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公务员“国考”规模

　　在保定，“中公”的销售向前来报名咨询的考生力推的两种模式，分别是“全程协议班”和“一年通过协议班”，收费均在两万左右，两者区别在于前者针对国考，而后者可针对任何类型的公务员招考。

2008年：农业部办公厅“综合处科员”，录取比例

3592：1

　　而具体的协议又可分为部分退款和全额退款两种。去年的河北公务员省考，许亚和他的妻子分别报了“一万退八千”（录取只收两千工本费）和“两万退两万” （录取全额退款）这两种协议班。因为许亚的笔试成绩排名前三，他报考的监狱系统职位录取比例又较高；而她的妻子笔试仅名列第16（岗位招收3人），却奇迹般地在面试中扳回13分，终被保定市的国税系统录取。

2009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

4723：1

　　这样一来，机构在许亚妻子身上没挣到一分钱，但这难得一遇的情况，也成了保定的“中公”销售人员乐于挂在嘴上的成功案例。但据陈实分析，“其实，那两千块钱已足以抵偿机构为他们夫妻俩人付出的成本了。”

2010年：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欧洲处主任科员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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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行政学专业的许亚，本来底子就比较好，在“面试班”上基本是带大家模拟训练的角色。但他对这笔花费的性价比另有一番考量，“这次考取，相当于为父母省了三四十万。虽然家里有人在衡水的司法系统工作，但托关系进个地方事业单位，也不止这个数。”

2011年：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的“节能与科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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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是考生通往公务员职位的最后一道坎，相对笔试随机性更大，这让大部分进入面试的考生甘心花十倍于笔试班的价格参加培训。用今年报了“中公”面试协议班的孙杨话说，“别人都报名了，你不报名，感觉没底；别人报了一万，你报了五千又不舒服。”

201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科研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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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合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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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培训机构来说，由于考生加重了赌博的砝码，这是一个怎么玩都不会输的“大数游戏”。早在今年4月浙江省公务员招考中，“中公”和“华图”两家就被爆出了为争夺优势生源，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招生契约的事件。浙江一位在笔试中名列第三的考生，发现报不进“中公”的两万元协议班，而同一岗位笔试成绩第二的考生则报进了“华图”按“职位保护”协议限额招收的“保过班”，遂感自己遭到了坑蒙和遗弃。

2014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研究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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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职位保护”，即在特定岗位以1：1的比例招生（一般岗位的面试录取率在3：1至5：1之间），排他性地供给教育资源，以增大学生被录取的概率。“中公”的创始人李永新对此回应称，“其实‘职位保护’的做法，最早是‘中公’在六年前推出的，初衷只是为了增加培训项目的吸引力。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永远握有主动，它可以在浙江按1：1招生，换个地方还是自称1：1招生。实际上考生并不知道实情。”
　　以“保过”的名义，机构把培训费从“千元级”一举哄抬到“万元级”，这种以加强考生竞争力为名的销售手段，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家业内并不十分出名的机构“大公”（现已更名为“知满天”），它最初甚至有着更为耸动的说法，“先录取，再收费”。
　　在“58同城”上，至今留有一年前发布的颇具煽惑力的帖子，承诺“知满天”面试培训的三大特点：“一是不录取，不收费；二是不收教材费；三是从面试到政审、体检环节，也都保过。”
　　敢于打出这样的满口承诺，让人掂量起“知满天”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这家机构最初即在保定起步，2008年以来一直委身于一栋老旧商住两用楼宇。普通的两居室改造成了报名收费处，墙头张贴着残破的玻璃纸海报，张扬地用红底白字炫示着自称“中国第一公务员面试研究室”的孙景民团队。
　　说起孙景民，“中公”的李永新出言颇为不逊，称此人历来不按常理出牌，“当年差点搞乱了这个市场，降低了行业的门槛”。藏头露尾的孙景民在保定、沧州这样的河北二三线城市，四处可见他的名号，但却极少有人见过他的真身。保定“知满天”的负责人黄威然的托辞是，“孙老师年纪大了，少有精力应付一线教学”。
　　当陈实在北京“知满天”总部见到传说中的孙景民其人，虽然之前有过接洽“陈建军”的错愕，但等到一个江湖气十足的光头出现在他的面前，在京城初冬里只披一身薄棉布套衫，还是让他禁不住浑身一激灵。

　　孙景民在来客面前，极意渲染创业的艰辛，那张五官粗犷的脸，更显出长年风蚀雨侵的草根气息：当年怀揣两万块钱从保定起家，一个人包干讲课、发传单。时运最不济的时候他甚至在北京双秀公园摆摊，向晨练的老人兜售藏药。

1万

考生即便是只报最基础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和《公务员面试指导》，三门加起来少则几百元，多则一两千元，如果从基础班到点题班全部学下来，则需要1万多元。

　　在进入公考培训这行前，孙做过中小学英语培训，也做过自考培训，都赔钱了。甚至现在主打“面试培训”，在东北、华北铺开了十三四家培训点，“也还是不挣钱，”他说，“全身上下没一件东西超过一百块的。”

50亿

华图副总裁于洪泽：每年至少有80万的考生参加各种考前培训，按照平均每人5000元的培训花费，收入就可以达到40亿元，再加上购买辅导教材，市场规模超过50亿元。

　　这么一个单打独斗起家的“破落户”，怎敢祭出“先录取，再付费”的招数？孙景民闪避的眼神，像是突然扑准了一个方向。“‘中公’、‘华图’自然是行业的老大哥，但如果你在价格上没有优势，他们可以用很多的优势，打压我们这种小机构。”

