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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因为电影《私人订制》的口碑和票房没达到预期，导演冯小刚大骂给影片差评的影评人，并再接再厉大骂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网装蛋，直到把自己和电影抬上各大娱乐头条为止。冯小刚又把“大院子弟”这个尘封的旧概念提到台面让大家咀嚼，百味杂陈。
追溯起来，冯小刚顶多算半个大院子弟。他成名之前的1990年代初，千方百计讨好正牌大院子弟王朔，像追求梦中姑娘那么死缠烂打，据说为了获得首肯，加入大院弟子圈子，在饭局上被撵来撵去，只能陪末座，吃残羹冷炙都在所不辞，后来终于梦想成真，得到他们真传混成大腕了。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院子弟”的标配是什么呢？
按照一些学者的定义，大院子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大院长大的干部子弟，以50、60后为生力军，部分40后做补充，“文革”在京各大高校、中学的派系斗争在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版图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落和现象。
大院是社交圈，是身份象征。大院子弟是同学、同僚、同床、同席、同襟这样人情关系网密布的中国社会姻亲关系的缩影，基于特殊的成长环境，父辈们的功勋与经历，子弟们战友一般成长于共同的环境下，也塑造出了大院子弟人格之中的共性。总结来说，大院子弟这一历史特殊人群的有下列特点：
红色情结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红色情结是很多大院子弟一个依然绕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正是父辈的红色身份，他们从全国各地走进首都或降生在首都，度过童年、青春期。从小在大院摸爬滚打，父辈多是不大不小的掌权者，他们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崇拜毛泽东，都觉得
自己在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中铁拳横扫，能成为战斗英雄（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独白）献身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大牌如姜文导演，电影大鳄王中军，收藏家马未都等人，虽然都功成名就，但都在精神上崇拜毛泽东，甚至姜文自己都想演一次伟大领袖，革命还是一个让他们念念不忘的亢奋词汇。一部分人还有红歌、主旋律情结，像叶大鹰、冯小宁自己本身就是这些红色艺术的生产者，这也就能揣摩，崔健习惯戴的那顶帽子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投机意识
大院子弟的青春期，在冷战格局和“文革”渲染中，他们以为可以去战场上大练身手，建功立业，接过父辈的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迅速到来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他们这种战争英雄梦，却让他们最早看到外面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诱惑。脑子转得快的，纷纷留学镀金、创业、投资，纷纷利用父辈的特权、人脉关系网，抢先跑马圈地进入各个资源领域，在以投机、官倒闻名的80、90年代，他们已在各行各业立下自己的山头。
今天的地产、能源、交通、娱乐等各个领域的民营资本的大鳄，凡有大院子弟经历的，在创业之初的1980、90年代，有几个不是闻风先动，占了政策便宜，搭了顺风车，通过决策层的人脉，抢了市场先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直至今天，在一些普通民营资本难以触及的暧昧领域，还有多少人的圈地运动依然靠着大院子弟血统积攒下来的人脉与资源。
身份优越
他们是1949年后的新北京人，从小的话语体系、人生经历异于常人，讲着京腔却和土生土长在胡同里头的平头百姓有本质区别。他们是各种时髦事物的尝鲜者，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们都可以带着“批判”的名义，通过父母关系、单位便利看内参片，借阅禁书，偷听敌台，所冒的风险大大小于普罗大众。
在1980年代的暴发户辈出，1990年代以来文化盗版事业普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全球化以来，大院子弟已经到深藏功与名的阶段，冯小刚的发飙并不能代表大院子弟现状，而当年的“红小兵”“红卫兵”陆续出来道歉倒是一个优越感缓解，从点将台上下来的一个信号。
