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性的强化使教师的职责单一化,教师逐渐成为教育技术人员,其道德教化的角色退化,这种师道沦丧的局面是令人担忧的
　　
　　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在工作量、待遇以及教育学生等方面強化了班主任的权利,并从待遇方面加强了保障性规定。不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规定是:“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此规定公布后,舆论哗然。教师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就是教育在校学生,为有效地履行这种责任,包括家长在内的社会也允许教师使用合适的教育方式影响孩子,既包括表彰、鼓励,也包括批评甚至严厉批评,乃至一定限度内的惩罚。不光是班主任可以这样做,任何一个教师都可以这样做。甚至于成人在特定场合,比如看到孩子在破坏公物,也都可以批评孩子。这一权利是习惯上的,内在于教师的职业角色之中,根本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根本无须法律介入的东西,现在却必须由部门规章来规定了。教育部有关人士解释说,现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出现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的现象。所以,必须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来保证和维护班主任教育学生的合法权利。
　　为什么教师不敢管学生、尤其是批评学生?不错,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父母不明事理,容不得教师批评他们的孩子。不过,假如整个社会,从教师到学生,从家长到政府,公认教师有教育孩子的责任及相应权利,整个社会有这样一个关于教育的基本共识,那这少数父母是不足以构成问题的。
　　今天,教师的批评权之所以要作为一种法定权利被特别列举出来,恐怕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松动甚至瓦解。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理念的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学生不只是被教育的对象,学生也是一个享有尊严和权利的个体,教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行为的界限。沿着这样的逻辑,家长、教育界都在寻求种种“快乐教育法”,而批评可能给孩子带来不快乐,因而应当尽量避免。
　　这样的认知存在问题。孩子的人格尊严和权利当然应当始终得到家长、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尊重,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排斥在教育过程中进行批评、惩罚。毕竟,社会之所以安排教育,就是要将公认的基本行为规范与文化内化于孩子的心智中,塑造孩子的道德伦理意识、正派的行为模式、公民意识;同时也使其掌握文明的基本成就,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之需。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教化,还是知识传授,教育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反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鼓励固然很重要,但批评有时也是必需的。
　　这一点很多人都能理解。但社会结构的变化却遮蔽了很多家长的理智,使其在教育问题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知偏差。所谓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家庭的重心迅速下移,家庭对子女角色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是趋向非理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观念同样趋向非理性。正是此种认知的非理性化推动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在90年代以来日益畸形化,比如,教育更为严重地变成应试机制。
　　教育的应试性的强化,导致教师在整个社会、包括学生、家长心目中的形象下跌。传统中国之所以有师道尊严,主要是因为,教师承担着比较完整地教育孩子的责任,教师不仅传授知识,更需教育孩子做人。应试性的强化使教师的职责单一化,教师逐渐成为教育技术人员,其道德教化的角色退化。这样的教师在孩子、在家长心目中是难以再有较高道德和人格权威的。
　　同时,随着独生子女制度化,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作为独生子女的孩子,孩子在事实上被放纵。这样的家庭也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对待教师对孩子的教育,很多爱子女心切的家长拒绝教师批评自己的孩子。意识到这一点的教师不愿得罪家长,也就不敢按照正常的方式教育孩子,而甘于做应试教育的工具。
　　凡此种种因素导致关于教育、关于教师权利的社会共识松动乃至瓦解。这种师道沦丧的局面是令人担忧的。教育至关重要,而教育的成败取决于教师,教师工作的成败又取决于整个社会对教师角色的正确认知,其中就包括对教师可以使用的教育方式的认可。如果教师不能充分运用社会公认的各种教育方式,比如批评学生,那教育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从这个角度看,教育部关于班主任可批评学生的规定,虽然看似蛇足,但在当下师道沦丧情势下,也是必要的。当然,师道尊严之重建涉及诸多深层的社会结构因素,如人口结构问题。不过,对应试教育进行彻底变革至少是有可能的,只要整个社会具有这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