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书局1916年成立于上海，与商务、中华同为中国三大老店，出版各类教科书、文史、艺术、翻译、休闲、医学等书籍，是一个综合性出版社。1949年之后辗转迁到台湾，总局设在台北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除了继续各类书籍的出版外，更专业致力古籍的出版。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总编辑——国学大师杨家骆先生曾经连续多年以“间日一书”的方式，出版了几千种珍贵的中国传统经典。
到了70年代，世界书局又推出了《永乐大典》，成为古籍出版中引以为傲的巨著，可是这套古籍毁损殆尽，残本至今散佚世界各地，它的流失，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难掩的痛。我们四处求访，搜集英、美、德、法、日、俄等各国残本约800卷，整编缩印为100册，这套书的问世，为许多学者专家提供了重要宝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80年代，我们出版了《四库全书荟要》。《荟要》与《全书》不同，《全书》现在两岸各地都还存有各个版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等等；但是《荟要》仅存世间唯一孤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世界书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唯一合法授权的出版者。
到了9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世界书局毅然退出了教科书市场，这也带来了一个考验：古籍出版是一个辛苦且赔钱的市场，当教科书的财源中断后，是不是还继续古籍的发展？当时的书局发行人做了一个明确而且坚定的决策，继续做一些古籍的整编，并开始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耳熟能详的小说，及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黄山谷等诗文全集，重新大字打排，强调版本考证及足本出版。我们认为，白话注释、句读导读的工作，只要有市场，永远有人做，但重要的是留下古籍正确完整的原貌，并且让初次接触古籍的年轻读者，能看见传统样貌。
进入21世纪以后，市场更为缩小，我们用力思考如何让古籍不绝版消失。近几年，我们开始用现代科技POD的方式，以小量印刷重制了几百种传统古籍，使得一些绝版书，或没有市场的冷门书，重新回到市场，虽然也是高成本低回收，但不必积压库存。
如今，中华文化成为了世界的新焦点，两岸出版人如何在古籍出版上合作，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契机，笔者提出四项共同面对的困难，或许能以此作为合作的起点。
1.专业人才的培训困难
古籍的保存修复、版本的研究考证、整理、注释、编选、印制、装帧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才，但因为营业收入不佳，所以很难吸引高水平的年轻人专业学习，或长期投入这类工作，以致老成凋零、后继无力。
2.所需的资源庞大、牵涉层面广泛、投入时间漫长
古籍的整理编印，是劳力密集、脑力密集而且资金密集的工作，尤其是大套书的出版，更是艰巨庞大的工程，需要资源支持、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引导，不是民间私人企业能独立完成的。有些古籍散佚世界各地，例如世界书局早年出版的《永乐大典》，就是尽力搜罗了流失在世界各地的藏本，以当时困窘的资源缩印问世。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永乐部分书卷以仿真形式制作，让全世界看到了这套珍贵古籍的原貌。有些古籍分置两岸，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如何让他们团聚结合，也是中华儿女的文化责任。
世界书局去年到北京制作、今年推出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是一个成功的合作案例。《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原有两卷，卷一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卷二则在北京。2008年两岸故宫院长首度互访，提及此书，世界书局因缘际会承接这项工作，将台北所藏卷一仿真线装，在北京古法手工彩印、用安徽的手工宣纸、杭州的黄绫裱被，工期十分漫长，但象征两岸文化合璧的意义极其深远。尤其据版本考证，此书是明代小皇帝的启蒙教材，它浅显的诗文，配上鲜艳精致的画面，或许也是两岸联手走向国际市场，宣传中华文化的好题材。
3.市场狭小，营销赢利困难
古籍出版涵括了工程宏伟的大型套书、艰深冷僻的稀有专书及大众较熟悉的传统经典，各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模式，但前二者是个极其小众的消费群体，缺乏经济效益，无法在一般书店里铺货，往往要透过特殊昂贵的管道。而读者较多的第三种，表面上看来热闹红火，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孟老庄、三国水浒等，但却是个版本良莠不齐、重复出版的混乱市场。若能把两岸市场规模融合考虑，必能使一些原本因数量太少无法出版的书得以印行，使一些原本只能屈就低成本编整制作的书，被赋予较高的附加价值。但两岸简繁体和竖排横排的差异，也使市场整合有困难，如何克服障碍，彼此靠近，需要集思广益。
4.整编项目轻重缓急的取舍
古籍整理需要和时间赛跑，岁月分秒都在侵蚀着残缺脆弱的书卷，是祖先的心血智慧在流失！哪些项目必须先做、哪些书种对当代人类有价值、哪些古籍必须现在抢救下来留给后世子孙，都是长远的文化规划。近来，我们看到大陆对于古籍出版有一些提纲挈领的整体规划，如果能够把两岸的资源合并考虑，或许能事半功倍，而且如何从中撷取数据，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两岸出版人在这个领域里各有巧思、各有所长，可以开创出更宽广的道路。
