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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致使国民党全面崩溃，此前的史学界一直将该时间作为国民党政权开始衰落，逐步暴露出自身缺陷的起点。然而周锡瑞教授却认为，早先的1943年实际上发生了更多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正是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国共两党之间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关键词：国民党；共产党；1943
周锡瑞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当今美国在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成就显著，大名早有耳闻，然而却一直未拜读过其著作。近日偶获本书，虽是教授主持的研究生研讨班硕博士论文集，水平略显参差，但观点新颖，外加各章不同侧面的研究，向我们还原了1943年风起云涌的中国，对开阔我们的视野颇有帮助。
本书开篇便设置了一个大前提：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削弱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规模。[1]以此所要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共两党政权是否早在1943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已埋下了更替的伏笔。
通读全文后，笔者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看到有的读者认为从中即可看出六年后的权力更迭未免显得过于牵强和夸大，国民党确实有诸多问题缠身，不过共产党方面也并不那么清静。虽然共产党的“抢救运动”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革命同志，耗费了不少革命热情，但毛泽东以其多次公开场合的真诚道歉与主动担责促使很多被冤枉者就此释怀，依然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抢救运动”的错误被及时制止。就全局来看，“整风运动”历来被看做中共革命最终走向成功的转折点。[1]反观国民党，在香港问题上的失败、推行司法党化、与盟友关系的恶化等问题着实让其作为一个政权的威信一步步削弱，似乎为中共日后建立政权当了助推器。
1943年对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来说是光环与阴影并存的一年，在22年的统治里，说1943年是由盛及衰的转折点毫不为过。在德国进攻苏联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二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段，盟军对利用中国牵制日军的希望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提升，跻身世界四强之一，虽然这种地位与自身实力并不对等且相当脆弱，但一改晚清受人欺凌的形象，随之带来的是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蒋夫人在1943年访美，以其出色的口才和优雅的形象征服了美国人，成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二个女人。美国民众为了一睹其风采，在寒冬听其露天演讲；更有甚者，一位议员宣布将起草提案以废除1882年的《排华法案》（后果真被废除）。宋美龄的个人声望在此行中达到顶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也被随之承认，这对缓和中美同盟的紧张关系和掩盖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具有积极作用。同年，在西北边陲的新疆，国民党获得了一个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机会——盛世才的转向倒戈。新疆的回归使国民政府充满了乐观，蒋介石更是视其为最大成就，部署规划交通建设、采油开矿、安置灾民等。在外交方面，由于盟军对于让中国继续抗日的战略需要，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英美逐步放弃曾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不合时宜的治外法权，维护国家主权在这一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及至开罗会议，蒋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平起平坐表明了中国已经成功加入大国政治的精英俱乐部，同时蒋也达到了自身政治生涯的巅峰，会议甚至还决定了战后中国对台湾和东北主权的收回。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成就背后，也隐含着很多问题。蒋夫人在访美期间，尽管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色，但在公众视野之外，却也有另外一面。当白修德在《时代》杂志上批评国民党对河南饥荒的态度时，蒋夫人要求美方开除他，显得对苦难中的同胞没有丝毫的怜悯而只关心政权统治的利益，这使她的民主形象大打折扣。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蒋夫人也是尽量避免提及，因其争取对华援助的目的而不敢惹恼美国，种族关系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43年，国民政府对新疆展开了一系列的规划与考察，然而建设的蓝图因为巨大的资金缺口而破产，在苏联停止了与新疆的贸易后，连年的战争开销使得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应付新疆的情况，民众因生计困难对政府十分不满，且当地骚乱不断，最终，“新疆回归”这一“最大成就”只有一个空壳。在与英国的新约签订方面，也是一波三折，双方对于香港的归属问题寸步不让，制造了巨大的分歧。然而自1943年起，中国的战局开始恶化，在对战争援助的急迫需求面前，民族尊严只得被摆在一边，香港问题上英国获得了胜利。及至二战胜利后，中国已不再是美国外交层面的重点，外加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寄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收回香港的意图彻底破产。当随后的“剿共”被蒋列为首要目标时，香港的回归已成为空谈。蒋参加开罗会议可谓是国民政府在1943年比较瞩目的外交事件之一，然而与新疆的回归一样，开罗会议也只是政治形象上的意义远大于实际取得的成就，亦或对蒋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是场公关灾难。蒋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性格让盟友们感到非常失望，当盟军的焦点聚集在讨论缅甸战役的部署时，蒋还在为了军事援助而向盟友漫天要价，对中美关系的关注与在乎远远超过了缅甸战役，蒋在会议期间的这种不合拍引起了美方的反感。史迪威的部下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曾有透露，罗斯福称他对委员长已经“感到厌烦”，建议史迪威如果无法和蒋相处或者无法找到蒋的替代者，那么就应设法“除掉他”。[1]可见，蒋这个盟友在盟军看来已不那么称心如意。总的来说，1943年国民党使得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其弊病在于过分依赖盟军的军事援助，终究使其在一些关键的外交活动上处处受制，不敢力争自己的权益。
