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事件回放】
广西隆林“孤儿”杨六斤，近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先是其“悲惨身世”被当地某电视台聚焦，后是遭“跨省争夺”……这也让杨六斤的境遇，经历了从“弃儿”到“宠儿”的180°反转。原以为，这场悲喜剧就要谢幕，谁知道，随着媒体的细节还原，剧情来了个“大逆转”。杨六斤确实身世堪怜，但并非节目中那般孤苦无助：他每周住校五天，周末才回家，所吃野菜是当地农家的家常菜，并享受低保等各种资助，而“吃野菜充饥”的情节系杨六斤应电视台要求所“演绎”……这下，舆论也跟着转向：不少人将对孤儿的同情、政府不作为的鞭挞转化为对失实报道的口诛笔伐，认为它亵渎和消费了公众的爱心。
材料简析
你以为这是一则“穷吃野菜无人问，富在深圳有远亲”的悲剧，不想却可能是一场电视艺术创作的比惨戏。“野菜男孩”事件的真伪，俨然成了一个价值多元的辩题，关涉媒体传播伦理、社会救助制度、公益资源配置、时下慈善生态等方面。它是一面镜子，在峰回路转的过程中，真实映照出各方基于利益关切之上的姿态。在始作俑者疑似承认故事部分失实之后，最可疑的，其实并不是捐钱者的姿态，而是没有捐钱者集结舆论所发出的“上当受骗”的声音。
慈善与公益，始终是一个令人深思且有争议的话题。
〉〉〉〉〉立意关键词：煽情慈善
——在一种平和理性的氛围下，将慈善兑现为稳态的责任，且慎于消费弱势者的隐私与心情。
慈善不能只肯为煽情故事埋单
邓海建
中国自古有言：“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自有历史以来，慈善作为易碎品，最怕矫揉造作地帮倒忙。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自然有理由对失实的杨六斤事件跳脚骂娘——尤其是那些掏出真金白银的行善者，不实信息起码误导了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当然，对此事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下面这个话题：如果杨六斤的故事一开始即以更“真实”的姿态呈现，那么，善心善念还会迸发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吗？这个问题与收视率无关，却拷问着慈善规则中的生态平衡。
有一点是肯定的：悲惨的故事，总是特别感人；人性在比惨中，容易激发天然的悲悯。媒体自然深谙这个逻辑，别说人物纪实，就是选秀比赛，也惯于对煽情的戏码添油加醋。不过，如果慈善只愿为煽情埋单，这就成为一种病态了。一方面，慈善的本质属于社会资源的三次配置，它是人类对社会财富失衡的主动矫正，换言之，生活凄惨，是慈善水到渠成的背景，但富人慷慨解囊，绝不能因“感动”而一时脑袋发热；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总是在水涨船高，救助制度也好，底线生存也罢，都在进步，而艰苦或困难指数也在减弱——就像扶贫工作一样，今天的贫困早已不同于往日，如果标准不抬高，恐怕早就没有贫弱可以扶持——那么，“杨六斤”们的命运，若没有野菜与流浪的催化，就不该伸出援手了吗？
往前看，穷人的故事迟早不会一如既往地煽情，但相对的弱势者还是需要爱心给予其应有的温暖。弄清这个道理，也许更能理解最近“标哥”在美国宴请流浪汉所遭遇的尴尬：纽约救济中心总监梅斯认为，这场高调的慈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给陈光标自己关注”。梅斯说：“美国慈善家们通常并不在大量媒体报道和关注下做事，他们谨慎地给予，而并不张扬。”是的，西方慈善没有那么多苦大仇深、潸然泪下，这并不是说他们挖不出“杨六斤”们的故事，而是在一种平和理性的氛围下，将慈善兑现为稳态的责任，且慎于消费弱势者的隐私与心情。
锐眼点评 我们相信，终究有一天，“杨六斤”们会有更美好的人生，但只要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救助，社会仍应当审慎稳妥地给予关怀。不煽情，也埋单，也许才是最好的慈善。
〉〉〉〉〉立意关键词：公益误区
—— 所有这些认知误区都是阻碍中国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它们会成为压在一些公益人身上的包袱，也使得一些公益人选择迎合公众。
“杨六斤事件”：公益为何偏好悲情故事？
汤嘉琛
