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身份，承载着同一个梦想，诉说的却是不一样的故事。
　　
　　在过去的10年间，我所在的家族通过经商、购房、就学、就业等多种渠道，很多人先后实现了移民上海的梦想。10年的跨度正好贯穿了上海从蓝印户口到引进人才落户、从居住证试行到居住证“转正”的户改沿革，而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9名成员也历经这几次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种身份。我大致作了一个分类：蓝印户口、上海市居住证（经商务工类）、上海市居住证（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一共四种。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春天，最引发关注的新闻恐怕莫过于上海在全国率先松动户籍政策，也就是《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颁布。
　　四种身份，承载着同一个梦想，诉说的却是不一样的故事。
　　
　　人物：姨父、姨妈；姑父、姑妈
　　在沪职业：经商
　　在沪时间10-20年
　　在沪证件：《上海市居住证》
　　（经商务工类）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姨父与姑父两家是最先移民上海的，上世纪80年代末，身怀精湛木工手艺的姨父首先到上海“站马路”，经过10多年的打拼，终于在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装潢公司，同一年，同样背景的姑父成为了上海某知名装潢公司的高级主管。
　　姑妈与姑父细看此次《试行办法》后首先表现出的就是失落与遗憾，因为持有经商务工类《上海市居住证》的他们被“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这两个硬性指标挡在了转正门外。
　　今天的上海已经是一个海纳百川极具包容性的移民城市，不过，早年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少部分上海市民的排外还是给姨父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阿乡、乡下人”，姨父说起当年这些称呼至今仍觉刺痛。
　　上世纪90年代，在沪务工还须持有《暂住证》，姨妈到上海探访姨父，好几次深夜有警察突击检查暂住证，姨父手下的工人还有的多次被收容遣送，这些都让姨父他们强烈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名外乡人，地位与上海人是不同的。
　　“确实有低人一等的委屈。”姨父曾经多次对我感慨。因此，移民上海、做一名上海人，成为了姨父这一辈沉重的梦想。1999年，姨父决定举家移民上海，他将这个打算告诉了姑父，两人不谋而合。决定这个时候移民，一是因为从经济条件上两人已经具备，而且双方子女都已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再晚移民，孩子可能就难以跟上上海的课程，当然最为关键的诱因就是自1998年，为了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上海修订了1994年试行的外来常住人口蓝印户口政策，满足一定条件的外地来沪购房者可以申办蓝印户口。
　　成为上海人的机会就这样来了，姨父没有奢望自己变为上海市居民户口，他同姑父一样，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两个人在上海普陀区的长征镇各自看中了一套价值17万元左右的两居室，近80平方米。这个决定在江苏老家引起了很大争议，老人们多半不同意，一是觉得儿女从此离开自己了，二是担心农民离开了土地，如何在城市生存。
　　姨父与姑父最终说服了双方的老人，“为的就是后代子孙成为上海人，享受到上海人的所有待遇。”
　　按照当时的政策，近80平方米的商品房只能申请到一个蓝印户口，姑父家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没有问题，但是姨父却有些难办了，他有一双儿女，把名额给谁都有失公允。姨父最终把这个名额给了儿子小玮，虽然表妹与我们这些亲戚都有些想法，可是按照农村的思维习惯，倒也能理解。
　　姨父他们当时买下的房子地段并不很好，我印象中当时周围还有农田，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10年后的今天，不，其实只用了5年，2004年前后，那一带就发展成上海西部非常有名的金沙房产板块。麦德龙、红星美凯龙、梅川路步行街，昔日所谓的“下只角”得到了迅速发展，房价也一路飙升，那套17万余元的房子现在总价已经涨到了70多万元。姨父他们时常感慨，那时搬到上海，胆子真的太小了，要不然多买几套房子，早就翻身了。
