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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和我聊起做一名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抛开敬业精神、技巧、功夫等内容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深入到采访对象的心中，把自己当做当事人的“同行”，与他们实现心与心的交流，实现真正的对话。
目前，许多人对记者的采访不感兴趣，对一些记者颇有微词，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每次下基层采访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满足于一般化，将现成的材料一修一改，以能完成任务为己任。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记者的惰性、懒散性，局限了记者的想象空间，使采写的新闻缺乏灵性，让人提不起精神。只有进入采访对象的内心，实现心与心的交流，才能采写出精彩的富有感染力的好新闻。
实现与采访对象心与心的交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也为之不断地努力着，而且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有了这样的座右铭，我的记者生涯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每次采访都是那么地愉悦。这种愉悦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是深层次的心灵沟通。
实现心与心的交流，需要一种资格，一种被采访对象从心里接受的资格。并不是你有记者这个身份就有了这种资格。这种资格，来自于对采访对象的了解和理解，来自于记者本人的见地，来自于记者着意营造的交流气氛，来自于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把握。
首先，要学会“反躬自问”。就是在采访前对所设计的问题首先要问一问自己，能不能接受，是否不着边际，不到位。我们在采访中往往爱问“你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想的”，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提问，但是在采访时，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它搬出来，因为它用起来太顺手了，太保险了，甚至能以一对十、以一对百，应付记者眼前发生的千种心情、万般事端。这就说明记者在采访前没有作充分的准备，不能驾驭这次报道，假如问这话之前先问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如何回答，感受一下自己对这个提问的感觉，那么便对所要报道的事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种问题恐怕就不会出现了。记得我在采写《女儿情》这篇稿件时，当时只是听铜川市老龄委的同志介绍说有一个矿工家属17年如一日照顾一位孤寡老人的事，采访前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了，见到采访对象闫桂花时，她正在洗一大堆尿布，一问才知道这都是她照顾的那位孤寡老人程大娘的，而且每天如此。看到这些我也很感动，就连着问了闫桂花两个问题，“你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想的”，这两个问题令不善言谈的闫桂花很是窘迫，弄得我也不知再从何下手，第一次采访失败了。回来后，我向老龄委的同志详细询问了闫桂花的情况，又走访了她周围的邻居以及她的儿女，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再见到闫桂花和程大娘时，我很快和她们拉起了家常，从一点一滴的凡人小事入手，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位先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把她的先进事迹深刻地挖掘了出来，写成了《女儿情》，被评为第一届中国地市报女记者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
其次，要善于把握身份。记者只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采访时应切忌居高临下，更不能用质问或呵斥的语气与采访对象交谈。记者采访时也不代表个人，因此应避免个人情感的宣泄，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人，记者都应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记者应争取与被采访对象有感情交流，要从理解对方的角度选择提问的内容与方式，是被采访对象减少乃至消除抵触情绪、防范心理，能心甘情愿地配合采访，同你说实话、说真话。同时，切忌自己“陷”进去，让采访对象牵着走。要主动出击，尽量让他们尽情发挥和表演，自己则查言观色，事后再沙里淘金，按自己所需提取材料。
第三，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采访时，常常会遇到被采访对象冷落的局面，处于窘迫难堪的境况，这时要沉住气，有耐心，不怕丢面子，要想办法让他们开口。当记者经常有跑一天一无所获的情况，但不能灰心，坚持“挖”下去，最后必有所获。在采写《“一个差生的心声”引起的震动》这篇稿件时，当时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差生”因为学校为保全升学率，责令其退学，这名学生鼓足勇气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为此，我几次找到主管部门了解情况，但主管此事的一位领导由于种种顾虑不愿接受采访。无奈，我改变采访策略，深入基层学校了解此事，并及时与主管部门沟通，后来，铜川市教育局在召开全市教育系统行风建设动员大会时，局长在会上宣读了孩子的这封信，引起了全场的骚动，当天下午，市教育局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端正初中阶段办学行为坚决制止驱赶差生的紧急通知》。在这期间，我连续采写了《“一个差生的心声”引起的震动》、《“震动”之后》两篇稿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第四，不轻信旁人介绍的情况，一定要亲自采访。比如，“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今中国一大民生问题，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尤为突出。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城市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说，这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这儿也一样。但是，经过我先后十多次深入基层采访，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由于铜川的特殊情况，在城市存在医疗资源过剩，多家医院争抢病人的问题，在农村存在医疗资源匮乏，群众就近不能及时得到救治的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铜川市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几年前就做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实实在在解决了这一问题，探索出了“城市医院托管乡镇卫生院”的新经验。根据这些采访素材，我赶写了《铜川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形成新机制》，这篇消息在《铜川日报》刊登后，很快被《陕西日报》转发。
