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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观延安，知中国。
从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驻在延安13年。
延安是万里长征的“落脚地”，延安还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
拱卫中央，保卫边区，“西社部”创造并保藏了延安秘密战的生动故事。
延安秘密战，不是一般的地方故事，它关乎中央，牵动全国。
本篇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一书。
著名作家郝在今的又一部纪实力作。
落脚黄土地
“中央红军可怜哟！”
老年的杨玉英向笔者这样描绘自己第一次见到中央红军时的印象。她的丈夫是“西社部”的部长周兴。
那是1935年10月，16岁的陕北姑娘杨玉英听说中央红军来了，赶紧跑去迎接。可一见来人就傻了，威名远播的中央红军就是这个样子吗？
“又黑又瘦，破衣烂衫。就是纪律好，个个抱枪坐着，没有命令不说话。”
身为陕北红军战士的杨玉英当时不知道，中央红军战士们已经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一年间走了二万五千里路，不得落地。人困马乏，损兵折将，这些困难还在其次，最难克服的障碍是失联——中央同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
從苏联留学归来的涂作潮是党内首屈一指的无线电机务专家，可红军长征时却没有带上涂作潮。涂作潮没有埋怨，留在江西打游击也需要维修电台。可是有一天，游击司令通知涂作潮：你可以离开部队了。
短暂的委屈之后，涂作潮知道，组织上不是不要自己，而是爱护自己。江西寻乌游击队被敌人追得不能喘息，已经把电台拆散埋藏，自己这个机务专家已经成为部队的累赘。组织上交给涂作潮的新任务是去湖南寻找贺龙，只有那里还需要无线电专家。
从此，涂作潮走上了一个人的长征之路——找党！
涂作潮哪里知道，寻找党组织的不止自己一人。
从上海到莫斯科，很多人都在寻找中共中央，也都找不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突出重围，开始长征。湘江血战，红军损失过半，主要教训就是东西带得太多迟滞行军速度。轻装！印制货币的石印机丢弃，沉重的发电机就地埋藏。接下来的无线电通信仅靠干电池，无法启用大功率电台。
从此，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无力沟通与远方的无线电联系。
白区的上海本来也有大功率电台，上海电台负责中转江西与莫斯科的电报。也就是说，驻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中转，指导江西的中共中央。可是，从1934年3月至1935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受6次破坏，1934年10月大功率电台也被敌特破坏！侥幸脱身的报务员毛齐华赶紧组装电台，可惜只能连通莫斯科，却无法找到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电台。到了1935年9月，莫斯科指示上海情报组织撤离，就连这唯一的大功率电台也被迫撤退。
从此，留守上海的办事处，无力沟通与远方的无线电联系。
每天行军的中共中央，到了驻地就架设电台，电台不停地呼叫，可是只能连通贺龙的红军部队和张国焘的红军部队，无法连通上海。
上海的秘密交通员奔走各地，却只能找到在白区潜伏的地方组织，怎么也追不上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通信失联，对中国共产党打击很大。
在执政党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生存，共产党必须依靠坚定的信仰和严密的组织。可是，通信失联导致组织被打散，那么，分散的组织和党员还能不能坚守信仰？
江西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务抓捕老战友陈毅。
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李竹声接连叛变，导致上海地下组织难以存身。
脱党、叛变，就在大量党员离开党的队伍的危难时刻，也有失联党员走上寻亲之路。
留守江西的红军部队被打散了，省保卫局局长汪金祥独身突围，辗转各地寻找党组织。
湖北的地下党员程永和逃脱追捕，找不到党的秘密组织，按照报纸的消息追寻红军长征。
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就像没娘的孤儿。
被党员们看作母亲的中共中央，此刻也处于危难之中。
中共中央在哪儿？在路上。
谁是中共中央？居然有4个机关的名称中都带“中央”二字。
合法的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更换了最高领导人，却未经共产国际批准。
留守上海的中央局被敌特破坏，身为中央军委的刘子华自行组建临时中央局。
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自行以中央名义发布指示。
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另立中央。
敌人在“追剿”中央，党内又难以实现中央的有效领导。内外交困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灭顶之灾。
这时最需要沟通联络，取得共产国际的领导，连通国内尚存的组织。
沟通谈何容易，起码要有个歇脚的地方，才能架设无线电台，铺设人力交通线路。
歇脚也难。中央红军被数十万敌军“追剿”，避入人迹稀少的雪山草地，这些地方连吃食都供应不上，怎能落脚建设根据地？
这处境，毛泽东形容为“不得落地”。不能落地的飞乌，尽管能飞，却总有一天累得飞不动，到那时，就是猎犬爪下的吃食。
不得落地，也要寻找落地的地方。红军翻过岷山后，毛泽东亲自向侦察连长梁兴初交代“特殊任务”——去哈达铺给我找些精神食粮来！
侦察连长知道，毛主席所说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和书刊，找报纸就是找情报！
甘南重镇哈达铺有个邮电局，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梁兴初在那里搜出一捆旧报纸。
在一份《大公报》上，毛泽东兴奋地发现一条消息：“国军追剿陕北红军”！ 这就是说，陕北根据地还在？
根据地就是落脚地啊！
毛泽东是知道陕北有块根据地的。中央红军长征前，陕西省委专程派遣贾拓夫到江西向中央汇报。只是，毛泽东不知道陕北根据地的现状，自从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红军，纷纷走上长征之途，南方各地的根据地全部丧失……
这是全国仅存的一块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毛泽东立即找来随军长征的贾拓夫，让他带电台先行，去陕北找刘志丹。
这就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落脚陕北的第一动作
1935年10月19日，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七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
中共中央派出陕西籍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先行一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两人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被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马文瑞被捕，700多户匆忙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赢得了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
第一个“西北局”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率右路军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10月，毛泽东率队进入甘肃，张国焘在四川另立中央。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西北办事处由周恩来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毛泽东任新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为了重建党内团结，中共中央对外暂用西北名义，这是中共史上第一次出现“西北局”。
中央如此顾全大局，可张国焘还是不肯放弃自立的“第二中央”。就在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向张国焘发出电报，要求张国焘改称西南局，与中央的争议提交国际解决。
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尚方宝剑，南下陷入困境的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第二中央”。
中共渡过了一次分裂的危机，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两个中央的情况。
193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
一个又高又黑的“老鞑子”被送到瓦窑堡，毛泽东一眼认出此人是林育英！
湖北人林育英和湖南人毛泽东在1921年就相识共事，林育英和林育南兄弟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其堂弟林彪也是红军将领。林育英化名张浩，任中国赤色工会驻国际代表。
中共中央寻求沟通共产国际联系，共产国际也在寻找转移中的中共中央，并多次派人潜回联络。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要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区，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没有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套密码。张浩骑着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说话带着湖北口音，他一度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共产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
张浩回国之前，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阎红彦背下密码，从新疆潜回，在甘肃、北平、西安等地寻找电台。
在张浩回国之后，刘长胜也携带密码回国，但是陕北这边没有大功率电台，还是不能与莫斯科通信。
直到1936年6月16日，瓦窑堡终于连通莫斯科，共产国际回电肯定了中共中央的举措。
同期，中共中央也恢复了同上海局和北方局的联系。
終于渡过史上最危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又能全党团结，又能共同奋斗了。
常言道：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中共的经历说明：机遇来自寻找。
来到西北这接近国际的地方，机遇当然也就会多起来。
站稳落脚地的毛泽东，已经把这西北看作是新的出发地了！
——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毛泽东贫居深山，居然也有远亲。
名满文坛的女作家来了，刚从国民党特务手中脱身，丁玲就从大城市南京奔赴西北小镇瓦窑堡，找党！毛泽东兴奋地为丁玲题诗：“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外国记者也来了，1936年7月，陕北的山沟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潜到陕北保安，来采访这些“红头发绿眼睛的可怕的中共党人”。
新闻嗅觉灵敏的斯诺，缠上了中共领袖毛泽东，采访了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同时，也没有放弃探寻秘密——采访国家政治保卫局。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赤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