　　房子买到上海，常年孤守老家的姨妈、姑妈也带着儿子离开乡村到了大城市，5年里，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模式，举手投足之间，再无乡村妇女的影子，完全变为了都市女性。
　　姨父与姑父在2004年又各自另买了新的商品房，姨父还买了一套门面房，算是抓住了投资房产发家的机遇。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住上了高档社区、当上了公司主管、开起了小汽车，他们还真没觉得自己和上海人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社会地位高低之分。
　　唯一有些耿耿于怀的就是，虽然拥有上海经商务工类居住证，但与引进人才类居住证不同，姑父他们在公司无法享有四金待遇，因此，看病时看到上海人掏出社保卡，姨父、姑父仍会意识到有没有上海户口的区别。
　　为了将来的生活有个保障，姨父给自己和姨妈买了多份商业保险，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上海的户籍制度能真正改革，让他们这些事实上已经在上海安家落户的人能够完全安心。不过，他们也作了另一个打算——今后回乡养老。
　　
　　上海居住证转户籍新政出台后，姑妈研究了相关政策，尽管姑父现在是公司高管而且拿到了高级职称，但由于没有交纳社会保险，姑父将与“转正”失之交臂。
　　姑妈很期望上海的户籍政策能进一步开放：“我们同样在为上海的税收做贡献。”
　　
　　人物：表弟小玮（姨妈之子）、表弟鹏鹏（姑妈之子）
　　在沪职业：学生
　　在沪时间：10年
　　在沪证件：蓝印户口转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
　　
　　2002年4月1日，因为外来人口申办增长过快，超过申办控制总量，而积压待办的数量过多，给上海的人口综合调控带来过大压力，上海停止受理申办“蓝印户口”。从1994年2月为促进投资和房地产行业发展试行蓝印户口政策到2002年停办“蓝印户口”，8年间，尤其是后几年，我认识的很多浙商、苏商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子女移民到了上海。
　　小玮与鹏鹏现在都已成年，小玮目前正在法国留学，而鹏鹏正在准备高考，1999年，他们刚到上海时，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恐惧甚至抵触。以他们10年前孩童的思维，并不能理解父辈将他们移民上海的意义，“做上海人有什么好的？”小玮小时候时常问我。
　　两个孩子初到上海经历了一段痛苦的适应与“改造”过程，在我们看来优越的教育条件、成熟的商业环境与社区氛围，在两个孩子那里却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以英语为例，上海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教英语，而老家当时却要等到初一。为此两个孩子在来上海之前经历了一个“魔鬼夏令营”。那一年，已经在上海念大学一年级的我给两个孩子补习英语，按照计划，暑假过后，小玮将到上海念初一，鹏鹏则念四年级，这意味着小玮必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学起，补习4个学年共8个学期的全部英语课程。不得已采取了填鸭式的补习方式，这个过程压力大到至今想来连我都觉得不堪回首。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很聪明，到上海后英语成绩还算能跟上课程，可是毕竟上海的教育优势实在明显，他们在最初两年明显觉得很吃力。小玮多次向姨父发牢骚，责怪他把自己带到上海来，“我在老家以前是第一名，现在却是倒数。”
　　孩子的城市化过程虽然痛苦，却毕竟要比大人容易得多，两年后，小玮回老家探亲，他惊异地发现原先老家的同学无论在思维、见识还是在气质上，都与他有了距离。
　　这是这个孩子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个发达城市生活学习的优势。“我发现老家那些原先和我很谈得来的小朋友，现在跟我搭不上话了。”他言语中既有失落，也有自豪。
　　拥有蓝印户口的好处不仅在于享受到上海优越的教育资源，对于身为家长的姨父而言，也少了交借读费的苦恼。按照当时上海的情况，若是一般的外来务工子女，大多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便进公立学校，也要交一笔借读费，孩子在校俨然“二等公民”。
　　几年过后，按照政策，鹏鹏交纳了一定费用，正式由蓝印户口转为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完全实现了“上海化”。小玮也顺利读完中学，等他高考时，更体会了上海户口的重要性。他参加的是上海市高考，而上海的高校在本地的录取分数线比在外省要低不少。小玮高考发挥失常，分数其实并不理想，若是在老家江苏，恐怕二类本科也是上不了的，但却顺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
　　我身边的很多“蓝印户口家庭”都提及这个问题，“拥有蓝印户口，在上海参加高考，孩子要少吃很多亏。”