（作者系《铜川日报》记者）
目前，许多人对记者的采访不感兴趣，对一些记者颇有微词，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每次下基层采访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满足于一般化，将现成的材料一修一改，以能完成任务为己任。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记者的惰性、懒散性，局限了记者的想象空间，使采写的新闻缺乏灵性，让人提不起精神。只有进入采访对象的内心，实现心与心的交流，才能采写出精彩的富有感染力的好新闻。
实现与采访对象心与心的交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也为之不断地努力着，而且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有了这样的座右铭，我的记者生涯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每次采访都是那么地愉悦。这种愉悦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是深层次的心灵沟通。
实现心与心的交流，需要一种资格，一种被采访对象从心里接受的资格。并不是你有记者这个身份就有了这种资格。这种资格，来自于对采访对象的了解和理解，来自于记者本人的见地，来自于记者着意营造的交流气氛，来自于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把握。
首先，要学会“反躬自问”。就是在采访前对所设计的问题首先要问一问自己，能不能接受，是否不着边际，不到位。我们在采访中往往爱问“你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想的”，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提问，但是在采访时，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它搬出来，因为它用起来太顺手了，太保险了，甚至能以一对十、以一对百，应付记者眼前发生的千种心情、万般事端。这就说明记者在采访前没有作充分的准备，不能驾驭这次报道，假如问这话之前先问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如何回答，感受一下自己对这个提问的感觉，那么便对所要报道的事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种问题恐怕就不会出现了。记得我在采写《女儿情》这篇稿件时，当时只是听铜川市老龄委的同志介绍说有一个矿工家属17年如一日照顾一位孤寡老人的事，采访前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了，见到采访对象闫桂花时，她正在洗一大堆尿布，一问才知道这都是她照顾的那位孤寡老人程大娘的，而且每天如此。看到这些我也很感动，就连着问了闫桂花两个问题，“你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想的”，这两个问题令不善言谈的闫桂花很是窘迫，弄得我也不知再从何下手，第一次采访失败了。回来后，我向老龄委的同志详细询问了闫桂花的情况，又走访了她周围的邻居以及她的儿女，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再见到闫桂花和程大娘时，我很快和她们拉起了家常，从一点一滴的凡人小事入手，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位先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把她的先进事迹深刻地挖掘了出来，写成了《女儿情》，被评为第一届中国地市报女记者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
其次，要善于把握身份。记者只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采访时应切忌居高临下，更不能用质问或呵斥的语气与采访对象交谈。记者采访时也不代表个人，因此应避免个人情感的宣泄，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人，记者都应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记者应争取与被采访对象有感情交流，要从理解对方的角度选择提问的内容与方式，是被采访对象减少乃至消除抵触情绪、防范心理，能心甘情愿地配合采访，同你说实话、说真话。同时，切忌自己“陷”进去，让采访对象牵着走。要主动出击，尽量让他们尽情发挥和表演，自己则查言观色，事后再沙里淘金，按自己所需提取材料。
第三，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采访时，常常会遇到被采访对象冷落的局面，处于窘迫难堪的境况，这时要沉住气，有耐心，不怕丢面子，要想办法让他们开口。当记者经常有跑一天一无所获的情况，但不能灰心，坚持“挖”下去，最后必有所获。在采写《“一个差生的心声”引起的震动》这篇稿件时，当时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差生”因为学校为保全升学率，责令其退学，这名学生鼓足勇气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为此，我几次找到主管部门了解情况，但主管此事的一位领导由于种种顾虑不愿接受采访。无奈，我改变采访策略，深入基层学校了解此事，并及时与主管部门沟通，后来，铜川市教育局在召开全市教育系统行风建设动员大会时，局长在会上宣读了孩子的这封信，引起了全场的骚动，当天下午，市教育局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端正初中阶段办学行为坚决制止驱赶差生的紧急通知》。在这期间，我连续采写了《“一个差生的心声”引起的震动》、《“震动”之后》两篇稿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第四，不轻信旁人介绍的情况，一定要亲自采访。比如，“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今中国一大民生问题，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尤为突出。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城市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说，这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这儿也一样。但是，经过我先后十多次深入基层采访，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由于铜川的特殊情况，在城市存在医疗资源过剩，多家医院争抢病人的问题，在农村存在医疗资源匮乏，群众就近不能及时得到救治的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铜川市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几年前就做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实实在在解决了这一问题，探索出了“城市医院托管乡镇卫生院”的新经验。根据这些采访素材，我赶写了《铜川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形成新机制》，这篇消息在《铜川日报》刊登后，很快被《陕西日报》转发。
（作者系《铜川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