不过，斯诺的记载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接受他采访的周兴，当时的职务并非“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而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不过，斯诺的记录也不算错，在当时，“西北政治保卫局”其实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1935年11月3日的下寺湾会议决定改组西北政治保卫局。长征期间，国家政治保衛局随军行动，已经无法领导全国各地的工作，现在就转入新成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
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这职名并不高大，但职权极其重要，是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负责人！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总是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西北，迈开的第一步就与保卫工作相关——纠正肃反错误。
第一步深得西北人心，促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之间的良好关系。那个同情中央红军吃苦的陕北女红军杨玉英，调到西北保卫局工作，嫁给了从中央红军来的保卫局局长周兴。
内部团结了，还有外部威胁。西北此时有国民党的两支大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是骁勇善战的“地头蛇”，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装备强大的“强龙”，两军实力都远远超过红军这条“过江龙”。
三万红军，面对几十万敌军，中共中央如何在西北立足？
毛泽东盘算，红军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来他个西北大联合，三足鼎立，反蒋抗日！
这一步，将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保卫落脚，统战起步，西北的秘密故事越来越多……
从“西北保卫局”到“边区保安处”
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是“枪杆子”，保卫部门是“刀把子”。
“枪杆子”与“刀把子”是保证生存安全的明暗两手，全党上下不敢有丝毫懈怠。
有党就有党的保卫工作。中共的保卫工作自建党以来一天都没有停止工作。
现在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了，共产党再次有了合法地位，这合法地位的重要体现就是有了合法的地方政权机关。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特区政府，隶属国民党执政的陕西省政府，接受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么，特区的政府机构也得依法设置。所以，特区副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保卫局，似乎也是合乎法制的。
西北政治保卫局面临取消的命运，局长周兴出面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刀把子”不能丢！
在国共合作初期，实际运行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唯有西北政治保卫局。而且从名头上看，似乎并不具备领导全党全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名分。就剩下这唯一的“刀把子”，难道现在也要取消？
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保卫局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这是国民政府的体制，合法在编。
吃过大亏的共产党，不再幼稚天真。现在虽然在搞国共合作，但谁能保证老蒋不会突然再搞“四一二”？
这新命名的保安处，处长还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处，后来又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简称“边保”。在党内，“边保”又是西北局的社会部，简称“西社部”。无论称“局”还是称“处”，无论叫“边保”还是叫“西社部”，这个单位就是中央根据地的“刀把子”。掌刀人呢，从中央到达陕北至中央离开陕北这13年，除了首任局长王首道外，都是周兴。
周兴是江西永丰县人，读过3年师范小学，当过染坊学徒。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
周兴曾进入朱德的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又潜回永丰打游击，1930年调到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周兴便开始保卫中央政府，保卫毛主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周兴主管仅存的保卫机构西北政治保卫局。由于责任极重，麾下缺兵，周兴举办了保卫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边区各县，大多是忠诚有佘专业不足。毕业考试时，周兴出了一个特殊题目：在教室里面寻找一条反动标语！学员们立即紧张起来，有的翻桌子，有的抠墙缝，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唯有延水县保卫局秘书赵苍璧冷静观察，把目光停留在桌面的一张纸条上。那纸上写着4个词语：“明日黄花，日理万机，暴风骤雨，动作敏捷。”别人以为这贴在明处的4个词语不会有什么问题，赵苍壁却说这是藏头反标，每个词语的头一个字连读就是“明日暴动”！周兴欣赏赵苍璧善于动脑，在学习期间就介绍赵苍璧入党，结业后留他在西北政治保卫局当秘书。
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大变化大改组，中共情报保卫体系也进入了大转变和大调整时期。极其重视情报的毛泽东，很快得到应用情报能力的机会。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通电，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下令红军“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对日作战的指挥部。 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北上抗日”还是一句口号。1935年落脚陕北，是因为只有这里可以落脚，还能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时势造地势。这陕北，如今还真的成为出击日寇的最佳阵地！
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直接出击敌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待抗日战争胜利收复失地之日，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鞭长莫及，共产党就顺势占领北方大量地盘。
这延安真个是形胜之地！
不过，保安处还是不敢大意。延安周围虽然是红色根据地，但多年的战争拉锯已使陕北地区治安混乱，共产党要想在延安扎根，还得扎扎实实地治理。
1937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不仅有共产党的根据地，还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区域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多万人。
10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保安处成为边区政府直辖部门。很快，边区政府又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各级议会统称人民代表大会。延安的警察，也称为“人民警察”。
这是世界上唯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
保安处部署延安周边防卫，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另外，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
边区保卫工作的实施机构有了，中央领导机构也不能缺位。
1937年12月，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为张浩。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张浩上前线，中央决定派康生、潘汉年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8年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長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杜理卿任部长。
“枪杆子”不能丢，“刀把子”也不能丢！
是谁伏击周恩来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迅速变化，国内出现10年未曾有过的和平气象。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平进入延安。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在西安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跟着又要经西安到东南再次与蒋介石谈判。
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条繁忙而和平的道路。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这是延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还有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在此处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此处被歼灭两个团。途中，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眼看翻过山脊下行，就进入国民党的甘泉县境了。就在车子刚刚驶入一个簸箕形山坳时，突然响起枪声！周恩来指挥大家下车散开还击，陈友才主动吸引敌人火力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4人徒步逃出，只有战士曹鸿都跟随掩护……
延安城顿时震惊！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集合所有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指派蔡顺礼集中各中央首长的骑乘，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骑兵排出发。周兴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紧急增援，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得知消息，红军大学的学员无心上课，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
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翘首远望……
大劳山中的沿湫山现场，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只有4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
周恩来和黄霖骑马返回延安，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
周兴却难辞其咎！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竟然让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评。
是谁伏击周恩来？延安一时争论激烈。
