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平解放之后，一下子平添了包括进疆人民解放军以及由“三区”民族军和驻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部队近20万人，使得当地粮食等物资供应万分紧张。为此，10万多解放军官兵，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在开荒种粮的同时，也开始了棉花生产。
　　为了实现在地处高纬度、高寒地区的玛纳斯河流域垦区推广棉花种植，并在1953年达到单产200公斤的目标，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政委的王震，特地聘请来华从事援建工作的苏联农业、植棉专家迪托夫来做技术指导。
　　以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而著称的迪托夫一上任，即着手对玛纳斯河流域的气候、水土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而后，便信心十足地对王震、陶峙岳等兵团领导人说：“如果司令员能保证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就可保证达到兵团党委提出的亩产量。”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王震豪爽地满口答应。
　　迪托夫见状，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的要求有三条：一是每亩地施优质厩肥3000公斤；二是在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上要严格按我的规定办；三是办一个植棉技术培训班，由植棉单位的团长、营长和连长亲自参加，不得借故派人顶替。”
　　王震明确表态道：“迪托夫同志，你的要求我们件件照办，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技术上由你负责，施肥、管理和其他杂事则由师、团负责。若有不听指挥的，向陶司令员和我汇报。”
　　“司令员的话我很满意，也深信不疑。但你们不可能时刻都跟着我在农场工作，如果出了问题再找司令员汇报，就可能延误时机。我想，要是用一个什么法子来实施监督约束的话，双方就不至于失信。”迪托夫双手比划着，搜肠刮肚地说。
　　王震愣了一下，随即顿悟似的说道：“噢，我们可以立个军令状嘛!”
　　“军令状?”
　　见迪托夫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的样子，众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军令状是军队专用术语，类似于合同。照我的理解，迪托夫的意思是要订个合同，把我们口头商定的条款都写进去，以便做到责任明确、有据可依。”
　　听了兵团政治部主任张仲瀚的解释，迪托夫明白过来，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道：“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就来订一份植棉合同。”王震响亮地拍了板。很快，一份植棉合同就拟定好了，包括：由王震负责组织领导，由陶峙岳等负责物资供应，由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由兵团农七师师长刘振世和农八师师长罗汝正保证各项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以及亩产籽棉200公斤等。最后，由迪托夫和王震、陶峙岳等分别代表各方在合同上郑重地签了名。
　　通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玛纳斯垦区的2万亩棉花获得了平均亩产籽棉超200公斤的大丰收，由此，该垦区迅速跻身为全国重要的产棉基地之一。
　　（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