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我于7月底8月初赴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既然是由民主基金会资助，会议主题当然离不开民主。围绕着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两岸学者相互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茶歇时，或餐桌上，总有人拿当年互相指责“蒋匪”或“共匪”的事情打趣，说几个段子。大家忽然觉得，时隔多年以后，互相称“匪”，备感亲切。当然，这是说笑话，带过不提。
　　有一个事情却应该提及，很多台湾学者长期潜心观察研究大陆地区的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成果颇丰。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从我们的角度看，还是对实际情况把握不够深，难免有些误读，或者过度阐释。那么反过来，我们对台湾的研究，会不会在台湾同行眼里也有同样的毛病呢？这真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深入到台湾地方的历史、人文与制度脉络中，仅从一般概念出发，我们对台湾民主的分析评价，也会有肤浅和可笑的地方。
　　因此，我们特别感谢，在坐而论道开完研讨会之后，主人还安排了两天的参访行程，带我们考察台湾民主与地方自治的一些实际运行环节。尽管都是理论与走马观花相结合，多少还是有点心得。在民主体制下，政府在社会问题治理方面会碰到什么问题呢？我想用两个案例做一些对比，一个说明少数人利益诉求所碰到的困难；另一个说明，如果能够汇聚成多数，社会的声音可以放大到怎样的程度。
　　第一个案例是所谓华光社区的拆迁改造与居民抗争。华光社区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其历史形成要追溯到当年国民党败退来台，大批来台人员在这个区域内自行建房安置。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到今天，这里的土地属于“公地”，房子和住户则成了“违建户”，必须拆迁。
　　重点在于，政府以地主的名义对违建户提起民事诉讼，告他们不当得利，要求赔偿。在公告拆迁日期之后，赔偿款还要每天计算利息。有些抗拒不搬的住户，因此背上高达千万元以上的债务，由法院冻结银行账户、股票、债券等等来偿还。不仅如此，拆迁工程必须住户自己出钱请人来做。如果自己不拆，政府会来强拆，价钱翻倍。
　　在司法判决和执行方面，政府几乎拥有绝对的胜算。在债务重压之下，能够坚持抗争的住户并不多。我访谈了其中一些人，他们甚至对大陆的拆迁户还能得到补偿羡慕不已，并再三质问台湾的民主在哪里。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不过，他们除了自己抱团表达之外，也在寻求律师、议员以及媒体和志愿者的支持，一切都公开进行。所谓抗争，也主要是打官司和造舆论。
　　第二个案例来自于对“立法委员”的访谈。我从访谈中强烈地体会到两点，一是“人民有权”，二是“选票至上”。不论哪个党的议员，都告诉我们，人民不但有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立法会”，而且有权利直接对“立法院”陈情。这意味着，即使人民要包围“立法院”，也不能反对。这是朝野共识，是公认的道理。怎样化解包围，要靠智慧与技巧。技巧之一是院内打架，换街头和平。
　　而“立法委员”的行为，以选票为最高指挥棒。用他们的话说，经常要做的两件事，分别是“送人上天堂”和“送人进洞房”，即参加选民家里的葬礼与婚礼。必须出席、到场、套近乎、显示存在，将来才有选票。
　　几天之后，25万人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集会，为洪仲丘死亡事件向政府要求公道。这个事件非常生动地证明了上述两点。人民有权利向政府陈情，自不用说。而25万人，意味着25万张选票及其乘数效应，谁敢怠慢？所以马英九必须小心翼翼，反复表态。毕竟整个台北市的人口不过260万，丢掉眼前这25万人，对于选举来说，等于自杀。
　　选票效应的机制，必然鼓励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表达。其实这对执政党和政府也是好事。那么多人愿意为洪仲丘事件而走上街头，等于释放了清晰的社会信号。所有人都能看清楚，未来的重要议题是什么，票源在哪里。另一方面，类似华光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因为不能聚合多数，就很难吸引政客的关注，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从台湾经验来看，民主是一件幸事。但要加一个补充，它是一件复杂的幸事。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