　　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城市，高校的国际教学交流也比较频繁，小玮大学二年级时在自身的努力下，争取到了赴法国留学的机会。
　　从江苏乡村到上海都市，再到大洋彼岸的法国。这个孩子从农村户口到蓝印户口再到出国护照，一次次突破户籍的壁垒。
　　“我应该做一个世界公民。”他在法国给我发消息。
　　
　　人物：我
　　在沪职业：记者
　　在沪时间10年
　　在沪证件：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
　　
　　我是这个大家族中唯一通过人才引进方式获得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的新上海人。
　　“上海人即便失业，过得也比我们好。”这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最早给我灌输的思想，父亲并没有要求我考到上海来，只是告诫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离开土地。我童年时，对上海的印象是，“大白兔奶糖是上海生产的，上海的小朋友可以天天吃大白兔奶糖，多幸福啊。”姨父每年春节都会从上海回老家过年，见到他是我的幸福时光，因为他总是和上海的零食同时出现的。
　　在我的记忆中上海是一种朦胧的好感，后来，看了一部描写上海的电视连续剧《小绍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上海人的市井生活。于是，高考时，我义无反顾报考了上海大学，尽管我的分数可以进清华大学，老师一再劝我如果非要去上海，完全可以报考复旦大学，我回答：我觉得还是先进上海再说，要稳。
　　我在高考志愿书的一类本科项目上全部填写了上海大学，是否服从调剂一栏全部写上了“否”。二类本科以及以下栏目全部未填。现在我都奇怪当时那种破釜沉舟非上海不去的勇气。
　　父亲吓出一身冷汗：上海，对你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到上海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我们那个很小的县城。
　　到了上海，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差距！上海的城市化、国际化令我惊讶，上海大学当时的生源结构还是以本地生源为主，我所在的影视学院90％的学生都是来自上海本地，最起码也是知青子女。我很快意识到了我与上海同学的差距，我当时自卑又阿Q地告诉自己：即便将来不能留在上海，学到先进的观念，我回到江苏一样也是财富。
　　大三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上海生源相比非上海生源找实习单位乃至工作单位是有绝对优势的，很多单位招人时都明文要求具备上海户口。2003年上半年，我临近毕业，班上的外地同学都在为落实单位犯愁。因为只有与可以引进外地人才、办理户籍的单位签约，才能到延安西路上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申请上海户籍。
　　我很幸运来到了我现在就职的这家媒体，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上海户口。对于我而言，这意味着我从此可以在上海安心工作、生活，可以享受到上海优越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资源。
　　父亲在我拿到上海户口的那一刻意味深长：你是上海人了。
　　“是新上海人。”我纠正。
　　因为有了上海户口，我开始放心大胆地计划我的人生，首先便是攒钱买房，在姨父与姑父的帮助下，我在2006年年底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手房。买这套房，充分体现了户口的重要性——因为有了上海户口，我贷到了公积金住房贷款与优惠的商业住房贷款，而选房时，我考虑了周边有知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我当时的想法是把户口从集体户口迁到这里，以后孩子可以从生下来就享受很好的社会资源。
　　然而，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在毕业后就取得上海户口，我的一些外地同学只能留在上海边打工边等待机会。
　　2004年，也就是我拿到上海户口第二年，上海的户籍政策开始收紧。这个背景是，200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居住证制度，分为三类：人才类、普通从业者类、投亲类。2004年，按照进一步控制上海的人口流入，实行外来人口有序管理的原则，在2002年实施引进人才居住证的基础上，在各类来沪人员中按不同条件分为引进人才、经商务工和投靠就读等三类上海市居住证系列。