缺乏自省意识
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导演千回百转地采访了比王朔他们大一轮的另一拨大院子弟。作为当时最火爆的年轻人，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避世安度余生的老人，当年他们以打砸抢敢把皇帝拉下马出名，他们面对镜头除了推卸责任，竟然毫无忏悔意识，或者忏悔也是自认为是历史受害者，形势所迫大环境所逼自己并无多大责任。
从小被追捧，在优越感里生活，乃至人格单一，面子大，有傲气，缺乏同理心，缺乏自省、自我审视精神的实质，就是自恋和放不下架子。比如，观众恶评作品，票房没达到预期，冯小刚就跳起来破口大骂，一边却巴不得自封为大师，自由驾驭文艺片、商业片两种东西，自视甚高，偶有摔跤就撒娇犯浑，以为可以《一九四二》成为文艺片大师，以《私人订制》继续商业冠军的头衔，可不被市场和观众待见。
贫嘴能事
大院子弟能侃，贫嘴，和皇城根下的老北京平头百姓能侃是两回事，老百姓胡喷瞎掰，煞有介事，很多时候是爱慕虚荣，攀龙附凤、添油加醋来满足向陌生人、外地人炫耀自己京城身份的需求；大院子弟不同，他们的父亲功勋，以及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风波，随便一条都能头头是道，其他人艳羡的各种政治轶事、八卦，都能在他们口中衍生出各种趣味，即便他们调侃红色故事，都是以浓郁的怀旧气氛进行，一种青春期的浪潮刚刚消退的沉湎。
大院子弟们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是贫嘴的大集合，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葛优俨然就是大院子弟的贫嘴代言人，贫嘴类似今天的网络吐槽，只是他们不是草根。
不彻底的叛逆
大院子弟里像崔健的彻底叛逆是比较少的，乃至于王朔都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内里羞涩，所谓“痞子文学”在形式、故事、人物上的叛逆，都是单纯的性格与审美、言谈举止上的叛逆，还没到弑父、揭竿深入骨髓上的大叛逆，有一种大院子弟在极权失势后的自我放逐，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揶揄。他们调戏知识分子、戏耍底层庶民也就成为必然。无论何时，他们不可能成为平民的代言人。
冯小刚得到了王朔皮毛，却没得王朔的顽主神采。王朔的反智与媚俗，都总能扎到要害，而冯小刚的反智、反精英就是破口大骂，幽默欠奉。大院子弟因为有一层保护膜，在封闭年代的叛逆行为也不会伤及自身存在，而且能顺势短暂站立在时代潮头成为偶像，在信息爆炸传播发达、草根偶像辈出的时候，他们还是旧思维，可是时代的瓶子不容许再装旧酒来贩卖。
追溯起来，冯小刚顶多算半个大院子弟。他成名之前的1990年代初，千方百计讨好正牌大院子弟王朔，像追求梦中姑娘那么死缠烂打，据说为了获得首肯，加入大院弟子圈子，在饭局上被撵来撵去，只能陪末座，吃残羹冷炙都在所不辞，后来终于梦想成真，得到他们真传混成大腕了。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院子弟”的标配是什么呢？
按照一些学者的定义，大院子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大院长大的干部子弟，以50、60后为生力军，部分40后做补充，“文革”在京各大高校、中学的派系斗争在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版图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落和现象。
大院是社交圈，是身份象征。大院子弟是同学、同僚、同床、同席、同襟这样人情关系网密布的中国社会姻亲关系的缩影，基于特殊的成长环境，父辈们的功勋与经历，子弟们战友一般成长于共同的环境下，也塑造出了大院子弟人格之中的共性。总结来说，大院子弟这一历史特殊人群的有下列特点：
红色情结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红色情结是很多大院子弟一个依然绕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正是父辈的红色身份，他们从全国各地走进首都或降生在首都，度过童年、青春期。从小在大院摸爬滚打，父辈多是不大不小的掌权者，他们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崇拜毛泽东，都觉得
自己在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中铁拳横扫，能成为战斗英雄（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独白）献身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大牌如姜文导演，电影大鳄王中军，收藏家马未都等人，虽然都功成名就，但都在精神上崇拜毛泽东，甚至姜文自己都想演一次伟大领袖，革命还是一个让他们念念不忘的亢奋词汇。一部分人还有红歌、主旋律情结，像叶大鹰、冯小宁自己本身就是这些红色艺术的生产者，这也就能揣摩，崔健习惯戴的那顶帽子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投机意识