“边保”认为：劳山伏击显然是敌人有准备的行动，是日本特务或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
有人则把视线放在内部：是“拖派”谋刺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周恩来。
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
还有人质疑：仅仅是一股土匪，怎能制造如此周密的伏击？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独自飞往西安。尽管对前一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周副主席虽然平安，保安处依然有责任破案。
中央进驻延安后，边区党委在1937年初就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决心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
事件发生后，边区党委当即决定大规模进剿。
周兴亲自布置，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密捕“坐地大爷”李凤山，审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土匪头子接连落网。 通过审讯，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南门的坐探冯长斗发现。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埋伏在大劳山中的沿湫山。土匪从牺牲的副官陈友才口袋里搜到了周恩来的名片！
劫财劫出大祸了！害怕红军追剿的李青伍躲到山西，直到冬天才悄悄潛回老家，当即被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两个奇怪的“和尚”
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这里历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后来特意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证明这里安全难得。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稳的地方。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
延安原有的唯一一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边区政府的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该校校长，廖承志、朱光任政治教员，丁玲讲文学课。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了党、团支部。国民党却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中统特务。中央政府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有的教员回来就说反动话。
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
中央机关驻在延安，保卫部门特别注意防止敌特破坏。侦察部长陈复生带领侦察员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穆广林、王化凯积极活动，但这几人都是江西人，语言不通，于是又调来赵苍璧、郑柱国等本地干部。侦察部很快就发现一个小布店的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
侦察干部眼尖，陈复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上有许多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陈复生又找到以前在这个庙里煮饭看门的罗老汉调查。罗老汉说，红军进城前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和尚带走了，还把自己赶出庙门。
现在的两个“和尚”很可能同国民党有关系。盯梢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盯梢还发现，照相馆有两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两人最近才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陈复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广泛的情报收集任务。
听说火神庙在找雇工，陈复生决定送人上门。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复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河莲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小李军籍，打发他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不肯回家。“和尚”出来，问清小李才17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深入虎穴的小李秘密侦察了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
保卫局决定破案。6月8日晚，趁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复生带领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黄黄山、赵苍璧埋伏在庙中。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复生等人立即扑上去。“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复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璧拉开陈复生，冲上去将“和尚”打倒！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是兄弟俩，都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保卫局顺藤摸瓜，还破获他们伸入红军的两个案子。红皮枕头里面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是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长马豫章被共产党赤化！其实马豫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这次险些暴露。还发现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也被“边保”破获。
侦察发现：延安不仅有汉奸特务，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
事实证明，多年反共的“国特”机关，并没有因为国共合作而罢手。
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天真地相信盟友，1927年就吃过国民党的大亏。这第二次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危险。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好不容易形成的“三位一体”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自支撑。已经破获的大量国民党特务案件表明，国民党对共产党搞两手政策，明面上合作，暗中搞特务活动。
这抗战新时期的保卫工作，非但没有降低重要性，反而更复杂了。十年内战阵线分明，国民党特务就是敌人。现在呢？说是化敌为友，很可能是亦友亦敌！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出逃事件
延安的困难，不只是外部封锁，还有内部矛盾。
自从争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失败之后，张国焘始终郁郁不得志。王明从苏联带回的肃反消息，更让张国焘担心自身的安全。瞻前顾后，张国焘决定离开边区另寻出路。
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中部县，每年清明，政府都要委任大员到黄陵设祭。1938年的祭奠，因为抗日战争而更加具有民族团结意义，毛泽东亲自书写祭文。这时，向来怠工的张国焘突然积极起来，主动申请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黄陵。
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之后，主动向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示好，蒋鼎文也试探性邀请张国焘去西安。张国焘当即抓住机会，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就走。
擅自出行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甩开组织委派的护送人员，张国焘的这次突然行动令延安意识到：这绝不只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企图。 离开中部县的张国焘，试图脱离中共保卫机关的视线。到了西安，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有意避开八路军办事处。直到4月7日，与国民党方面安排妥当，张国焘才在火车站台约见林伯渠。身边有国民党特务护送，前程是国民党控制的武汉，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张国焘以为，中共的保卫机关已经无能为力。
自以为计划周密的张国焘小看了中共保卫机关的本事！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特派李克农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来。李克农带着童小鹏、邱南章、吴克坚，到汉口火车站等了3天，过去了18趟列车，邱南章才终于在4月11日傍晚，于西安开来的车上发现了西装革履的张国焘！
李克农和吴克坚立即上车，代表王明和周恩来请张国焘到长江局去，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迎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发现后，立即阻止开车，身穿国军服装的邱南章和吴克坚当即拔出手枪，特务稍一迟疑，汽车便飞驰而去。
周恩来反复说服，张国焘仍然不肯回延安，反而要求向蒋介石汇报工作。16日上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当面表示：“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当场批评：“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得到蒋介石勉励的张国焘，下午又说要上街配眼镜、看牙，满街游逛，始终不能甩掉陪同的吴克坚。他又来到轮渡码头，趁轮船将要收回跳板的一刹那跳上轮船！可是等他找到地方坐下，吴克坚又出现在身边。
17日上午，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農一起到张国焘居住的太平洋饭店，向张国焘提出三种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不答应回党工作，表示要在后两条之中选择。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立即电话联系戴笠，当晚由武装特务派车接走。
张国焘正式叛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专谈张国焘叛变问题。毛泽东回顾张国焘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说张国焘早已在政治上开了小差。张国焘的叛逃没能带走任何人，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张海听说张国焘叛党，也没有跟着走。
全国团结抗战，国共再次合作。共产党的政策从阶级斗争改为民族斗争，党的活动从秘密走向公开。国内的压迫减弱，党内往往有人麻痹大意。麻痹大意的后果是逃兵多，出叛徒，特务乘机渗入。
