东部和北部都同内地连接在一起，只有西部和南部有印度，尼泊尔等外国为邻，万一边境上发生外国侵扰等情况，再请解放军进去抵御；同时还可以把藏军扩充改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样在西藏也就有了解放军部队。
李维汉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就侵入了西藏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英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手段在西藏取得的种种特权，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有待将来解决。西藏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边境有事，解放军很难及时开进来，岂不误事。至于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十条中已经有了，不成问题，那是今后的事。你们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却不愿意人民解放军去西藏保卫国防，岂不自相矛盾，请西藏代表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担心解放军进藏后欺压老百姓，我可以在这里讲清楚，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是这个军队的神圣职责。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执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这一点，昌都来的代表应该亲眼所见，是了解的，不需要有所顾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解放军进驻西藏，就是去保卫国防安全，不是去干涉西藏内部的事情。至于进驻西藏的解放军的供应问题，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不会增加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负担。
经过李维汉友好耐心的协商，中央政府终于顺利地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86年6月22日，阿沛在《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良师诤友——缅怀李维汉同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李维汉“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听了他的发言，我们几位代表都感到心服口服……李维汉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蒙冤受屈，入狱八年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会上也有人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此后，对李维汉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开了40多次会，历时半年多。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在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精神过程中，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
李维汉是建党时期的老同志，在党内几十年，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一生的基本信念就是“一要革命，二要党”，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哪怕自己多受些委屈，总想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做些工作。1964年12月25日，李维汉被撤掉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全国人大和四届全国政协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撤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十年“文革”期间，李维汉受到残酷折磨，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1975年被下放湖北咸宁。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底他回到北京，重获自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维汉被批判的问题，中央统战部组成专门小组进行了复查。1979年3月16日，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为李维汉恢复了名誉。此时，他已是83岁高龄了。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李维汉平反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很多重要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晚年重要贡献：反对封建主义残余
1979年六七月间，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次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孙起孟说：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当孙起孟问及他的看法时，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文化大革命”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以后，他又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以及采访他的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他想得很多，讲得也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论述：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老是打仗，解放后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大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自身沾染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消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毛泽东著作中，在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和广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待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没有花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专门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他列举了大量封建主义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正式建议邓小平出来补上这一课，并建议在十二大召开时进行。邓小平表示赞同李维汉的意见。 6月22日，李维汉又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说：关于反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由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可否在8月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就这个问题作个演讲。
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部署。6月27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第三、第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此后，在研究决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一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
1983年，受中央委托，李维汉主持由中央指定的5人小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会同原陕北、陕甘边区的负责干部，研究解决西北党史上1930年代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广泛激烈的争论，要正确地、公正合理地解决，很不容易。这时，李维汉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曾两度住院，但他置病弱之身于不顾，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从调查研究入手，调集了约计70万字以上的材料，仔细反复研读。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主持领导这项工作，多次举行讨论会，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别把有关同志请到家里谈话。由于过量的脑力劳动致使神经亢奋，连续多日靠服安眠药维持睡眠，李维汉终于支持不住了。5月13日下午，他从中南海开会回来，极度疲劳，上气不接下气。见到这种情形，家属子女都劝他暂缓工作，并给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写信。李维汉知道后，把家属子女找到办公室，严肃地说：“老了，也要为党干一点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否则活着干什么？西北历史问题是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
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作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三条规矩：一、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在1983年5月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回忆录，是以集体为主的。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他多次说：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轻信，认为也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
李维汉对自己一生的历史，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不诿过，并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在文章的另一处写道：“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维汉为了写好回忆录，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上午、下午他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他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由于他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1984年7月，因心力交瘁，他实在不能工作了。7月26日，他含着眼泪向秘书表示，自己未能全部完成回忆录写作计划，深感遗憾。8月11日凌晨，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让人欣慰的是，他撰写的68万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于1986年5月出版发行了——这是李维汉晚年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4年春节，李维汉曾吟七绝一首：
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首诗正是李维汉晚年岁月的真实写照。笔者作为统一战线上的新兵，对他的拼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者系文史学者，任职于中央统战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周恩来：“维汉同志出力最大”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及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并于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共收到30件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维汉确立了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带领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还确定一条重要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本着这样的原则，在工作中李维汉较好地处理了一些复杂问题。著名的“柳亚子的牢骚”，就是其中的一个。