（作者单位系台湾世界书局）
到了70年代，世界书局又推出了《永乐大典》，成为古籍出版中引以为傲的巨著，可是这套古籍毁损殆尽，残本至今散佚世界各地，它的流失，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难掩的痛。我们四处求访，搜集英、美、德、法、日、俄等各国残本约800卷，整编缩印为100册，这套书的问世，为许多学者专家提供了重要宝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80年代，我们出版了《四库全书荟要》。《荟要》与《全书》不同，《全书》现在两岸各地都还存有各个版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等等；但是《荟要》仅存世间唯一孤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世界书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唯一合法授权的出版者。
到了9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世界书局毅然退出了教科书市场，这也带来了一个考验：古籍出版是一个辛苦且赔钱的市场，当教科书的财源中断后，是不是还继续古籍的发展？当时的书局发行人做了一个明确而且坚定的决策，继续做一些古籍的整编，并开始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耳熟能详的小说，及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黄山谷等诗文全集，重新大字打排，强调版本考证及足本出版。我们认为，白话注释、句读导读的工作，只要有市场，永远有人做，但重要的是留下古籍正确完整的原貌，并且让初次接触古籍的年轻读者，能看见传统样貌。
进入21世纪以后，市场更为缩小，我们用力思考如何让古籍不绝版消失。近几年，我们开始用现代科技POD的方式，以小量印刷重制了几百种传统古籍，使得一些绝版书，或没有市场的冷门书，重新回到市场，虽然也是高成本低回收，但不必积压库存。
如今，中华文化成为了世界的新焦点，两岸出版人如何在古籍出版上合作，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契机，笔者提出四项共同面对的困难，或许能以此作为合作的起点。
1.专业人才的培训困难
古籍的保存修复、版本的研究考证、整理、注释、编选、印制、装帧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才，但因为营业收入不佳，所以很难吸引高水平的年轻人专业学习，或长期投入这类工作，以致老成凋零、后继无力。
2.所需的资源庞大、牵涉层面广泛、投入时间漫长
古籍的整理编印，是劳力密集、脑力密集而且资金密集的工作，尤其是大套书的出版，更是艰巨庞大的工程，需要资源支持、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引导，不是民间私人企业能独立完成的。有些古籍散佚世界各地，例如世界书局早年出版的《永乐大典》，就是尽力搜罗了流失在世界各地的藏本，以当时困窘的资源缩印问世。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永乐部分书卷以仿真形式制作，让全世界看到了这套珍贵古籍的原貌。有些古籍分置两岸，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如何让他们团聚结合，也是中华儿女的文化责任。
世界书局去年到北京制作、今年推出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是一个成功的合作案例。《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原有两卷，卷一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卷二则在北京。2008年两岸故宫院长首度互访，提及此书，世界书局因缘际会承接这项工作，将台北所藏卷一仿真线装，在北京古法手工彩印、用安徽的手工宣纸、杭州的黄绫裱被，工期十分漫长，但象征两岸文化合璧的意义极其深远。尤其据版本考证，此书是明代小皇帝的启蒙教材，它浅显的诗文，配上鲜艳精致的画面，或许也是两岸联手走向国际市场，宣传中华文化的好题材。
3.市场狭小，营销赢利困难
古籍出版涵括了工程宏伟的大型套书、艰深冷僻的稀有专书及大众较熟悉的传统经典，各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模式，但前二者是个极其小众的消费群体，缺乏经济效益，无法在一般书店里铺货，往往要透过特殊昂贵的管道。而读者较多的第三种，表面上看来热闹红火，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孟老庄、三国水浒等，但却是个版本良莠不齐、重复出版的混乱市场。若能把两岸市场规模融合考虑，必能使一些原本因数量太少无法出版的书得以印行，使一些原本只能屈就低成本编整制作的书，被赋予较高的附加价值。但两岸简繁体和竖排横排的差异，也使市场整合有困难，如何克服障碍，彼此靠近，需要集思广益。
4.整编项目轻重缓急的取舍
古籍整理需要和时间赛跑，岁月分秒都在侵蚀着残缺脆弱的书卷，是祖先的心血智慧在流失！哪些项目必须先做、哪些书种对当代人类有价值、哪些古籍必须现在抢救下来留给后世子孙，都是长远的文化规划。近来，我们看到大陆对于古籍出版有一些提纲挈领的整体规划，如果能够把两岸的资源合并考虑，或许能事半功倍，而且如何从中撷取数据，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两岸出版人在这个领域里各有巧思、各有所长，可以开创出更宽广的道路。
（作者单位系台湾世界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