叛徒、特务对党的安全威胁极大，“刀把子”必须严防内奸。
锄奸
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开展活动，千方百计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日特”渗透的重点。
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集团军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
还有一种是间接组织，汉奸与帮会结合。
陕甘宁边区有黑军、天星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黑衣会。1937年至1 938年，陕甘宁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了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
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惩治汉奸条例》，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叫作“锄奸部”，地方政府设有“锄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查路条也是锄奸防奸。
抗日战争是拯救民族的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因此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机关、学校放假，街上行人众多。
上午8时40分，宝塔山上的防空哨突然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满城的老百姓都往城后的凤凰山跑，山边有多处闲置的石头窑洞可以作为防空洞。日本飞机追着炸，一直炸到凤凰山，就连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也被炸塌了！
日本飞机飞走后，延安市公安局立即组织抢救，恢复市区秩序。这日本飞机来得这样快，炸得这么准，其中必有情报。
侦查部门展开调查。他们在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条长约1.6米的白色绸带，从高空看，正好形成一个箭头，直指毛泽东的住处凤凰山。这表明，这不是一般的轰炸，而是瞄准最高首脑的“斩首行动”！
这绸带不是陕北地区土产，只能是外来人带进延安的。延安是个小地方，来个日本人容易被识破，因此这肯定又是汉奸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汉奸很难识破，如果是国民党特务再加汉奸就更难应对。
这天，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同一辆汽车回家，没想到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出手将其擒住。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竞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中央首长的安全极其重要，苏联领袖列宁就遭遇刺杀。
西北政治保卫局不仅管边区管延安，还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中央首长在延安的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没有严格的保卫措施，军人和老百姓随意走动，外面来人也没人拦。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一军团抽调4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日本飞机轰炸一事提醒人们，中央驻地不能再在城边显眼的地方了。延安城北门外3公里处有个小山村杨家岭，只有八九户人家，相当僻静。中央首长搬到了那里，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 新的敌情，危险而复杂。
日本以情报立国，早已把中国摸透，现在又要向延安下手。年轻的中共保卫人员能不能斗过日本老牌特务？
国民党特务本是老对手，国共二度合作，现在却可以打着朋友的旗号进来，你抓了他们还得礼送出境。
“特务”“侦探”“奸细”“间谍”，非专业人士很难弄清这些专有名词的区别。依照惯例，“特务”的范围比较宽泛，内勤外勤都可称为特务;“侦探”的工作主要是刺探军情，可以临时指派：“奸细”则特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并不一定专业;“间谍”的定义最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刺探情报的人，要求具有专业素养。
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要“反侦探”，抗日战争时期叫“锄奸”，新中国成立初期称“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反间谍”。保卫工作有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面对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潜在的对手是国民党反动派，反间谍斗争暗流涌动。
旬邑事件
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合法政权，这是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局面。
新局面下仍有隐忧——边区内部是“双重政权”！
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还坚持地方官员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寸权不让。久争不下，双方都自行任命，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用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脓包总要出头，隐患早晚出事。最先出事的就是习仲勋的关中地区。
1939年5月25日，原来设在黄河边上的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的一个给养员外出采购时，居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了！
暗杀抗战军人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战！荣校学员进城向县政府抗议，县长张中堂不问情由就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伤军人代表9名！
接着，张中堂又调集相邻数县的国民党保安队和保六团一營，以优势兵力攻打县城。旬邑县城驻有共产党关中保安司令部的独立一营和荣校一个排，部队抗击七天八夜，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紧接着，国民党又调集兵力向关中分区的驻地马家堡进攻，把事态继续扩大。
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老百姓称之为“宝葫芦”。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斩断。现在，他很可能抓住这个偶发的旬邑事件，将其扩大为关中大战！
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习仲勋虽然当时只有27岁，却已经是西北地区的老革命。他13岁入团，15岁转党，18岁发动“两当兵变”，21岁就当了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因为他富有对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又是富平人，熟悉关中情况，于是被派到关中前线挂帅。习仲勋的分区驻地还隐藏着一个陕西省委，领导西安“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关中人民遭受国民党多年压迫，现在好不容易建立了人民政权，国民党又要反攻倒算？关中军民纷纷要求武力反击，一场大规模的国共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习仲勋始终保持冷静。武力反击很解气，但是肯定要吃亏，关中分区的武装只有3个营，而对方是几个团。习仲勋分析，对方正是想要以我们动武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乘机拿下“宝葫芦”。习仲勋说服部队保持克制，同时分别做国民党保安团的工作，分化对方。
旬邑事件背后是关中地域，关中背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党正在下一盘大棋。
1938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这个会还没有开，隐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的沈安娜，就将会议草稿上报给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摩擦。
“摩擦”，这个物理学词汇，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汇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
进入1939年，摩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现在是国共合作，危害抗日大局的帽子老蒋不戴，推给下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央政府总是装作不知道，由地方政府出头;使用的部队也不打正规军旗号，由“第二武装”——地方保安团队领衔。
“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对于这些心腹大患，共产党必欲去之而后快。
化装侦察
1939年春，富县检查站发现一名从洛川过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遂秘密突击审讯。据此人交代，他此行任务是巡视边区各县，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时里应外合。
这个特务30岁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6年。审讯中他言辞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边保”的侦察部长布鲁想出一条奇计。 布鲁扮成这个特务，昂然踏入县党部。县党部的书记长虽然是富于经验的中统特务，可是怎么也看不出来人有假扮的可能。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于海南岛琼海县，少年时就到工厂当学徒，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琼海工农红军暴动。攻打博鳌失败后流亡海外，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领导工人纠察总队，保护组织，刺杀叛徒。1932年被驱逐回国，在海员总工会和江苏省委工作。1937年2月到延安，被分到保安处负责侦察保卫工作。
出洋过海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化装成国民党特务当然很像。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也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瑜。出自广西富裕家庭的邹瑜，随同长兄邹伦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哥哥进了“中社部”，弟弟进了保安处。现在冒充国民党特工，正需要从“国统区”来的知识青年。
两位中统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走到哪里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充分信任，党部书记长向他们恭敬汇报，并奉上特工名单。
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非法特务手段！
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就可以有理有据地驱逐这些特务分子了。
