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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景造像记》又称《太和碑》，是一方书法艺术价值很高的北魏造像题记，由于受历史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致使该碑在碑学界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本文通过为该碑在中国书法发展史的坐标中进行定位的方式，找出了它在魏碑书法家族中所具备的诸多先进因素和优秀的个性品质，从而达到了深入挖掘其艺术价值的目的。
关键词：太和碑、魏碑、铭石书、洛阳体
在辽宁省义县境内，距县城西北8公里处，依山傍水，有一座北魏时期的石窟群——万佛堂石窟。著名的《元景造像记》（又称《太和碑》）就刊刻在该石窟的西区第五窟之内。由于石质（多孔岩屑凝灰岩）松软，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风雨剥蚀，碑的下段已经严重剥泐，碑面上的两个圆孔，为清末民初增建佛殿时所留，现在的《太和碑》已成残碑。碑身现高90厘米（东）——140厘米（西），宽100厘米，22行，每行10~19字不等，存字304个。据碑文记载，该碑刻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已证实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晚期文物。
《太和碑》的书法十分精美，艺术价值很高。康有为曾盛赞此碑为“元魏诸碑之极品”①，康殷也曾说，“它有极特殊而高超的书法价值”②，其中，梁启超“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八字评语在学术界最具影响③。200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著）将其录入书法正史。
虽然学者们都十分推崇此碑，但它在近现代碑学史中的实际影响却不大，究其原委，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原因：1、该碑发现较晚，因此而错过了碑学书法发现的黄金时期；2、碑面剥泐甚重，精拓罕见，为研习带来诸多不便，加之正规的影印本少有发行，也影响了该碑的流传；3、万佛堂窟小地偏，在学术界不具备云冈、龙门、麦积山等大型石窟群那样的影响力，窟中仅有《太和》与《韩贞》两方北魏造像记，在碑学界也无法形成《龙门廿品》那样的研习气候；4、《太和碑》的书法艺术价值虽高，但在风格上还不象《二爨》、《张猛龙》等碑那样特点突出。因此，多年以来，虽然关注《太和碑》书法艺术的人很多，但是，具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却很少。今作斯文，专门讨论其书法艺术问题，实有抛砖之意。
若讨论《太和碑》的书法艺术问题，首先应该为其在书法发展史的坐标中给予恰当的定位。《太和碑》刻于北魏太和末期，正处在中国书法史中新旧书风交替演进的重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书风的形成，主要发生在曹魏、西晋时期，中心在洛阳颖川一带，以钟繇为代表，楷、行、草并行；第二个阶段为新书风的变革与发展，主要发生在东晋这一时间段内，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完成了由“古体”向“今体”的演变过程；第三个阶段是新书风的北传，主要发生在南北朝时期，以孝文帝迁洛以后最为显著。《太和碑》出现在南风北渐之前的第二个阶段的末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南方书法的文人化，使南方书法比北方提前200多年完成了隶变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书法史将魏晋时期称做书法的“自觉期”。与此同时，北朝书法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拘守着汉隶古法，缓慢地自我发展演变着，由于佞佛，造像开始在北朝流行，致使碑版书法蔚成正宗，并成为北朝书法的“正体”。因此，书法史上首次出现了南与北的派别之分。《太和碑》正赶上魏碑在北朝刚刚开始成熟并成为正体的黄金时期。
康有为认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④，“魏碑”是最典型的北朝书法形式。作为较早出现的且比较成熟的魏碑书法，《太和碑》具有典型的北朝书法特征。
其一，北魏太和末年，正是北朝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关键时期，《太和碑》的书法虽然已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魏碑楷书，但在体式中隶意尚存，正如梁启超在题跋中所说，“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这是北朝魏碑书法所共有的特征。
就功用与形式而言，《太和碑》属于造像题记，但在它的身上却具备当时“铭石书”的全部特征（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另一篇拙文中做过专门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铭石书”仍处在“隶书时代”，包括在东晋都城建康一带出土的王氏墓志在内，多是使用带有明显 “方笔”特征的隶书进行书写。“方笔隶书”的使用一方面与当时楷法已经成为流行的正体书体有关以外，另一方面还与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截平直的“双刀复刻”的镌刻方法密切相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铭石书”在书写形式和刻制方法上是基本相同的，包括这种带有楷书笔意的“方笔隶书”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铭石书“传统”的力量在两地的显现。象《太和碑》这样成熟的“铭石书”虽然已经开始使用新式魏碑楷书，但在笔画与结体中间仍会存有一些隶意，这种现象在书体的演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万佛堂石窟虽然远离当时北魏的文化中心洛阳地区，但《太和碑》所使用的书体却是当时最新式的楷书——“洛阳体”。