1000家

目前全国大约有700～1000家针对国考的培训的机构，其中有以中公教育、华图教育为代表的全国性的连锁培训机构，也有很多区域性的培训机构，有的以省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布点，有的则以市为中心。

　　为了自降成本，他有一套自己的路数。在连锁机构普遍以研究生学历为起点招收培训师之时，孙景民的“知满天”是唯一一家在招聘启事中，打出“不要求学历”口号的培训机构，“我们喜欢用退伍军人”。
　　他甚至用“中国革命史”为参照来陈述团队的发迹史，“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呢？第一是农村包围城市，第二是运用了最能够依靠的人，它没有选择大学生，而是选择了中国最底层、文化程度最低的人。靠得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最原始的利益动。”
　　公务员考试培训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靠着手下十几号专职人员，和百来号临时雇佣的培训师，孙景民在大机构不愿以及难以深入的地方，捕捉到了人们为了微茫的希望赌博式投入的欲求。

公开的秘密

　　就在孙景民们谋划着他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臆想时，“华图”、“中公”这样的业内“正规军”在首善之区大幅度地加速着他们的攻城掠地。
　　在“中公”创始人李永新勾画的版图里，“中公”的市场占有率将在明年超过“华图”两成，它的总部也悄声不响地搬进了北京中关村附近一栋独立办公楼，还在京郊顺义拥有两个占地分别达30、60亩的教师培训基地，已然是内、外训门类齐全（内训系指师资培训）。
　　就在“中公”总部两条马路之外，“华图”在海淀区的新门店开张时，以一贯的高调，邀来了海淀区副区长剪彩，以炫示机构有着千丝万缕官方背景的实力。
　　在桌面以下，双方的交战已从市场绵延到了师资层面。“华图”今年3月份启动了“猎人计划”，以奖励机制刺激“中公”的师资跳离对手阵营。“只要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就开价800—2000，不管你到哪里去，离开‘中公’就给钱。”李永新说。
　　据第三方统计数据，从2009年至今，公务员考试培训行业内大型机构疾速扩张，这也导致了培训师的规模化产出。“华图”“中公”两家培训出来的教师，占市场上总培训师的92%。一名负责外场规则指导的面试培训师，只要经过3-7天的集中培训，就能上岗。
　　近三年内，大面积的师资标准化招录、培训，再加之小机构几乎被挤出主流市场，公务员考试培训在业内其实已无秘密可言。连孙景民也承认，“冲着潜规则来的考生，已经没有了。在七八年以前公务员考试录取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在国内比起中考、高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是最公平的考试。”
　　陈实更以2007年以后公务员考试面试的改革来现身说法，以前那些小型机构还可能走走地方组织部的关系，在面试中得到考官格外照顾；现在每一场面试的考官，都由招考单位、组织部、党校和其他专家多方组成，搞定其中一条路子，不足以改变考试的结果。“能走通的路子，不会打着招牌出来卖，而只是在亲信的小圈子内，私下流通。”陈实说。
　　“说到底，没有人能拿一两万块钱，来撬动一个编制内的职位”。陈实扳着指头算了一道：本科生考中基层公务员，可同时继续在职攻读研究生，相当于省了三年时间和十万生活费；研究生考取公务员编制，哪怕是村官，就等于省了十五万活动副科级的经费；如果是录取了北京的职位，那更不得了，单单是落户口就值二十五万。
　　从实际的求职成本与效用出发，公务员考试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不亏”的选择。今年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张鸣的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考生的心态，“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是个很尴尬的话题，有钱人有求于你，但是不一定尊重你看得起你，更多的是觉得你手里有点权力牛逼什么。说白了，优点就是丈母娘喜欢，姑娘们到了相亲年龄，妥协了不等真爱了，听说是公务员，都愿意来见一面。”
　　连考了三年公务员，且放弃了其中一次，陈实至今仍在待价而沽。在他的算盘里，运用当学生干部时积累的资源，经营这门体制边缘的生意，在未来五年内仍是最佳选择。“我回到体制内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家的选官制度改变，让我直接一步做到位。”
　　这股“豪气”，在进京勾兑生意，拜会在北京市委当公务员的同学时，让他感到有点英雄气短。“（你）天天能见着市委书记了吧？”他的寒暄中含混着眼热和自尊的刺痛。对方的车不如他，但出入东单的市委大院；对方还借寓着单位分配的宿舍，但在北京分房已列入了计划。
　　在和这些体制内朋友的饭局上，他至少可以拾得一两个官场段子的牙慧，移用到自己的公考培训班上。这回听来的一个，又让他暗自叫绝。给领导做秘书的朋友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漏了通知自家领导系什么颜色的领带，结果险些出现一片红中一点蓝的尴尬场面。这个朋友赶紧解下自己的领带，给领导戴上。“这就叫急智，识时务。”
　　饭局过后，车灯在浓雾中射不出多远，目送着朋友的背影在笼罩着从北京到保定的同一片雾霾中消失，陈实意犹未尽。“这哥们从我们省内唯一的‘211’重点大学毕业（华北电力大学，现已迁至北京）。研究生考上清华，果断放弃，进京当公务员。四五年下来，等我考上的时候，都该混成个科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