电视公益节目刻意“贩卖”悲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悲惨故事观众最买账，也最可能让观众在关注的同时掏钱捐助。同样一个孤儿的故事，如果电视台播出前没有做一些“包装”，最终很可能难以激起观众的共鸣和行动。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公益的认知，实质上影响了一些公益人和公益行动。但是，一旦公益行动中的某些失真做法被揭穿，大家对公益的信任将被严重挫伤。
事实上，社会大众关于公益的认知误区，并不限于对“悲惨故事”的偏好。
有一种同样很普遍的认知误区是，认为做公益的人就应该当“活雷锋”。在一些人的逻辑中，公益行为很高尚，所以每一笔爱心捐款都应100%用于公益项目。正因为有这种比较原始的公益观念，一些人看到某些基金会晒出的账目明细中有“执行费支出”时，就质疑公益人有中饱私囊的嫌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那是“骗捐”。可实际上，公益需要成本，已经是现代公益慈善的基本常识。
另一种认知误区是，习惯性地怀疑参与公益者另有所图。这看上去有些矛盾——人们既认为公益是高尚行为，又忍不住怀疑参与公益者动机不纯。然而，现实就是这样荒唐，不少人都不相信世上有高尚的公益爱好者，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怀疑那些参与公益的人都有小算盘。在他们看来，有些人做公益是为了“追名”，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有些人做公益是为了“逐利”，直接捞油水或为了赚更多钱而以公益之名铺路。
此外，还有一种认知误区，是以“量”的标尺衡量公益，甚至开展道德绑架。从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捐款开始，给捐款单位和个人“排座次”，就成了网络一景。不仅那些没有捐款的企业和富豪会被网友“揪”出来，捐款额度较少的人也会被网友“晒”出来。这种带有“逼捐”色彩的行为已经背离公益慈善的初衷，这种不够理性的舆论客观上也会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形成“负向激励”。
广西隆林“孤儿”杨六斤，近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先是其“悲惨身世”被当地某电视台聚焦，后是遭“跨省争夺”……这也让杨六斤的境遇，经历了从“弃儿”到“宠儿”的180°反转。原以为，这场悲喜剧就要谢幕，谁知道，随着媒体的细节还原，剧情来了个“大逆转”。杨六斤确实身世堪怜，但并非节目中那般孤苦无助：他每周住校五天，周末才回家，所吃野菜是当地农家的家常菜，并享受低保等各种资助，而“吃野菜充饥”的情节系杨六斤应电视台要求所“演绎”……这下，舆论也跟着转向：不少人将对孤儿的同情、政府不作为的鞭挞转化为对失实报道的口诛笔伐，认为它亵渎和消费了公众的爱心。
材料简析
你以为这是一则“穷吃野菜无人问，富在深圳有远亲”的悲剧，不想却可能是一场电视艺术创作的比惨戏。“野菜男孩”事件的真伪，俨然成了一个价值多元的辩题，关涉媒体传播伦理、社会救助制度、公益资源配置、时下慈善生态等方面。它是一面镜子，在峰回路转的过程中，真实映照出各方基于利益关切之上的姿态。在始作俑者疑似承认故事部分失实之后，最可疑的，其实并不是捐钱者的姿态，而是没有捐钱者集结舆论所发出的“上当受骗”的声音。
慈善与公益，始终是一个令人深思且有争议的话题。
〉〉〉〉〉立意关键词：煽情慈善
——在一种平和理性的氛围下，将慈善兑现为稳态的责任，且慎于消费弱势者的隐私与心情。
慈善不能只肯为煽情故事埋单
邓海建
中国自古有言：“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自有历史以来，慈善作为易碎品，最怕矫揉造作地帮倒忙。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自然有理由对失实的杨六斤事件跳脚骂娘——尤其是那些掏出真金白银的行善者，不实信息起码误导了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当然，对此事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下面这个话题：如果杨六斤的故事一开始即以更“真实”的姿态呈现，那么，善心善念还会迸发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吗？这个问题与收视率无关，却拷问着慈善规则中的生态平衡。