　　其中引进人才居住证俗称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具体做法是，由市人口办每年给公安、人事、劳动、教育等部门核定进户籍的指标，该指标通过“总量控制、部门上报、人口办协调”来确定，一旦核定，各个部门都将作为年度计划严格执行。
　　引进人才以加入户籍为主，逐渐转为以领居住证为主。这一年起，进沪就业的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生也纳入了申领居住证的使用范围。实际上这等于给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生申请户籍提高了门槛，此前，上海已经开始实行打分制，上海当时每年高校毕业生10万人左右，其中3万至4万来自外省市，通过打分，每年大约有2万名在上海落户。
　　2004年开始，按照大家直观的感觉就是打分制越来越严了，通常的说法是“本科生已经很难进上海户口，甚至研究生都很难。”
　　就在我装修新居正式开始上海生活时，我那些最终没能落户上海的同学，好些个最终在漂泊几年后，还是返回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娶妻生子。
　　
　　人物：妻子、表妹连连
　　（姨妈的女儿）
　　在沪职业：演员、银行职员
　　在沪时间：6年、2年
　　在沪证件：《上海市居住证》
　　（引进人才类）
　　
　　有了本子、房子，下面就是娘子了。我在申请上海户口时，我的妻子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2006年，妻子毕业进入沪上一家文艺单位，自然未能获得上海户口。由于单位优势，她顺利领到了引进人才类上海居住证。与姑父的经商务工类居住证不同，她享有几乎所有的上海户籍社会保障待遇。因此，当时她觉得居住证和上海户口一样，并不影响她在上海的生活、工作。
　　2006年年底，就在我买房后不久我们俩认识了，等到几个月后我们商议结婚，才发现持有居住证的不便。
　　我们要办理结婚证，必须先陪妻子回浙江老家拿户口本，然后再回上海到我的户籍所在地普陀区民政局办理。再后来，我们计划生孩子，妻子还是要回浙江领取准生证，再回上海办理其他手续。对妻子而言更麻烦的是，如果有出境演出任务，她还要回浙江办理。因此，妻子时常和我开玩笑：“上海人，委屈你了，谁让你娶了一个外来妹。”
　　老实说，即便有这些问题，也不会过于影响我们的生活，无非是多跑几趟，浙江毕竟还算是近的。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有上海户口，将来孩子落户不成问题。
　　妻子所在的文艺系统每年都有寥寥几个居住证转正的名额，因此往往为了一个名额，单位里的女孩子们明争暗斗，怨声载道。每一次申请转正，女孩子们又是忙着体检、公证，又是忙着打探消息，最终却多是失望而归，妻子后来干脆放弃了，“大不了我等着，嫁给你十年后，按照政策户口就可以迁来了。”
　　2008年，我和妻子终于抽空去浙江取回她的户口簿回上海登记结婚了。这一年，姨妈的女儿连连也已经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自1999年，姨父、姨妈带着儿子小玮搬家上海，连连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
　　连连毕业后一心想来上海和父母团聚，虽然一时对父母没有将宝贵的蓝印户口机会给她多少有点想法，但还是能体谅父母。
　　连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这时候户口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丫头很努力，自己在张江某银行觅得一份职务，由于姨父在上海有多套房子，连连顺利申请到了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在她身边很多“张江女”、“张江男”，由于无法借到房产证或者学历达不到标准，连这类居住证都申请不到。
　　我打听了一下，“沪漂”们挑选对象时，确实有些人出于现实考虑，把是否拥有上海户口当作条件。有些青年人，因为在上海没有户口，迟迟不敢在上海安家，因为总感觉随时可能离开这座城市，即便在上海安家了也不敢轻易要孩子，因为怕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妹妹前几天问我，嫂子不是上海户口，孩子的户口怎么办？我揣测妹妹可能遇到实际问题了，因此很世故也很无奈地提醒她：如果你选择在上海生活，最好还是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小伙子。
　　“大不了，孩子以后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呗。”妹妹戏言，“要不，你帮我介绍一个可以申请到中级职称的单位？”
　　按照此次户改新政，妹妹觉得7年的条件，再过几年她不成问题，关键就是在很多企业，没有中级职称这个说法。
　　“改革应该更加彻底，现在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妹妹抱怨。
　　“这只是开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