丛文俊认为，“北以魏碑体及皇室贵族碑志为准，通理上下左右，兼为摩崖、造像、写经等确立基调。”⑤《太和碑》虽属于造像记，但却是北魏皇室成员元景所刊，又归属于北魏皇族碑志书法之列。通过比对，《太和碑》的书法具备北魏洛阳皇室碑志的所有特征，是典型的“斜画紧结”式的新体北朝楷书。在这类魏碑中，《太和碑》出现时间较早，论艺术水准，当在《龙门二十品》之上，因此，康殷先生才有“《龙门二十品》当俯首称臣”之论。
《太和碑》除了具有上述魏碑书法所具有的共性优势以外，它还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
民国学者董天华在《元景造像题记跋》中说，其“字体雄伟遒劲，可与张猛龙诸碑相颉颃也。”⑥濮良至在《万佛堂元景碑跋》说，其“字体雄放俊拔”，“为魏碑中稀有之宝也。”⑦两家评论，谓“雄”、“遒”、“俊”、“放”是其特点。笔者以为，梁启超题跋中“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八字最为经典。仔细玩味墨本及原石，《太和碑》笔画清劲峻拔、笔势舒展飞动、结构谨严周到，可以感觉到书丹者对这种字体的掌握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熟练程度。镌刻采用双刀复刻法，刀法精湛熟练，若游刃有余，于精微之中不乏情趣，有“无意于佳乃佳”之境界。点画之间，撇和捺多取回环往复之势，钩和点常取笔断意连之意，在北魏时期这是比较先进的行书技法。《太和碑》是十分成熟的魏碑刻石，堪称书刻具佳的精品。
《太和碑》古雅静穆如《爨龙颜》，虽不及之，而飘逸过之；结构谨严似《张猛龙》，虽不及之，而古雅过之；方劲严重如《始平公》，虽不及之，而灵动过之；飞扬逸动似《石门铭》，虽不及之，而整肃过之。康有为尝称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⑧。笔者以为，此“十美”，《太和碑》可享之七八。
注：①语出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M]卷四《金石》第三。
②康殷，《元景造像记》（临摹本）序[M]，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本文所引梁氏之语，均出自《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M]，荣宝斋出版社，1995。
④、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古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出版社，1981。
⑤丛文俊，《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M]，2003。
⑥、⑦《义县志》[M]，1931年。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
关键词：太和碑、魏碑、铭石书、洛阳体
在辽宁省义县境内，距县城西北8公里处，依山傍水，有一座北魏时期的石窟群——万佛堂石窟。著名的《元景造像记》（又称《太和碑》）就刊刻在该石窟的西区第五窟之内。由于石质（多孔岩屑凝灰岩）松软，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风雨剥蚀，碑的下段已经严重剥泐，碑面上的两个圆孔，为清末民初增建佛殿时所留，现在的《太和碑》已成残碑。碑身现高90厘米（东）——140厘米（西），宽100厘米，22行，每行10~19字不等，存字304个。据碑文记载，该碑刻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已证实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晚期文物。
《太和碑》的书法十分精美，艺术价值很高。康有为曾盛赞此碑为“元魏诸碑之极品”①，康殷也曾说，“它有极特殊而高超的书法价值”②，其中，梁启超“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八字评语在学术界最具影响③。200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著）将其录入书法正史。
虽然学者们都十分推崇此碑，但它在近现代碑学史中的实际影响却不大，究其原委，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原因：1、该碑发现较晚，因此而错过了碑学书法发现的黄金时期；2、碑面剥泐甚重，精拓罕见，为研习带来诸多不便，加之正规的影印本少有发行，也影响了该碑的流传；3、万佛堂窟小地偏，在学术界不具备云冈、龙门、麦积山等大型石窟群那样的影响力，窟中仅有《太和》与《韩贞》两方北魏造像记，在碑学界也无法形成《龙门廿品》那样的研习气候；4、《太和碑》的书法艺术价值虽高，但在风格上还不象《二爨》、《张猛龙》等碑那样特点突出。因此，多年以来，虽然关注《太和碑》书法艺术的人很多，但是，具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却很少。今作斯文，专门讨论其书法艺术问题，实有抛砖之意。
