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照搬罗马人的经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虽然他们所做的一切有时是非常值得赞美和羡慕的，但在其他方面，这一切又是可憎的。因为他们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是靠武力实现的。他们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杰作，但这种文化的创造和维系，说到底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当今社会既不能容忍，也不应容忍这样的暴力。因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如果不采用这种难以接受的暴力手段，怎样才能解决尖锐的种族问题？
　　这些种族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时代的同类大国或比较大的政治组织。现在，让我们看看罗马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因为在诉诸武力之后，通常是政治解决时期。在这方面，罗马人及其统治者显示了自己的智慧。我们今天的研究（其他时代的同类研究亦不例外），均没有揭示出能与罗马人的政治智慧相媲美的例证。也就是说，在征服或吞并一个地区之后，罗马人一般都继续对它进行治理。尽管他们没有大量坚持今天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正义，但至少选择了明显的和平方式，从而给这样的地区带来了前所未闻的繁荣景象。
　　社会的另一面涉及的是个人和公社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罗马人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使这样，他们的经验始终没有提供答案）。在罗马共和国的英雄时代，公社精神是十分强烈的。这种精神始终阻止任何个人过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当老加图撰写军事史时，他喜欢忽略所有罗马将军的名字。这不完全是他的性格古怪。在共和国的最后阶段，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正像精美的雕像所显示的那样。在随之而来的帝制时代，出现了与共和国完全相反的极端。由于个人崇拜日益肆无忌惮，因此必然突出统治者本人的超凡形象。
　　近代历史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反驳说，虽然皇帝变成了万众瞩目的核心，但作为个人，他们对历史进程施加的影响不像古代作家所想象的那样。在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历史进程的走向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十二恺撒》（Twelve Caesars，又译《罗马十二帝王传》）是一部高度个性化的著作，只有它为我们展现了荒唐可笑的历史画面，其中，确也不乏某些真实的报道。但是，我们同样不可夸大另一方面的反应，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当代社会学的思维考虑问题，所以，避而不谈是否憎恶我们见到的当代独裁者。
　　其实，正是这些当代的独裁者警示我们，对苏维托尼乌斯等人过分激烈的反对是错误的。例如，有一种见解认为，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流行的趋势和他周围的倾向，如果他根本不存在，这些趋势和倾向也会不折不扣地按同样的轨迹推动世界历史。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罗马史毫不含糊地向我们发出了同样的警示，例如，如果没有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独特个性和个人才能，罗马史绝不会走同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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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欧和美洲，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正式评价个人自由的可赞美度与可行性时，人们偶尔持贬低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那么，罗马人是怎样坚持这一点的呢？说实在的，虽然他们无与伦比的法律才能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管你对民主这个术语作何种解释，他们都没有开始实行今人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治。
　　实际上，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和最大的部分，是由一个大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群体构成的。他们几乎挣扎在死亡线上，正如有史以来他们在其他社会所生活的那样。如果我们有意作出道德评价（历史学家一向不会拒绝这种评价），我们也许会对罗马人未能逾越这个障碍而感到遗憾。当然，近代以前的任何民族都没有越过这个障碍，即使越过了，也只是部分越过而已。
　　但是，当我们充分注意了这一点之后，就让我们想一想罗马人都完成了什么吧。他们全部漫长的历史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紧密结合的公社通过相互合作可以创造什么，而且还展示了个人在公社中自我表现的可能性。即使被压迫的广大民众仍不能扬眉吐气，但至少在构成社会的其他成员中，罗马为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和取得成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这些成员包括政治家、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建筑家、工程师、律师和事务家。
　　
　　《罗马史》，（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