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他曾被派到中国参加抗战，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等要职。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第一次来中国，是1980年。
　　一位北京朋友陪着他，走街串巷，终于找到了约翰想找的地方——喜鹊胡同4号。约翰告诉朋友，自己从小就看到家中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就是这个胡同里的一所老宅子。那儿是他外祖父、史迪威将军的故居。
　　史迪威将军可谓大名鼎鼎。他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生前曾荣获美国军界几乎所有最高荣誉。上世纪前半叶，他先后5次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1942年，日军进犯缅甸，国民政府派出中国远征军，史迪威曾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
　　在他指挥那场战役期间，中国远征军曾遭遇过重大损失，也做出过绝地反击，谱写了二战史上辉煌的篇章。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日前有幸采访了来华访问的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由此打开尘封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还原在那个波谲云诡年代的史迪威。
　　对中国深入了解
　　坐在宾馆沙发上，约翰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他所知道的外祖父。
　　“1900年，17岁的史迪威进入西点军校，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员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史迪威在法国服役。他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动荡不安，美国国内的氛围过于和平。所以刚从法国回到华盛顿，他就要求再次去海外。“当时派他驻华，他就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了一年汉语，1920年8月，到了北京。”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史迪威立刻去了战场前线。“他想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怎样开战的;战场上哪些事能够推进，哪些事不能推进。他看到了中日双方的问题，也看到了中国士兵的精神和品质，了解到日本军队的纪律性和军队的规则”，约翰说。
　　那段时间，欧洲的局势也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召回了史迪威，他被晋升为准将，“当时，史迪威已经是美国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马歇尔将军曾想让他计划、部署和指挥美军在北非的登陆作战。日军突袭珍珠港后，二战盟军中缅印战区成立，总司令蒋介石请求美方援助。考虑到史迪威对中国的了解，便派他前往中国。”作为一个军人，史迪威的回答是：“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史迪威这次抵华的任务，比以往都艰巨。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公路被日军一步一步占领，运输援华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被切断。1942年初，蒋介石派出最精锐的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急驰援缅，史迪威任总司令。但最初的战争并不顺利，日军一路攻占仰光等地，甚至把战火烧过边界，侵占了中国云南腾冲和龙陵。
　　在约翰眼里，中国政治和军队的复杂性是史迪威指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的原因。“他进入到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蒋介石说给他指挥权，可当史迪威到了缅甸，才发现中国将领并不听他的。因为蒋介石私下发电报，下达的命令与史迪威的作战计划相反。所以经常是，史迪威说：我们这样打。而蒋介石说：不行，你们得那样打。”面对这种局面，史迪威还专门回了一趟重庆找到蒋介石，但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约翰说：“实际上，外祖父并不是中缅印战场上的司令。”
　　约翰特别向记者强调，关于史迪威的指挥，还有一点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的。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后，中国军队大部分撤回中国，途中死伤惨重，200师师长戴安澜殉国。“很多人把责任推到史迪威身上，指责他抛弃了中国军队，可回国的命令根本不是他下达的，他的计划是带着中国军队撤往印度。”
　　轉机是在1943年12月，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远征军反攻缅北。1944年8月，缅甸战场的密支那战役取得基本胜利。次年1月，滇西沦陷区全部收复，滇缅、中印公路打通。