周恩来果断抓住共产党合法化的机遇，不但重建“国统区”的党组织，而且让共产党人进入国军部队。熊向晖、沈安娜、闫又文……一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部队帮助抗日，又是预防顽固派反共的闲棋冷子。
蒋介石也很高明，趁着经营大后方的机遇，把中央军开进之前进不去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举国抗敌，哪个地方势力也没有理由对蒋委员长搞“割据”，就连过去打不进去的“红区”，也得对中央派遣的官员打开大门。
保安处掌握的复杂案情表明：威胁边区安全的力量，不仅有日本特务，还有国民党特务。“日特”对中国的内部情况并不熟悉，若要渗入延安，很可能通过“国特”的配合。
无论如何，不能轻信国民党，不能放松对“国特”的侦控！
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这些代表中央的公开机构，手中有武装力量——县保安队，还有邮电局、电信局等公共服务机关。明一手，暗一手，在边区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发展地下小组，甚至操纵土匪捣乱。
必须解决这个“双重政权”！
怎么解决？
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武力消灭，可那种手段不合法。人家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官员，国民政府又是边区政府的上级。
还是尽量采用合法的方式。
延安将布鲁侦察到的铁证公布于世，引起舆论对国民党的谴责。社会各界早就痛恨那些横行不法的特务，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政治。那些披着合法外衣潜藏边区内部的特务，灰溜溜地撤走了。
以秘密侦察取得证据，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胜利。这种新的斗争方式，“边保”称之为“拔钉子”。
“拔钉子”
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凤彩做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杨烈还是赖着不走。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
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将他连刺十几刀！
抓到这些官员非法活动的证据，邊区政府堂堂正正地向陕西省政府提出交涉，要求由边区政府而不是陕西省政府任命边区内部的官员。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军民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主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也不能全面大打，见毛泽东先礼后兵，那边也就先兵后礼。程潜回电，同意边区各县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公开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下了狠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共产党也对边区内部所有的国民党政权展开大驱逐，公开说法是“护送出境”。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
有趣的是，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肤施县政府也被驱逐，而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来升了官，1943年当上地级市延安市的副市长，1944年又升任延安市长。
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边保”的重要任务，就是对付肤施县政府。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张吉平和严夫担负这个任务，一人蹲守，一人跟踪，发现县府内部的科长陈恒和会计高冠福可疑。光是从外监控还不够，周兴又派人打入内部。程永和化名陈新到县府投考，意外地被县长马豫章任用为县府录事。
原来，由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的马豫章县长，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就通过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关系，主动报名，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道这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 马县长位置重要，周興设计加强保护。“边保”副处长杜理卿亲自接触，争取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崔翼。这个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重回组织，还安插“边保”的人进保安大队任职，专门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是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勤务员马英海。高仲谦相信这个没文化的陕北小伙，让他当了中统的交通。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换。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多得要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特”和“国特”的秘密通信。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信。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检查所对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抽查。检查人员除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技术手段也很简单，只有碘酒和苏打水这两种化学试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带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检查人员一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了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夹有密写！出身无锡资本家的华明姐弟来到延安，抗大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可信件空白处居然有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通过这个关系，邮政局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局长。梁济从电信局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局长是中统特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把电信主要干部换成了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又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特务局长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
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毛泽东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合作。毛泽东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共产党的对抗手段，则是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运用隐蔽手段获取破敌情报，再通过合法手段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这种战法，堪称现代色彩的舆论战和法律战了。
汉中有个“死间班”
在合作的局面下如何对付共产党，这对国民党的机关也是个新课题。
军统多次调整针对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又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5个省站，统管陕甘苏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两路夹攻陕甘宁边区。
中国没有特工学校，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通过举办“特训班”来培养特工。
1938年，军统举办的“特训班”开学，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湖南醴陵的叫“陵训班”，贵州黔阳的叫“黔训班”，贵州息烽的叫“息训班”，四川重庆的叫“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叫“兰训班”，福建建瓯的叫“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近2万人，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些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危险的是派到共产党根据地潜伏，圈内称为“死间”！
国民党特务的主要任务是反共，因此，办班也特别注意培养一批能够打入共产党的特工。国共合作之前，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人就混进了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
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逃出延安的张国焘在重庆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打入就应从培训青年学生入手。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青年学生加入“特训班”。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戴笠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中大为走红。 军统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的学员。“兰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电政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培训5期，毕业学员2000多人，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榆林站的学员打入延安之后都被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那些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直到有了“汉训班”，军统才真正打进了陕甘宁边区。