大院子弟的青春期，在冷战格局和“文革”渲染中，他们以为可以去战场上大练身手，建功立业，接过父辈的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迅速到来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他们这种战争英雄梦，却让他们最早看到外面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诱惑。脑子转得快的，纷纷留学镀金、创业、投资，纷纷利用父辈的特权、人脉关系网，抢先跑马圈地进入各个资源领域，在以投机、官倒闻名的80、90年代，他们已在各行各业立下自己的山头。
今天的地产、能源、交通、娱乐等各个领域的民营资本的大鳄，凡有大院子弟经历的，在创业之初的1980、90年代，有几个不是闻风先动，占了政策便宜，搭了顺风车，通过决策层的人脉，抢了市场先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直至今天，在一些普通民营资本难以触及的暧昧领域，还有多少人的圈地运动依然靠着大院子弟血统积攒下来的人脉与资源。
身份优越
他们是1949年后的新北京人，从小的话语体系、人生经历异于常人，讲着京腔却和土生土长在胡同里头的平头百姓有本质区别。他们是各种时髦事物的尝鲜者，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们都可以带着“批判”的名义，通过父母关系、单位便利看内参片，借阅禁书，偷听敌台，所冒的风险大大小于普罗大众。
在1980年代的暴发户辈出，1990年代以来文化盗版事业普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全球化以来，大院子弟已经到深藏功与名的阶段，冯小刚的发飙并不能代表大院子弟现状，而当年的“红小兵”“红卫兵”陆续出来道歉倒是一个优越感缓解，从点将台上下来的一个信号。
缺乏自省意识
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导演千回百转地采访了比王朔他们大一轮的另一拨大院子弟。作为当时最火爆的年轻人，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避世安度余生的老人，当年他们以打砸抢敢把皇帝拉下马出名，他们面对镜头除了推卸责任，竟然毫无忏悔意识，或者忏悔也是自认为是历史受害者，形势所迫大环境所逼自己并无多大责任。
从小被追捧，在优越感里生活，乃至人格单一，面子大，有傲气，缺乏同理心，缺乏自省、自我审视精神的实质，就是自恋和放不下架子。比如，观众恶评作品，票房没达到预期，冯小刚就跳起来破口大骂，一边却巴不得自封为大师，自由驾驭文艺片、商业片两种东西，自视甚高，偶有摔跤就撒娇犯浑，以为可以《一九四二》成为文艺片大师，以《私人订制》继续商业冠军的头衔，可不被市场和观众待见。
贫嘴能事
大院子弟能侃，贫嘴，和皇城根下的老北京平头百姓能侃是两回事，老百姓胡喷瞎掰，煞有介事，很多时候是爱慕虚荣，攀龙附凤、添油加醋来满足向陌生人、外地人炫耀自己京城身份的需求；大院子弟不同，他们的父亲功勋，以及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风波，随便一条都能头头是道，其他人艳羡的各种政治轶事、八卦，都能在他们口中衍生出各种趣味，即便他们调侃红色故事，都是以浓郁的怀旧气氛进行，一种青春期的浪潮刚刚消退的沉湎。
大院子弟们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是贫嘴的大集合，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葛优俨然就是大院子弟的贫嘴代言人，贫嘴类似今天的网络吐槽，只是他们不是草根。
不彻底的叛逆
大院子弟里像崔健的彻底叛逆是比较少的，乃至于王朔都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内里羞涩，所谓“痞子文学”在形式、故事、人物上的叛逆，都是单纯的性格与审美、言谈举止上的叛逆，还没到弑父、揭竿深入骨髓上的大叛逆，有一种大院子弟在极权失势后的自我放逐，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揶揄。他们调戏知识分子、戏耍底层庶民也就成为必然。无论何时，他们不可能成为平民的代言人。
冯小刚得到了王朔皮毛，却没得王朔的顽主神采。王朔的反智与媚俗，都总能扎到要害，而冯小刚的反智、反精英就是破口大骂，幽默欠奉。大院子弟因为有一层保护膜，在封闭年代的叛逆行为也不会伤及自身存在，而且能顺势短暂站立在时代潮头成为偶像，在信息爆炸传播发达、草根偶像辈出的时候，他们还是旧思维，可是时代的瓶子不容许再装旧酒来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