若讨论《太和碑》的书法艺术问题，首先应该为其在书法发展史的坐标中给予恰当的定位。《太和碑》刻于北魏太和末期，正处在中国书法史中新旧书风交替演进的重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书风的形成，主要发生在曹魏、西晋时期，中心在洛阳颖川一带，以钟繇为代表，楷、行、草并行；第二个阶段为新书风的变革与发展，主要发生在东晋这一时间段内，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完成了由“古体”向“今体”的演变过程；第三个阶段是新书风的北传，主要发生在南北朝时期，以孝文帝迁洛以后最为显著。《太和碑》出现在南风北渐之前的第二个阶段的末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南方书法的文人化，使南方书法比北方提前200多年完成了隶变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书法史将魏晋时期称做书法的“自觉期”。与此同时，北朝书法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拘守着汉隶古法，缓慢地自我发展演变着，由于佞佛，造像开始在北朝流行，致使碑版书法蔚成正宗，并成为北朝书法的“正体”。因此，书法史上首次出现了南与北的派别之分。《太和碑》正赶上魏碑在北朝刚刚开始成熟并成为正体的黄金时期。
康有为认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④，“魏碑”是最典型的北朝书法形式。作为较早出现的且比较成熟的魏碑书法，《太和碑》具有典型的北朝书法特征。
其一，北魏太和末年，正是北朝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关键时期，《太和碑》的书法虽然已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魏碑楷书，但在体式中隶意尚存，正如梁启超在题跋中所说，“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这是北朝魏碑书法所共有的特征。
就功用与形式而言，《太和碑》属于造像题记，但在它的身上却具备当时“铭石书”的全部特征（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另一篇拙文中做过专门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铭石书”仍处在“隶书时代”，包括在东晋都城建康一带出土的王氏墓志在内，多是使用带有明显 “方笔”特征的隶书进行书写。“方笔隶书”的使用一方面与当时楷法已经成为流行的正体书体有关以外，另一方面还与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截平直的“双刀复刻”的镌刻方法密切相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铭石书”在书写形式和刻制方法上是基本相同的，包括这种带有楷书笔意的“方笔隶书”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铭石书“传统”的力量在两地的显现。象《太和碑》这样成熟的“铭石书”虽然已经开始使用新式魏碑楷书，但在笔画与结体中间仍会存有一些隶意，这种现象在书体的演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万佛堂石窟虽然远离当时北魏的文化中心洛阳地区，但《太和碑》所使用的书体却是当时最新式的楷书——“洛阳体”。
丛文俊认为，“北以魏碑体及皇室贵族碑志为准，通理上下左右，兼为摩崖、造像、写经等确立基调。”⑤《太和碑》虽属于造像记，但却是北魏皇室成员元景所刊，又归属于北魏皇族碑志书法之列。通过比对，《太和碑》的书法具备北魏洛阳皇室碑志的所有特征，是典型的“斜画紧结”式的新体北朝楷书。在这类魏碑中，《太和碑》出现时间较早，论艺术水准，当在《龙门二十品》之上，因此，康殷先生才有“《龙门二十品》当俯首称臣”之论。
《太和碑》除了具有上述魏碑书法所具有的共性优势以外，它还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
民国学者董天华在《元景造像题记跋》中说，其“字体雄伟遒劲，可与张猛龙诸碑相颉颃也。”⑥濮良至在《万佛堂元景碑跋》说，其“字体雄放俊拔”，“为魏碑中稀有之宝也。”⑦两家评论，谓“雄”、“遒”、“俊”、“放”是其特点。笔者以为，梁启超题跋中“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八字最为经典。仔细玩味墨本及原石，《太和碑》笔画清劲峻拔、笔势舒展飞动、结构谨严周到，可以感觉到书丹者对这种字体的掌握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熟练程度。镌刻采用双刀复刻法，刀法精湛熟练，若游刃有余，于精微之中不乏情趣，有“无意于佳乃佳”之境界。点画之间，撇和捺多取回环往复之势，钩和点常取笔断意连之意，在北魏时期这是比较先进的行书技法。《太和碑》是十分成熟的魏碑刻石，堪称书刻具佳的精品。
《太和碑》古雅静穆如《爨龙颜》，虽不及之，而飘逸过之；结构谨严似《张猛龙》，虽不及之，而古雅过之；方劲严重如《始平公》，虽不及之，而灵动过之；飞扬逸动似《石门铭》，虽不及之，而整肃过之。康有为尝称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⑧。笔者以为，此“十美”，《太和碑》可享之七八。
注：①语出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M]卷四《金石》第三。
②康殷，《元景造像记》（临摹本）序[M]，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本文所引梁氏之语，均出自《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M]，荣宝斋出版社，1995。
④、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古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出版社，1981。
⑤丛文俊，《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M]，2003。
⑥、⑦《义县志》[M]，1931年。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