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升格，戴笠就指示上海区行动组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程慕颐一向做对共工作，曾打入一个江苏地委组织。这次接受重大任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1939年9月又迁到边区附近的汉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是“死间”培训班，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曾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主講“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制造破坏活动，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汉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均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醴陵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打入边区却最成功。得知“边保”注重审查外来人员，程慕颐招收学员时就特别注意选择陕甘宁边区当地的知识青年。“汉训班”招收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放回老家，以本地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做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得惊天动地，死得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200元，其他每人20至50元。
孙子兵法《用间篇》将间谍分为5类：生间、死间、因间、内间、反问，其中死间最凶险——情报拿回，间谍死去。“汉训班”的课程注重爆破、刺杀、下毒等行动手段，每一个潜伏特务都准备生死相拼。
对付共产党，军统居然在培养死士！
陇东案发
一件潜伏特务大案，震撼了“边保”，惊动了中央。
案件从陇东的庆阳发端。
庆阳城是4省枢纽，北通宁夏银川，东至陕西延安，西通甘肃兰州，南抵四川汉中。陇东地区是八路军的驻防募补区，驻有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三八五旅，老资格的女共产党人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县长。可是，城内还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
吴南山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写文案。国民党政府停发教师工资，吴南山就带头告状。1939年底，陇东的国共“摩擦”激烈起来，庆阳县教育局局长以吴南山“红”为借口，不给他分配工作。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去重庆参加一个免费上学的战时干部训练团。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见到了接应的杜长城，没能去重庆，却被引进汉中郊外的兴隆寺。进门后他才知道，这不是学校，而是军统的特务训练班。
训练班日程十分紧张，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课程更是令人胆寒，不仅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还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信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
“特训班”纪律严格，“生进死出”，进了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不得结婚”……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动辄挨打，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课桌，教官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军统的“家风”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
班主任程益骄傲地宣称：“我们是军统的‘死间特训班’！”
学员悄悄议论：“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这哪里是学校，分明就是人间魔窟嘛！吴南山决心早日离开，你骗我我也骗你。
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还向教官报告：来学习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班主任程益觉得有道理，就让吴南山提前毕业，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联络，就靠这个“海底”。 吴南山是第四期第一个离开的学员。离开后，他就到军统西安站接头建立通信联系，又到陇东西峰镇找张明哲接头接受领导。
本想寻找生活出路，不承想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自己虽然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陇东的共产党能不能容纳自己呢？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共产党当权执政，上手就抓教育。吴南山刚回庆阳就参加陇东中学的筹建，还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的吴南山，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的教师同事陆为公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吴南山还成为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
见共产党这样重用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1940年10月初，吴南山找到相熟的陆为公，深谈一夜。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第二天上午就向地委书记马文瑞汇报。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3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吴南山听了心头踏实，这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比军统班主任懂人心。
陇东保安科科长李甫山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张凌汉并不知道吴南山已经自首，这就保证了这一军统交通不会泄密。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陇东保安科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太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赵苍壁设计了一个局，考察这个投诚者。赵苍璧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治安股长涂占奎在半路截查交通张凌汉，看看是否还夹带别的情报。侦察证明，吴南山没有夹带其他情报。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是可靠的。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3个手段：“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诱”，利用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赵苍壁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军统特派曾在庆阳经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长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从贺铸行踪又发现了刘志诚，这特务已经当上合水县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3人到环县。高巍一时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庆阳来找吴南山。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次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碰上“汉中班”同学郑崇义，此人化名陈明，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
1941年，程慕颐的特工已經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西北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18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对于这个“死间班”，戴笠在军统内部也要严格保密。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作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作出名堂。可是，“汉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集团作用。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
程慕颐决定，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4个联络员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陇东发案，西安布线，“边保”和军统的高级刀手，即将交锋！
延安追踪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从延安返回庆阳的路上，吴南山碰到一个熟人——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三益！
观延安，知中国。
从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驻在延安13年。
延安是万里长征的“落脚地”，延安还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
拱卫中央，保卫边区，“西社部”创造并保藏了延安秘密战的生动故事。
延安秘密战，不是一般的地方故事，它关乎中央，牵动全国。
本篇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一书。
著名作家郝在今的又一部纪实力作。
落脚黄土地
“中央红军可怜哟！”
老年的杨玉英向笔者这样描绘自己第一次见到中央红军时的印象。她的丈夫是“西社部”的部长周兴。
那是1935年10月，16岁的陕北姑娘杨玉英听说中央红军来了，赶紧跑去迎接。可一见来人就傻了，威名远播的中央红军就是这个样子吗？
“又黑又瘦，破衣烂衫。就是纪律好，个个抱枪坐着，没有命令不说话。”
身为陕北红军战士的杨玉英当时不知道，中央红军战士们已经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一年间走了二万五千里路，不得落地。人困马乏，损兵折将，这些困难还在其次，最难克服的障碍是失联——中央同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
從苏联留学归来的涂作潮是党内首屈一指的无线电机务专家，可红军长征时却没有带上涂作潮。涂作潮没有埋怨，留在江西打游击也需要维修电台。可是有一天，游击司令通知涂作潮：你可以离开部队了。
短暂的委屈之后，涂作潮知道，组织上不是不要自己，而是爱护自己。江西寻乌游击队被敌人追得不能喘息，已经把电台拆散埋藏，自己这个机务专家已经成为部队的累赘。组织上交给涂作潮的新任务是去湖南寻找贺龙，只有那里还需要无线电专家。
从此，涂作潮走上了一个人的长征之路——找党！
涂作潮哪里知道，寻找党组织的不止自己一人。
从上海到莫斯科，很多人都在寻找中共中央，也都找不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突出重围，开始长征。湘江血战，红军损失过半，主要教训就是东西带得太多迟滞行军速度。轻装！印制货币的石印机丢弃，沉重的发电机就地埋藏。接下来的无线电通信仅靠干电池，无法启用大功率电台。
从此，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无力沟通与远方的无线电联系。