柳亚子是毛泽东亲自电邀参加政协会议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28日，即在他抵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居然被排除在外（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笔者注）。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就连中共领导的“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团体的领袖职位也没他的份儿，他感到十分失意。他觉得，周恩来自进入北平这几天，几乎每天都设宴款待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而独独将他晾在一边。这不是赴一顿宴席的问题，而是政治待遇问题，表明一个人在中共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他气得大叫：“再没人管，就吊死在这里！”后来因为出行车辆安排问题，柳亚子曾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连贯，并请转告周恩来。连贯认为这等小事不能去干扰忙得不可开交的周副主席，便未将柳亚子的话转告周恩来，柳亚子却以为是周恩来不理睬他了。
无独有偶，柳亚子被从六国饭店安排到颐和园居住后，到西苑逛市场，门卫不认识他，回来时就挡住他问“找谁”。柳亚子生气了：“我在这里住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他以为门卫有意刁难，举起拐杖便打。还有一次，因为食谱问题，柳亚子掴了生活管理员一记耳光！这位管理员在部队当过连队的副指导员，出生入死在火线上拼了10年，现在胜利了，竟无辜地被一个民主人士打耳光，他怎么也想不通。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还未待柳亚子开口，周恩来便很客气地作了解释：“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请先生谅解……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加保重，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最后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担心经费超过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赵庚《毛泽东为什么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史月刊》2010年第7期）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柳亚子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年11月，民革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再次当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在这个问题上，李维汉作为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名单的主要负责人，配合周恩来在幕后做了大量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等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感叹地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当中央统战部与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中共党史百人百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倡导“对台戏”，发明“神仙会”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面临许多新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
当时，由于革命胜利，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安排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有关门主义倾向。1950年3月，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针对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会议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一年后，李维汉又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1957年4月，为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李维汉主持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主要有三项：一是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是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是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又说，“执政的党必须认清对台戏的重要意义，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些发言与观点，即使今日看来，仍不过时，仍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李维汉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导上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失误。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在党外人士中，由于“反右”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人心惶惶的不安状态。李维汉针对这种情况，在统战工作中提出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维汉建议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实行“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到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极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1960年元旦前后，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两会中央”召开座谈会，采取“神仙会”方法，被“两会中央”采纳。不料，会议开始后，当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重庆市家属代表杨佩珍、全国工商联杨鉴清三人的发言，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抨击。李维汉知道后，立即把聂叙伦等人约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谈话。见面时，他满面笑容，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手，一边连声称赞说：“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落座之后，他又对聂叙伦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了充分肯定，给他们撑腰说：“你们被人攻击，不要怕，要顶得住，这就是革命！只要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什么都不要怕。”他抬高嗓音大声道：“共产党是讲真理的，为了真理，杀头也不怕嘛！”聂叙伦听得热血沸腾，凛然正气从心底迸发。
谈完话，李维汉又邀聂叙伦等共进午餐。席间，他深情地说：“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党不讲真心话，这个问题，我早就嗅到气味了。所以，我曾向‘两会’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在中央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自己的意见。对工商业者来说，既要搞好‘顾一头’，也要落实‘包一头’的政策，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你们这次来开会，就是要做好这篇文章。”他一边招呼大家用餐，一边侃侃而谈：“这次座谈会，应该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在党内也是这样，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已经决定的，就要坚决执行。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呢？改就是了。”聂叙伦等听罢，纷纷点头称是。
李维汉诚恳地说：“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浮夸、虚报、放卫星。所以我们要整风。地方上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只喜欢听好的一面。”他尖锐地指出：“文山县工商联……不说真话，这种作风就该整掉。”稍停片刻，他深沉地告诫大家：“我已经说过了，工商界是不搞整风的，可以用‘神仙会’的方式来改正这种作风。老实说，要我下放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我也搞不下去。有人说‘我那里没有这种情况’。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他反复强调：“工商业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把他们下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必须纠正和解决。”
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人既拓宽了视野，又消除了心理压力。
后来，李维汉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推广到各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全体成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此极为赞赏，曾给予高度评价。（桂新秋《路遥知马力 岁寒见后凋——李维汉与党外人士交往轶闻》，《广西党史》1996年第12期）
艰难的进藏谈判：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少数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李维汉担任统战部长后在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和意义。认为：一个国家“采用哪一种形式，或者哪几种形式，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决定”。根据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的特点，他建议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毛泽东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大跃进”年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各民族已经平等，不再需要实行区域自治，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并且想用行政手段来推进民族融合。对此，李维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基础上共同发展与繁荣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虽有民族融合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它不是民族融合阶段”。针对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党委包办政府工作，某些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职权的现象，李维汉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要使少数民族人民“用自己的头脑想事，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双手来解放自己和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51年4月，李维汉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从4月29日开始第一轮谈判到5月23日协议签订，在长达25天的时间里，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大，各守谈判底线，曾两度使谈判濒临破裂边缘。5月2日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主要议题商谈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这是谈判的焦点，也是整个谈判的基石。双方首席代表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