国家间的博弈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综合实力的比拼，国民党政府对于苏联大幅度降低在新疆的贸易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胜利的力不从心，从侧面暴露了其在内政方面也表现不佳，与共产党的不断摩擦、通货膨胀、河南大饥荒、白热化的战争等皆令其无暇顾及与他国的矛盾，且蒋的独裁统治也愈演愈烈。当列强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后，蒋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无心使司法系统处于独立地位，却大力推行司法党化。在司法人员的培训教育中强制加入了很多政治性内容，以至于司法机构里充斥着熟悉国民党党义的工作者，而不再是纯粹的通晓法典的司法专家，法官可以进行独立判决，但必须符合党义。1943年的这场司法改革实际上已成为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人治，虽有实现司法现代化的雄心，在根本上却只是一党专政的另一表现形式。蒋的《中国之命运》更直白地表现了他的独裁，文中不仅提到国民党是当时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还指出如若反对则是违背了中华民族的信仰，此等语言，独裁之心昭然若揭。《中国之命运》引起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失望和反对，这或许为日后一部分人转向共产党埋下了伏笔。国共两党对比最为明显的，笔者认为当属书的第九章“救国或饿死人民？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该章通过比较国民政府与边区政府对河南饥荒的态度，体现了国民党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而中共逐渐掌握了优势。提及河南大饥荒最先想到的便是冯小刚导演的《1942》，影片中的惨状记忆犹新，在那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思大力救灾，反而为了优先保障驻军军粮而继续强征老百姓的粮食，本就处于饥荒中的百姓还要被转嫁供养军队的负担，这已然不仅仅是天灾作祟了。毫无疑问，国民党在河南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外国记者报道之后，国际形象也随之受损，甚至一部分美国人也开始对蒋的政权不抱信心了，蒋在直到害怕危及声誉时才下令开仓赈济，然而为时已晚。相反，共产党却在敌后根据地积极组织救灾，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目标，广获支持。除此之外，共产党更加注重思想教育，让人们树立信心；同时将政府的救济和人民互助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自救模式。饥荒使得当地的群众更加信任中共，增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合法性。
1943年，国共两党此消彼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随后爆发的湘桂豫战役中，国民党的失利更反映出了其有限的能力无法支撑宏大的政治愿景，而共产党却以群众路线的实践向人民作了最好的宣传。最终，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彻底崩溃，历史选择了中共。
参考文献：
[1] 周锡瑞，李皓天.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80，385.
关键词：国民党；共产党；1943
周锡瑞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当今美国在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成就显著，大名早有耳闻，然而却一直未拜读过其著作。近日偶获本书，虽是教授主持的研究生研讨班硕博士论文集，水平略显参差，但观点新颖，外加各章不同侧面的研究，向我们还原了1943年风起云涌的中国，对开阔我们的视野颇有帮助。
本书开篇便设置了一个大前提：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削弱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规模。[1]以此所要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共两党政权是否早在1943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已埋下了更替的伏笔。
通读全文后，笔者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看到有的读者认为从中即可看出六年后的权力更迭未免显得过于牵强和夸大，国民党确实有诸多问题缠身，不过共产党方面也并不那么清静。虽然共产党的“抢救运动”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革命同志，耗费了不少革命热情，但毛泽东以其多次公开场合的真诚道歉与主动担责促使很多被冤枉者就此释怀，依然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抢救运动”的错误被及时制止。就全局来看，“整风运动”历来被看做中共革命最终走向成功的转折点。[1]反观国民党，在香港问题上的失败、推行司法党化、与盟友关系的恶化等问题着实让其作为一个政权的威信一步步削弱，似乎为中共日后建立政权当了助推器。
1943年对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来说是光环与阴影并存的一年，在22年的统治里，说1943年是由盛及衰的转折点毫不为过。在德国进攻苏联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二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段，盟军对利用中国牵制日军的希望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提升，跻身世界四强之一，虽然这种地位与自身实力并不对等且相当脆弱，但一改晚清受人欺凌的形象，随之带来的是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蒋夫人在1943年访美，以其出色的口才和优雅的形象征服了美国人，成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二个女人。美国民众为了一睹其风采，在寒冬听其露天演讲；更有甚者，一位议员宣布将起草提案以废除1882年的《排华法案》（后果真被废除）。宋美龄的个人声望在此行中达到顶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也被随之承认，这对缓和中美同盟的紧张关系和掩盖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具有积极作用。