白区的上海本来也有大功率电台，上海电台负责中转江西与莫斯科的电报。也就是说，驻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中转，指导江西的中共中央。可是，从1934年3月至1935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受6次破坏，1934年10月大功率电台也被敌特破坏！侥幸脱身的报务员毛齐华赶紧组装电台，可惜只能连通莫斯科，却无法找到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电台。到了1935年9月，莫斯科指示上海情报组织撤离，就连这唯一的大功率电台也被迫撤退。
从此，留守上海的办事处，无力沟通与远方的无线电联系。
每天行军的中共中央，到了驻地就架设电台，电台不停地呼叫，可是只能连通贺龙的红军部队和张国焘的红军部队，无法连通上海。
上海的秘密交通员奔走各地，却只能找到在白区潜伏的地方组织，怎么也追不上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通信失联，对中国共产党打击很大。
在执政党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生存，共产党必须依靠坚定的信仰和严密的组织。可是，通信失联导致组织被打散，那么，分散的组织和党员还能不能坚守信仰？
江西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务抓捕老战友陈毅。
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李竹声接连叛变，导致上海地下组织难以存身。
脱党、叛变，就在大量党员离开党的队伍的危难时刻，也有失联党员走上寻亲之路。
留守江西的红军部队被打散了，省保卫局局长汪金祥独身突围，辗转各地寻找党组织。
湖北的地下党员程永和逃脱追捕，找不到党的秘密组织，按照报纸的消息追寻红军长征。
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就像没娘的孤儿。
被党员们看作母亲的中共中央，此刻也处于危难之中。
中共中央在哪儿？在路上。
谁是中共中央？居然有4个机关的名称中都带“中央”二字。
合法的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更换了最高领导人，却未经共产国际批准。
留守上海的中央局被敌特破坏，身为中央军委的刘子华自行组建临时中央局。
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自行以中央名义发布指示。
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另立中央。
敌人在“追剿”中央，党内又难以实现中央的有效领导。内外交困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灭顶之灾。
这时最需要沟通联络，取得共产国际的领导，连通国内尚存的组织。
沟通谈何容易，起码要有个歇脚的地方，才能架设无线电台，铺设人力交通线路。
歇脚也难。中央红军被数十万敌军“追剿”，避入人迹稀少的雪山草地，这些地方连吃食都供应不上，怎能落脚建设根据地？
这处境，毛泽东形容为“不得落地”。不能落地的飞乌，尽管能飞，却总有一天累得飞不动，到那时，就是猎犬爪下的吃食。
不得落地，也要寻找落地的地方。红军翻过岷山后，毛泽东亲自向侦察连长梁兴初交代“特殊任务”——去哈达铺给我找些精神食粮来！
侦察连长知道，毛主席所说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和书刊，找报纸就是找情报！
甘南重镇哈达铺有个邮电局，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梁兴初在那里搜出一捆旧报纸。
在一份《大公报》上，毛泽东兴奋地发现一条消息：“国军追剿陕北红军”！ 这就是说，陕北根据地还在？
根据地就是落脚地啊！
毛泽东是知道陕北有块根据地的。中央红军长征前，陕西省委专程派遣贾拓夫到江西向中央汇报。只是，毛泽东不知道陕北根据地的现状，自从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红军，纷纷走上长征之途，南方各地的根据地全部丧失……
这是全国仅存的一块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毛泽东立即找来随军长征的贾拓夫，让他带电台先行，去陕北找刘志丹。
这就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落脚陕北的第一动作
1935年10月19日，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七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
中共中央派出陕西籍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先行一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两人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被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马文瑞被捕，700多户匆忙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赢得了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
第一个“西北局”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率右路军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10月，毛泽东率队进入甘肃，张国焘在四川另立中央。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西北办事处由周恩来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毛泽东任新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为了重建党内团结，中共中央对外暂用西北名义，这是中共史上第一次出现“西北局”。
中央如此顾全大局，可张国焘还是不肯放弃自立的“第二中央”。就在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向张国焘发出电报，要求张国焘改称西南局，与中央的争议提交国际解决。
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尚方宝剑，南下陷入困境的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第二中央”。
中共渡过了一次分裂的危机，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两个中央的情况。
193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
一个又高又黑的“老鞑子”被送到瓦窑堡，毛泽东一眼认出此人是林育英！
湖北人林育英和湖南人毛泽东在1921年就相识共事，林育英和林育南兄弟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其堂弟林彪也是红军将领。林育英化名张浩，任中国赤色工会驻国际代表。
中共中央寻求沟通共产国际联系，共产国际也在寻找转移中的中共中央，并多次派人潜回联络。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要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区，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没有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套密码。张浩骑着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说话带着湖北口音，他一度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共产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
张浩回国之前，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阎红彦背下密码，从新疆潜回，在甘肃、北平、西安等地寻找电台。
在张浩回国之后，刘长胜也携带密码回国，但是陕北这边没有大功率电台，还是不能与莫斯科通信。
直到1936年6月16日，瓦窑堡终于连通莫斯科，共产国际回电肯定了中共中央的举措。
同期，中共中央也恢复了同上海局和北方局的联系。
終于渡过史上最危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又能全党团结，又能共同奋斗了。
常言道：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中共的经历说明：机遇来自寻找。
来到西北这接近国际的地方，机遇当然也就会多起来。
站稳落脚地的毛泽东，已经把这西北看作是新的出发地了！
——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毛泽东贫居深山，居然也有远亲。
名满文坛的女作家来了，刚从国民党特务手中脱身，丁玲就从大城市南京奔赴西北小镇瓦窑堡，找党！毛泽东兴奋地为丁玲题诗：“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外国记者也来了，1936年7月，陕北的山沟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潜到陕北保安，来采访这些“红头发绿眼睛的可怕的中共党人”。
新闻嗅觉灵敏的斯诺，缠上了中共领袖毛泽东，采访了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同时，也没有放弃探寻秘密——采访国家政治保卫局。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赤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
不过，斯诺的记载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接受他采访的周兴，当时的职务并非“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而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不过，斯诺的记录也不算错，在当时，“西北政治保卫局”其实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1935年11月3日的下寺湾会议决定改组西北政治保卫局。长征期间，国家政治保衛局随军行动，已经无法领导全国各地的工作，现在就转入新成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
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这职名并不高大，但职权极其重要，是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负责人！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总是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脚西北，迈开的第一步就与保卫工作相关——纠正肃反错误。
第一步深得西北人心，促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之间的良好关系。那个同情中央红军吃苦的陕北女红军杨玉英，调到西北保卫局工作，嫁给了从中央红军来的保卫局局长周兴。
内部团结了，还有外部威胁。西北此时有国民党的两支大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是骁勇善战的“地头蛇”，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装备强大的“强龙”，两军实力都远远超过红军这条“过江龙”。
三万红军，面对几十万敌军，中共中央如何在西北立足？
毛泽东盘算，红军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来他个西北大联合，三足鼎立，反蒋抗日！
这一步，将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保卫落脚，统战起步，西北的秘密故事越来越多……
从“西北保卫局”到“边区保安处”
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是“枪杆子”，保卫部门是“刀把子”。
“枪杆子”与“刀把子”是保证生存安全的明暗两手，全党上下不敢有丝毫懈怠。
有党就有党的保卫工作。中共的保卫工作自建党以来一天都没有停止工作。
