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不仅是社会要求媒体的责任,更是法律赋予媒体的权利。
　　记者仇子明果真言中了。
　　在报道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被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全国通缉后,这位记者依然强硬地表示,一定会让发出“通缉令”的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向他道歉。
　　话音刚落,7月29日,浙江丽水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其立即撤销刑事拘留决定,并向仇子明赔礼道歉。
　　从“西丰事件”到“跨省追捕”,记者“涉案”已不是第一次,类似使权力蒙羞的赔礼道歉也不是头一回了。只是一个“通缉犯”如此自信、料事如神,还是不免让人诧异,如此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显而易见,遂昌警方的通缉令并非其所谓的“程序合法”,相反却是“选择性执法”。一般来说,新闻报道的责任主体是媒体,而非从业人员。仇子明的报道都是经过报社审核后发出的,属于典型的职务行为。即便追究“刑事责任”,首当其冲的也应该是报社而非记者。
　　从仇子明的言论来看,他的“强硬”,是因为“所报道的都是事实”、“手上有犯罪铁证”。因此,在“道歉”预言成真之后,更应关注的是:仇子明报道的凯恩股份改制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国有土地、将上市公司资产洗钱至个人腰包等问题,是否也是“所言属实”?
　　耐人寻味的还有,面对报道列举的种种证据,遂昌警方不去核查记者反映的公司违法问题是否属实,而是雷厉风行地“通缉”作此报道的记者,厚此薄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疏忽”或隐情?
　　按说“损害商业信誉罪”这样的故意犯罪,一般很少涉及新闻媒体。这是因为,一方面,该罪主要针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恶意诽谤行为;另一方面,根据法律或惯例,媒体只有嚴重失实或者故意诽谤,才会被追究责任。对媒体监督的这种“宽容”,既是因为媒体采访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更是以此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
　　上市公司作为关涉众多利益的公众公司,持续的信息公开、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都是基本义务。公众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批评质疑,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对媒体的批评曝光,遂昌警方不是去认真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滥用本该审慎的权力,这不仅无助于捍卫法律的公平与严肃性,还会给人权力与资本瓜田李下的嫌疑。
　　仇子明无疑是懂法的,而且坚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舆论监督不仅是社会要求媒体的责任,更是法律赋予媒体的权利,这是他的底气之所在。据悉,丽水市公安局将对该案件作进一步调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无疑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及时补救。此外,我们还需追问的是:为什么一次次“事前声称依法”、“事后被迫道歉”的闹剧,仍唤不醒对公民权利的敬畏,阻止不了一些人对批评监督的压制?
　　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事实反复证明,如果只有应急式、公关式的事后救济,而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对法律的敬畏捍卫,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权依然可能被悬置搁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在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的双重视野下,才能找到权利伸张的广阔空间,培植民主政治的沃土。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30日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