　　但战争胜利并没有改变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反而愈加尖锐。“外祖父的目标是要中国军队对日军作战。蒋介石的目标是要美国人帮助他，得到更多的援华物资，保存更多的军队实力，然后打共产党。”而史迪威对共产党恰恰很同情。1943年9月，他曾建议使用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向华北日军侧翼进攻，把蒋介石气得够呛。蒋介石随后向罗斯福提出撤换史迪威。1944年8月，史迪威促成美国观察组赴延安。眼看着史迪威与共产党越来越亲密，次月，蒋介石在史迪威被晋升为上将的情况下，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撤换。
　　出于各种考虑，史迪威于1944年10月被召回，于两年后因胃癌逝世。如今，人们再回忆这段历史，史迪威更多是以“中国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每年春节吃一顿年饭
　　约翰的母亲是史迪威的大女儿南希。南希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文思，她少时在中国生活，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因为南希比其他孩子大很多，所以一直作为史迪威的“家事秘书”并负责料理他的后事。约翰的父亲欧内斯特则是一名准将，曾任史迪威将军在中国和印度指挥作战司令部的情报军官。
　　史迪威的三女儿史文森，对中国也非常有感情。她当年就出生在协和医院，从小拜中国画家为师，还会书法。18岁时，她在北京美术学院举办过一次画展，回美国后，还曾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史文思和史文森姐妹俩访问中国，回到曾经的家。“回去之后，我母亲和姨妈很想为中美关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就创办了一个史迪威奖学金。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她们会定期外出募款，让人们为史迪威奖学金捐助。”
　　约翰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们家一直有与中国相关的“传统活动”。“每年过中国春节时，我妈妈和姨妈都会在中午组织家人聚餐，吃一顿‘年饭’。”
　　如今，史迪威与中国的情谊在孙辈中传承。长孙1960年从西点军校毕业，越战期间在南越担任军事顾问，之后留在美国陆军服役，直到1988年退役。
　　作为史迪威外孙的约翰，与中国联系更多。中国曾有学者赴美，希望找寻当年中缅印战场上的阵亡美国士兵后人。但美方怕引出阵亡人员亲属的伤痛回忆，保密工作十分严格，因此学者多次问询，都碰壁而回。最后，约翰凭借与军方的特殊关系，帮中国学者拿到了这份沉重的名单。 　　约翰自己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退役之后，他把更多的兴趣放在研究史迪威与中缅印战场上。“我的外祖父是名人，和其他名人一样，人们对他有很多误解，我想让人们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担心别人批评史迪威
　　环球人物杂志：史迪威有个外号，叫“酸醋乔”。很多国民党将领都在日记中记载他脾气大，喜欢骂人。从性格上说，他是不是比较不好相处？
　　约翰：史迪威的带兵风格是非常体恤普通士兵。他很早就在观察中国军人，他觉得这些士兵都被耽误了——手上没有好武器，军队伙食也不好，甚至连军饷都被克扣。所以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前，他就有训练中国士兵的想法。
　　在印度蓝姆迦训练士兵时，史迪威构想出两个方案。第一，如果战役中有军士阵亡，他们的家人会得到军队的抚慰金。第二，士兵一旦伤重致残，会被送到专门的训练营，根据他们的情况教他们一门谋生技能，以便将来回中国后，这些残疾士兵也能继续生活。其实，他和普通士兵的关系很好，称他们是“我的孩子们”。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外界对他尖酸刻薄的说法是一种误解？
　　约翰：我和外祖父接触比较少，但父亲曾跟随他，对他比较了解。从我父亲的日记里，你就能知道他有多么崇拜我的外祖父——每天在那样的压力下还能做事。他曾说过，外祖父不会高声训人，只是用很专业的方法让你明白自己到底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直到后来，父亲看到《史迪威日记》时，才知道他曾经发过很多牢骚。
　　人在写日记的时候，是带着情绪在里面的，并不一定就是当时说了那些话。可能很多人都是根据《史迪威日记》的内容评判他，觉得他尖酸、刻薄。我和史迪威的好几个在世的部下都聊过，他们口中的史迪威，脾气一点都不大。
　　環球人物杂志：抗日战争已经过去那么久，到现在中国人对史迪威的评价还是很两极，你对这样的情况是否担忧？
　　约翰：我并不是太担心别人批评史迪威。但我想帮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需要了解历史的真实背景和史迪威的表现，然后再去评价。
　　历史充斥着流言，尤其在有了网络之后。比如最近，有新闻报道，说我提出要求，想在中国电视剧里出演外祖父。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回答：不。我永远演不了外祖父，我也不会去演。但现在媒体报道竟然是我主动要求演……这个说法哪儿来的？我不知道。所以关于我外祖父的很多说法，也有可能是类似的、流传很广的错误。
　　环球人物杂志：史迪威是美国的四星上将，你们的母亲、你们这一代，包括你们的子女辈，不少都是西点军校毕业，在军队服役。从军是家族的一个传统吗？
　　约翰：我不知道如何去定义传统，只能从个人角度谈一点。在我们家，没有人是被逼着或建议去军队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高二时，我突然有了考入西点军校的想法。当然，当你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可能潜意识中也会有一些影响吧。
　　如果要说有传统，那就是我会遵循我的祖辈、父辈为我们建立的价值观和标准。还有就是继续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