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洪子诚先生曾经提出过“风景禁忌”的看法,“典型环境或环境的真实问题,在当代文学成规中,是一堵重要的防火墙,以隔离、阻挠导致质疑整个社会体制制度合法的可能性.”这些创作成规在80年代中期随着一批后来被定名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出现而逐渐瓦解,与“风景禁忌”相对的“还原生活的原生态”几乎成为了新写实小说的标志性口号.这些文本给人们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其共同表露的“解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利主义,去写被革命现实主义所忽略所遮蔽所摒弃的那一部分世俗生活和人生经验”.或许正因于此,在1986年应运而生的《狗日的粮食》以其与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对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底层农村物质生存窘境的描绘,长期以来在学界精英乃至文学史的叙述中常常被放在“新写实”这一语境中去理解.人们更关注的往往是这篇小说中人在物质生存极境下所表现的食本性,甚至有论断将它的悲剧性归因于粮食的匮乏,而推向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呈现了被扭曲了的对食和性的追求,生存的苦难不再拥有任何的玄思,只是赤裸裸地表达为生存的需要.”,“《狗日的粮食》通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一生缺粮的遭遇,表明在生存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全部生存的意义只在于满足求生的欲望,人性和人的价值就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扭曲.”“粮食既是维系乡村个体自然生存本能的重要支柱,也是摧毁个体生命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文本或许呈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描摹,但其内涵远不止于展示苦难,苦难的根源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外界生存环境的压力,曹杏花没有在最缺乏粮食的年代饿死,而是在相对宽裕的年代服毒自杀这一结果本身就是对上述观点最有力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