有一点是肯定的：悲惨的故事，总是特别感人；人性在比惨中，容易激发天然的悲悯。媒体自然深谙这个逻辑，别说人物纪实，就是选秀比赛，也惯于对煽情的戏码添油加醋。不过，如果慈善只愿为煽情埋单，这就成为一种病态了。一方面，慈善的本质属于社会资源的三次配置，它是人类对社会财富失衡的主动矫正，换言之，生活凄惨，是慈善水到渠成的背景，但富人慷慨解囊，绝不能因“感动”而一时脑袋发热；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总是在水涨船高，救助制度也好，底线生存也罢，都在进步，而艰苦或困难指数也在减弱——就像扶贫工作一样，今天的贫困早已不同于往日，如果标准不抬高，恐怕早就没有贫弱可以扶持——那么，“杨六斤”们的命运，若没有野菜与流浪的催化，就不该伸出援手了吗？
往前看，穷人的故事迟早不会一如既往地煽情，但相对的弱势者还是需要爱心给予其应有的温暖。弄清这个道理，也许更能理解最近“标哥”在美国宴请流浪汉所遭遇的尴尬：纽约救济中心总监梅斯认为，这场高调的慈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给陈光标自己关注”。梅斯说：“美国慈善家们通常并不在大量媒体报道和关注下做事，他们谨慎地给予，而并不张扬。”是的，西方慈善没有那么多苦大仇深、潸然泪下，这并不是说他们挖不出“杨六斤”们的故事，而是在一种平和理性的氛围下，将慈善兑现为稳态的责任，且慎于消费弱势者的隐私与心情。
锐眼点评 我们相信，终究有一天，“杨六斤”们会有更美好的人生，但只要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救助，社会仍应当审慎稳妥地给予关怀。不煽情，也埋单，也许才是最好的慈善。
〉〉〉〉〉立意关键词：公益误区
—— 所有这些认知误区都是阻碍中国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它们会成为压在一些公益人身上的包袱，也使得一些公益人选择迎合公众。
“杨六斤事件”：公益为何偏好悲情故事？
汤嘉琛
电视公益节目刻意“贩卖”悲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悲惨故事观众最买账，也最可能让观众在关注的同时掏钱捐助。同样一个孤儿的故事，如果电视台播出前没有做一些“包装”，最终很可能难以激起观众的共鸣和行动。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公益的认知，实质上影响了一些公益人和公益行动。但是，一旦公益行动中的某些失真做法被揭穿，大家对公益的信任将被严重挫伤。
事实上，社会大众关于公益的认知误区，并不限于对“悲惨故事”的偏好。
有一种同样很普遍的认知误区是，认为做公益的人就应该当“活雷锋”。在一些人的逻辑中，公益行为很高尚，所以每一笔爱心捐款都应100%用于公益项目。正因为有这种比较原始的公益观念，一些人看到某些基金会晒出的账目明细中有“执行费支出”时，就质疑公益人有中饱私囊的嫌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那是“骗捐”。可实际上，公益需要成本，已经是现代公益慈善的基本常识。
另一种认知误区是，习惯性地怀疑参与公益者另有所图。这看上去有些矛盾——人们既认为公益是高尚行为，又忍不住怀疑参与公益者动机不纯。然而，现实就是这样荒唐，不少人都不相信世上有高尚的公益爱好者，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怀疑那些参与公益的人都有小算盘。在他们看来，有些人做公益是为了“追名”，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有些人做公益是为了“逐利”，直接捞油水或为了赚更多钱而以公益之名铺路。
此外，还有一种认知误区，是以“量”的标尺衡量公益，甚至开展道德绑架。从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捐款开始，给捐款单位和个人“排座次”，就成了网络一景。不仅那些没有捐款的企业和富豪会被网友“揪”出来，捐款额度较少的人也会被网友“晒”出来。这种带有“逼捐”色彩的行为已经背离公益慈善的初衷，这种不够理性的舆论客观上也会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形成“负向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