李维汉在发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没有发生过变化。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挑拨，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使这样，并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为保卫祖国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 阿沛提出，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不赞成解放军进驻西藏，并非不承认西藏属于中国，而是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西藏地大人少，物产贫乏，进去大批解放军，在粮食供应等许多方面有很大困难，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二是西藏的东部和北部都同内地连接在一起，只有西部和南部有印度，尼泊尔等外国为邻，万一边境上发生外国侵扰等情况，再请解放军进去抵御；同时还可以把藏军扩充改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样在西藏也就有了解放军部队。
李维汉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就侵入了西藏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英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手段在西藏取得的种种特权，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有待将来解决。西藏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边境有事，解放军很难及时开进来，岂不误事。至于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十条中已经有了，不成问题，那是今后的事。你们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却不愿意人民解放军去西藏保卫国防，岂不自相矛盾，请西藏代表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担心解放军进藏后欺压老百姓，我可以在这里讲清楚，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是这个军队的神圣职责。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执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这一点，昌都来的代表应该亲眼所见，是了解的，不需要有所顾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解放军进驻西藏，就是去保卫国防安全，不是去干涉西藏内部的事情。至于进驻西藏的解放军的供应问题，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不会增加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负担。
经过李维汉友好耐心的协商，中央政府终于顺利地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86年6月22日，阿沛在《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良师诤友——缅怀李维汉同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李维汉“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听了他的发言，我们几位代表都感到心服口服……李维汉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蒙冤受屈，入狱八年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会上也有人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此后，对李维汉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开了40多次会，历时半年多。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在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精神过程中，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
李维汉是建党时期的老同志，在党内几十年，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一生的基本信念就是“一要革命，二要党”，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哪怕自己多受些委屈，总想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做些工作。1964年12月25日，李维汉被撤掉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全国人大和四届全国政协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撤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十年“文革”期间，李维汉受到残酷折磨，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1975年被下放湖北咸宁。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底他回到北京，重获自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维汉被批判的问题，中央统战部组成专门小组进行了复查。1979年3月16日，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为李维汉恢复了名誉。此时，他已是83岁高龄了。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李维汉平反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很多重要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晚年重要贡献：反对封建主义残余
1979年六七月间，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次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孙起孟说：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当孙起孟问及他的看法时，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文化大革命”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以后，他又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以及采访他的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他想得很多，讲得也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论述：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老是打仗，解放后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大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自身沾染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消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毛泽东著作中，在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和广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待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没有花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专门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他列举了大量封建主义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正式建议邓小平出来补上这一课，并建议在十二大召开时进行。邓小平表示赞同李维汉的意见。 6月22日，李维汉又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说：关于反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由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可否在8月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就这个问题作个演讲。
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部署。6月27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第三、第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此后，在研究决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一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
1983年，受中央委托，李维汉主持由中央指定的5人小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会同原陕北、陕甘边区的负责干部，研究解决西北党史上1930年代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广泛激烈的争论，要正确地、公正合理地解决，很不容易。这时，李维汉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曾两度住院，但他置病弱之身于不顾，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从调查研究入手，调集了约计70万字以上的材料，仔细反复研读。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主持领导这项工作，多次举行讨论会，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别把有关同志请到家里谈话。由于过量的脑力劳动致使神经亢奋，连续多日靠服安眠药维持睡眠，李维汉终于支持不住了。5月13日下午，他从中南海开会回来，极度疲劳，上气不接下气。见到这种情形，家属子女都劝他暂缓工作，并给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写信。李维汉知道后，把家属子女找到办公室，严肃地说：“老了，也要为党干一点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否则活着干什么？西北历史问题是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
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作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三条规矩：一、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在1983年5月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回忆录，是以集体为主的。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他多次说：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轻信，认为也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
李维汉对自己一生的历史，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不诿过，并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在文章的另一处写道：“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维汉为了写好回忆录，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上午、下午他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他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由于他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1984年7月，因心力交瘁，他实在不能工作了。7月26日，他含着眼泪向秘书表示，自己未能全部完成回忆录写作计划，深感遗憾。8月11日凌晨，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让人欣慰的是，他撰写的68万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于1986年5月出版发行了——这是李维汉晚年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4年春节，李维汉曾吟七绝一首：
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首诗正是李维汉晚年岁月的真实写照。笔者作为统一战线上的新兵，对他的拼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者系文史学者，任职于中央统战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