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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被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他向媒体讲述了他眼中的贪官——
王怀忠说，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
2000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现在，窝案串案极多。
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
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成克杰能号称“壮王”。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
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曾说过：“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他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广西南宁的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经有了规划，可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2000万元。我现在查案经常遇到市委书记、市长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操作了，根本不讲程序。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的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成克杰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贪官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
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人串门了，慕绥新刚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一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
2002年底，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班，负责接待我们的是黑森州维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检察长，他在维斯巴登市当检察官、检察长前后20年，是国际检察官协会的会员。我问他，做了20年检察官，有没有遇到说情的和送礼的。他想了想说，说情的似乎遇到过两次，送礼的从来没遇到过。由此我想，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看一看我们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还有一点，“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不打送礼的”等处世理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礼尚往来”就演变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赖。故而有的学者称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什么事都找关系，一遇到麻烦，他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是找存折。有些事觉得不花钱心里不踏实，有时候也知道花钱是白花，但花完钱了，他就觉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那些管点儿事的，想做清官很难，时刻在经受着考验。
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
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
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贪官为什么要说？这和他送钱是同样的逻辑，送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案发之后进行利益选择的时候，他照样向自己倾斜，所以李经芳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总结，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有些同志手里有了一点权力，别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都是奔你这个凳子来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就是个傻子坐在那里他也跟他交朋友。因为你这个职位有权力，并不是对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工作非常踏实，突然出事了，办案人员让我签字，我很难过，觉得不可思议。
办案人员介绍，这个基层上来的干部在县里当副书记时交上了一个坏朋友，把他领到饭店，酒过三巡，给他找了个“小姐”。后来，他调到市里当局长，这个“小姐”就跟到市里。他在办公室和女同志谈话的时候，这个“小姐”就进来打女同志一个嘴巴。不管开任何会，她打个电话让他去他立即就得去，没法正常工作。后来逼他搞钱，结果是既挪用又受贿，搞了几十万元钱让她拿去做生意，最后东窗事发。就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线崩溃了，结果是万劫不复。成克杰的人生悲剧也是从权色交易开始的。
有些贪官的贪欲不可理解
很多贪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作了错误的判断。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贪官们把钱把官都看得太重要了，私欲严重膨胀。有些贪官的贪欲不可理解，比如刘金宝，贪占8000余万元，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但是，他母亲却领着一个傻弟弟住在上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建的一处破房子里。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却偷偷摸摸地拿到单位报销了，价值观扭曲得不可思议。
慕绥新曾对我说：“自从中纪委开始调查以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藏着这些赃钱，就像拿着一件传家之宝，捧着怕掉地上，放下怕被偷走，折磨得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突然你老姜拿个棒子来，一捅，哗啦一下子掉地上碎了，我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就应该是没有的嘛。”
成克杰向组织讨要一缕阳光
我审讯成克杰的时候说：“你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你还是一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他提出3条：第一是监舍的灯太亮，晚上不适应，睡不好觉；第二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有3个武警战士跟进去，方便的时候也不太适应；第三是在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得到的阳光太少。他说：“4个武警战士，算我5个人，阳光瞬间就从我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跟监狱长商量，把灯给他调暗一点儿，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证他睡眠，配合审讯。其他两条不行。一个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一缕阳光，也要向组织提出请求。
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罪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
贪官们大多有法律意识淡薄问题。慕绥新非要把给他送了钱的沈阳客运公司原经理夏任凡（已被判处死刑）提拔为交通局局长，交通局副局长们听说常委会要讨论了，集体到市里辞职，市委班子讨论3次通不过，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客运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级。夏任凡更能造势，不顾法律授权，为所欲为，把他的办公室改名为办公厅，把办公室主任任命为秘书长。成克杰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对他的权钱交易犯罪不以为然，案发后还很困惑，他说：“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给点好处费吗？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找上我了呢？”
（摘自《检察日报》）
王怀忠说，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
2000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现在，窝案串案极多。
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
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成克杰能号称“壮王”。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
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曾说过：“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他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广西南宁的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经有了规划，可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2000万元。我现在查案经常遇到市委书记、市长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操作了，根本不讲程序。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的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成克杰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贪官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
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人串门了，慕绥新刚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一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
2002年底，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班，负责接待我们的是黑森州维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检察长，他在维斯巴登市当检察官、检察长前后20年，是国际检察官协会的会员。我问他，做了20年检察官，有没有遇到说情的和送礼的。他想了想说，说情的似乎遇到过两次，送礼的从来没遇到过。由此我想，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看一看我们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还有一点，“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不打送礼的”等处世理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礼尚往来”就演变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赖。故而有的学者称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什么事都找关系，一遇到麻烦，他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是找存折。有些事觉得不花钱心里不踏实，有时候也知道花钱是白花，但花完钱了，他就觉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那些管点儿事的，想做清官很难，时刻在经受着考验。
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
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
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贪官为什么要说？这和他送钱是同样的逻辑，送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案发之后进行利益选择的时候，他照样向自己倾斜，所以李经芳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总结，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有些同志手里有了一点权力，别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都是奔你这个凳子来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就是个傻子坐在那里他也跟他交朋友。因为你这个职位有权力，并不是对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工作非常踏实，突然出事了，办案人员让我签字，我很难过，觉得不可思议。
办案人员介绍，这个基层上来的干部在县里当副书记时交上了一个坏朋友，把他领到饭店，酒过三巡，给他找了个“小姐”。后来，他调到市里当局长，这个“小姐”就跟到市里。他在办公室和女同志谈话的时候，这个“小姐”就进来打女同志一个嘴巴。不管开任何会，她打个电话让他去他立即就得去，没法正常工作。后来逼他搞钱，结果是既挪用又受贿，搞了几十万元钱让她拿去做生意，最后东窗事发。就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线崩溃了，结果是万劫不复。成克杰的人生悲剧也是从权色交易开始的。
有些贪官的贪欲不可理解
很多贪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作了错误的判断。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贪官们把钱把官都看得太重要了，私欲严重膨胀。有些贪官的贪欲不可理解，比如刘金宝，贪占8000余万元，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但是，他母亲却领着一个傻弟弟住在上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建的一处破房子里。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看病的医疗费却偷偷摸摸地拿到单位报销了，价值观扭曲得不可思议。
慕绥新曾对我说：“自从中纪委开始调查以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藏着这些赃钱，就像拿着一件传家之宝，捧着怕掉地上，放下怕被偷走，折磨得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突然你老姜拿个棒子来，一捅，哗啦一下子掉地上碎了，我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就应该是没有的嘛。”
成克杰向组织讨要一缕阳光
我审讯成克杰的时候说：“你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你还是一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他提出3条：第一是监舍的灯太亮，晚上不适应，睡不好觉；第二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有3个武警战士跟进去，方便的时候也不太适应；第三是在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得到的阳光太少。他说：“4个武警战士，算我5个人，阳光瞬间就从我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跟监狱长商量，把灯给他调暗一点儿，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证他睡眠，配合审讯。其他两条不行。一个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一缕阳光，也要向组织提出请求。
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罪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
贪官们大多有法律意识淡薄问题。慕绥新非要把给他送了钱的沈阳客运公司原经理夏任凡（已被判处死刑）提拔为交通局局长，交通局副局长们听说常委会要讨论了，集体到市里辞职，市委班子讨论3次通不过，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客运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级。夏任凡更能造势，不顾法律授权，为所欲为，把他的办公室改名为办公厅，把办公室主任任命为秘书长。成克杰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对他的权钱交易犯罪不以为然，案发后还很困惑，他说：“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给点好处费吗？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找上我了呢？”
（摘自《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