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当今世界遭遇的环境危机，都绝对是最让我们长期忧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种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由于更涉及长时段的阴影，就比任何单纯人世的腐恶，更让我们愁肠百结、夜不成寐。因为它注定会带来更为沉重的，甚至根本无法再挽回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治哲学所能关心的，还只是在一代人中间的公平问题，那么生态哲学所要关切的，则属于更加长远的代际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偏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只因为日益膨胀的消费物欲，就把原应递相授受、永续共享的家园，糟蹋成了永远无法修复的、连物种也已大都灭绝的环境，那么，我们还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我们又让子孙后代去哪里安身？
　　正因为这样，早在尚且不管不顾的20世纪末，我就大声疾呼这方面的“观念转变”了：“……作为一个鲜明而典型的案例，剥夺了起码生趣的大气污染，挥之不去地刺痛着我们：其实现代性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离我们还远，而是构成了身边的基本事实——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都早已被大多数人所体认，被陡然上升的死亡率所证实。准此，它就不可能再被轻轻放过，而必须被投以全力的警觉，就像当年全力捍卫‘改革’时一样。”
　　的确，面对日益恶化的整个生态环境，作为长期惯于书斋生活的学者，除了去束手或搓手之外，要是觉得还能做点什么的话，也无非是去推动新一轮的阅读，以增强全体国民，首先是知识群体的环境意识，唤醒他们对于自身行为的责任伦理，激活他们对于文明规则的从头反思。无论如何，正是中外心智的下述反差，增强了这种阅读的紧迫性：几乎全世界的环境主义者，都属于人文类型的学者，而唯独中国本身的环保专家，却基本都属于科学主义者。正由于这样，这些人总是误以为，只要能用上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就准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却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入手，可那方面又谈不上什么“进步”，只有思想观念的幡然改变。
　　幸而，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红尘中，还总有几位谈得来的出版家，能跟自己结成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们借助于这样的合作，也已经打造过不少的丛书品牌，包括那套同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事实上，也正是在那套丛书中，我们已经推出了聚焦中国环境的子系列，包括那本触目惊心的《一江黑水》，也包括那本广受好评的《大象的退却》……不过，我和出版社的同事都觉得，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另做一套更加专门的丛书，来译介国际上研究环境历史与生态危机的主流著作。也就是说，正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促使我们更要去超越民族国家的疆域，以便从“全球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待当代中国由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这种高瞻远瞩的“全球史”立场，足以提升我们自己的眼光，去把地表上的每个典型的环境案例都看成整个地球家园的有机脉动。那不单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案例中找到一些珍贵的教训与手段，更意味着，我们与生活在那些国家的人们，根本就是在共享着“同一个”家园，从而也就必须共担起沉重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中国的尖锐环境危机，就远不止是严重的中国问题，还属于更加深远的世界性难题。一方面，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那些非西方社会其实只是在受到西方冲击并且纷纷效仿西方以后，其生存环境才变得如此恶劣。因此，在迄今为止的文明进程中，最不公正的历史事实之一是，原本产自某一文明内部的恶果，竟要由所有其他文明来痛苦地承受……”而另一方面，也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当代中国所造成的生态失衡，转而又加剧了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甚至，从任何有限国度来认定的高速发展，只要再换作从全球史的视野来观察，就有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态灾难。
　　正因为这样，只去强调“全球意识”都还嫌不够，因为那样的地球表象跟我们太过贴近，使人们往往会鼠目寸光地看到，那个球体不过就是更加新颖的商机，或者更加开阔的商战市场。所以，必须更上一层地去提倡“星球意识”，让全人类都能从更高的视点上看到，我们都是居住在“同一颗星球”上的。由此一来，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被选择到这套译丛里的著作，不光能增进有关自然史的丰富知识，更能唤起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感，以及拯救这个唯一家园的危机感。的确，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再重要不过了，否则即使耳边充满了危急的报道，人们也仍然有可能对之充耳不闻。甚至，还有人专门喜欢到电影院里，去欣赏刻意编造这些祸殃的灾难片，而且其中的毁灭场面越是惨不忍睹，他们就越是愿意乐呵呵地为之掏钱。这到底是麻木还是疯狂呢？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么说，从更加开阔的“星球意识”出发，我们还是要借这套书去尖锐地提醒，整个人类正搭乘着这颗星球，或曰正驾驶着这颗星球，来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或已是最后的“十字路口”。我们当然也有可能由于心念一转而作出生活方式的转变，那或许就将是最后的转机与生机了。不过，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依我看恐怕是更有可能——不管不顾地懵懵懂懂下去，沿着心理的惯性而“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人类自身的万劫不复。而无论选择了什么，我们都必须在事先就意识到，在我们将要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中，总是凝聚着对于后世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像“击鼓传花”一般地，把手中的危机像烫手山芋一样传递下去，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有可能再无容身之地了。而在这样的意义上，在我们将要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中，也同样凝聚着对于整个人类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执迷与沉湎其中，现代智人这个曾因智能而骄傲的物种，到了归零之后的、重新开始的地质年代中，就完全有可能因为自身的缺乏远见，而沦为一种遥远和虚缈的传说，就像如今流传的恐龙灭绝的故事一样。
　　2004年，正是怀着这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我在受命为《世界文化报告》之“中国部分”所写的提纲中，发出了“重估发展蓝图”的强烈呼吁。2014年，还是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又在清华园里特别开设的课堂上，继续提出了“寻找发展模式”的呼吁。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对于这颗“星球”的自觉意识中，首先把胸次和襟抱高高地提升起来。正像面对一幅需要凝神观赏的画作那样，我们在当下这个很可能会迷失的瞬间，也必须从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日常营生中，大大地后退一步，并默默地驻足一刻，以便用更富距离感和更加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回顾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历史，也从头来检讨已把我们带到了“此时此地”的文明规则。而这样的一种眼光，也就迥然不同于以往匍匐于地面的观看，它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眼界带往太空，像那些有幸腾空而起的宇航员一样，惊喜地回望这颗被蔚蓝大海所覆盖的美丽星球，从而对我们的家园产生新颖的宇宙意识，并且从这种宽阔的宇宙意识中，油然地升腾起对于环境的珍惜与挚爱。是啊，正因为这种由后退一步所看到的壮阔景观，对于全体人类来说，甚至对于世上的所有物種来说，都必须更加学会分享与共享、珍惜与挚爱、高远与开阔。而且，不管未来文明的规则将是怎样的，它都首先必须是这样的。
　　我们只有这样一个家园，救救这颗“唯一的星球”刻不容缓。
　　（摘自6月13日《光明日报》。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