同年，在西北边陲的新疆，国民党获得了一个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机会——盛世才的转向倒戈。新疆的回归使国民政府充满了乐观，蒋介石更是视其为最大成就，部署规划交通建设、采油开矿、安置灾民等。在外交方面，由于盟军对于让中国继续抗日的战略需要，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英美逐步放弃曾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不合时宜的治外法权，维护国家主权在这一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及至开罗会议，蒋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平起平坐表明了中国已经成功加入大国政治的精英俱乐部，同时蒋也达到了自身政治生涯的巅峰，会议甚至还决定了战后中国对台湾和东北主权的收回。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成就背后，也隐含着很多问题。蒋夫人在访美期间，尽管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色，但在公众视野之外，却也有另外一面。当白修德在《时代》杂志上批评国民党对河南饥荒的态度时，蒋夫人要求美方开除他，显得对苦难中的同胞没有丝毫的怜悯而只关心政权统治的利益，这使她的民主形象大打折扣。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蒋夫人也是尽量避免提及，因其争取对华援助的目的而不敢惹恼美国，种族关系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43年，国民政府对新疆展开了一系列的规划与考察，然而建设的蓝图因为巨大的资金缺口而破产，在苏联停止了与新疆的贸易后，连年的战争开销使得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应付新疆的情况，民众因生计困难对政府十分不满，且当地骚乱不断，最终，“新疆回归”这一“最大成就”只有一个空壳。在与英国的新约签订方面，也是一波三折，双方对于香港的归属问题寸步不让，制造了巨大的分歧。然而自1943年起，中国的战局开始恶化，在对战争援助的急迫需求面前，民族尊严只得被摆在一边，香港问题上英国获得了胜利。及至二战胜利后，中国已不再是美国外交层面的重点，外加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寄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收回香港的意图彻底破产。当随后的“剿共”被蒋列为首要目标时，香港的回归已成为空谈。蒋参加开罗会议可谓是国民政府在1943年比较瞩目的外交事件之一，然而与新疆的回归一样，开罗会议也只是政治形象上的意义远大于实际取得的成就，亦或对蒋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是场公关灾难。蒋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性格让盟友们感到非常失望，当盟军的焦点聚集在讨论缅甸战役的部署时，蒋还在为了军事援助而向盟友漫天要价，对中美关系的关注与在乎远远超过了缅甸战役，蒋在会议期间的这种不合拍引起了美方的反感。史迪威的部下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曾有透露，罗斯福称他对委员长已经“感到厌烦”，建议史迪威如果无法和蒋相处或者无法找到蒋的替代者，那么就应设法“除掉他”。[1]可见，蒋这个盟友在盟军看来已不那么称心如意。总的来说，1943年国民党使得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其弊病在于过分依赖盟军的军事援助，终究使其在一些关键的外交活动上处处受制，不敢力争自己的权益。
国家间的博弈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综合实力的比拼，国民党政府对于苏联大幅度降低在新疆的贸易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胜利的力不从心，从侧面暴露了其在内政方面也表现不佳，与共产党的不断摩擦、通货膨胀、河南大饥荒、白热化的战争等皆令其无暇顾及与他国的矛盾，且蒋的独裁统治也愈演愈烈。当列强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后，蒋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无心使司法系统处于独立地位，却大力推行司法党化。在司法人员的培训教育中强制加入了很多政治性内容，以至于司法机构里充斥着熟悉国民党党义的工作者，而不再是纯粹的通晓法典的司法专家，法官可以进行独立判决，但必须符合党义。1943年的这场司法改革实际上已成为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人治，虽有实现司法现代化的雄心，在根本上却只是一党专政的另一表现形式。蒋的《中国之命运》更直白地表现了他的独裁，文中不仅提到国民党是当时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还指出如若反对则是违背了中华民族的信仰，此等语言，独裁之心昭然若揭。《中国之命运》引起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失望和反对，这或许为日后一部分人转向共产党埋下了伏笔。国共两党对比最为明显的，笔者认为当属书的第九章“救国或饿死人民？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该章通过比较国民政府与边区政府对河南饥荒的态度，体现了国民党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而中共逐渐掌握了优势。提及河南大饥荒最先想到的便是冯小刚导演的《1942》，影片中的惨状记忆犹新，在那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思大力救灾，反而为了优先保障驻军军粮而继续强征老百姓的粮食，本就处于饥荒中的百姓还要被转嫁供养军队的负担，这已然不仅仅是天灾作祟了。毫无疑问，国民党在河南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外国记者报道之后，国际形象也随之受损，甚至一部分美国人也开始对蒋的政权不抱信心了，蒋在直到害怕危及声誉时才下令开仓赈济，然而为时已晚。相反，共产党却在敌后根据地积极组织救灾，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目标，广获支持。除此之外，共产党更加注重思想教育，让人们树立信心；同时将政府的救济和人民互助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自救模式。饥荒使得当地的群众更加信任中共，增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合法性。
1943年，国共两党此消彼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随后爆发的湘桂豫战役中，国民党的失利更反映出了其有限的能力无法支撑宏大的政治愿景，而共产党却以群众路线的实践向人民作了最好的宣传。最终，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彻底崩溃，历史选择了中共。
参考文献：
[1] 周锡瑞，李皓天.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80，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