现在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了，共产党再次有了合法地位，这合法地位的重要体现就是有了合法的地方政权机关。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特区政府，隶属国民党执政的陕西省政府，接受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么，特区的政府机构也得依法设置。所以，特区副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保卫局，似乎也是合乎法制的。
西北政治保卫局面临取消的命运，局长周兴出面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刀把子”不能丢！
在国共合作初期，实际运行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唯有西北政治保卫局。而且从名头上看，似乎并不具备领导全党全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名分。就剩下这唯一的“刀把子”，难道现在也要取消？
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保卫局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这是国民政府的体制，合法在编。
吃过大亏的共产党，不再幼稚天真。现在虽然在搞国共合作，但谁能保证老蒋不会突然再搞“四一二”？
这新命名的保安处，处长还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处，后来又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简称“边保”。在党内，“边保”又是西北局的社会部，简称“西社部”。无论称“局”还是称“处”，无论叫“边保”还是叫“西社部”，这个单位就是中央根据地的“刀把子”。掌刀人呢，从中央到达陕北至中央离开陕北这13年，除了首任局长王首道外，都是周兴。
周兴是江西永丰县人，读过3年师范小学，当过染坊学徒。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
周兴曾进入朱德的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又潜回永丰打游击，1930年调到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周兴便开始保卫中央政府，保卫毛主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周兴主管仅存的保卫机构西北政治保卫局。由于责任极重，麾下缺兵，周兴举办了保卫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边区各县，大多是忠诚有佘专业不足。毕业考试时，周兴出了一个特殊题目：在教室里面寻找一条反动标语！学员们立即紧张起来，有的翻桌子，有的抠墙缝，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唯有延水县保卫局秘书赵苍璧冷静观察，把目光停留在桌面的一张纸条上。那纸上写着4个词语：“明日黄花，日理万机，暴风骤雨，动作敏捷。”别人以为这贴在明处的4个词语不会有什么问题，赵苍壁却说这是藏头反标，每个词语的头一个字连读就是“明日暴动”！周兴欣赏赵苍璧善于动脑，在学习期间就介绍赵苍璧入党，结业后留他在西北政治保卫局当秘书。
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大变化大改组，中共情报保卫体系也进入了大转变和大调整时期。极其重视情报的毛泽东，很快得到应用情报能力的机会。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通电，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下令红军“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对日作战的指挥部。 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北上抗日”还是一句口号。1935年落脚陕北，是因为只有这里可以落脚，还能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时势造地势。这陕北，如今还真的成为出击日寇的最佳阵地！
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直接出击敌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待抗日战争胜利收复失地之日，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鞭长莫及，共产党就顺势占领北方大量地盘。
这延安真个是形胜之地！
不过，保安处还是不敢大意。延安周围虽然是红色根据地，但多年的战争拉锯已使陕北地区治安混乱，共产党要想在延安扎根，还得扎扎实实地治理。
1937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不仅有共产党的根据地，还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区域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多万人。
10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保安处成为边区政府直辖部门。很快，边区政府又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各级议会统称人民代表大会。延安的警察，也称为“人民警察”。
这是世界上唯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
保安处部署延安周边防卫，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另外，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
边区保卫工作的实施机构有了，中央领导机构也不能缺位。
1937年12月，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为张浩。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张浩上前线，中央决定派康生、潘汉年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8年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長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杜理卿任部长。
“枪杆子”不能丢，“刀把子”也不能丢！
是谁伏击周恩来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迅速变化，国内出现10年未曾有过的和平气象。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平进入延安。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在西安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跟着又要经西安到东南再次与蒋介石谈判。
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条繁忙而和平的道路。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这是延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还有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在此处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此处被歼灭两个团。途中，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眼看翻过山脊下行，就进入国民党的甘泉县境了。就在车子刚刚驶入一个簸箕形山坳时，突然响起枪声！周恩来指挥大家下车散开还击，陈友才主动吸引敌人火力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4人徒步逃出，只有战士曹鸿都跟随掩护……
延安城顿时震惊！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集合所有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指派蔡顺礼集中各中央首长的骑乘，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骑兵排出发。周兴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紧急增援，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得知消息，红军大学的学员无心上课，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
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翘首远望……
大劳山中的沿湫山现场，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只有4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
周恩来和黄霖骑马返回延安，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
周兴却难辞其咎！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竟然让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评。
是谁伏击周恩来？延安一时争论激烈。
“边保”认为：劳山伏击显然是敌人有准备的行动，是日本特务或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
有人则把视线放在内部：是“拖派”谋刺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周恩来。
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
还有人质疑：仅仅是一股土匪，怎能制造如此周密的伏击？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独自飞往西安。尽管对前一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周副主席虽然平安，保安处依然有责任破案。
中央进驻延安后，边区党委在1937年初就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决心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
事件发生后，边区党委当即决定大规模进剿。
周兴亲自布置，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密捕“坐地大爷”李凤山，审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土匪头子接连落网。 通过审讯，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南门的坐探冯长斗发现。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埋伏在大劳山中的沿湫山。土匪从牺牲的副官陈友才口袋里搜到了周恩来的名片！
劫财劫出大祸了！害怕红军追剿的李青伍躲到山西，直到冬天才悄悄潛回老家，当即被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两个奇怪的“和尚”
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这里历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后来特意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证明这里安全难得。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稳的地方。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
延安原有的唯一一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边区政府的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该校校长，廖承志、朱光任政治教员，丁玲讲文学课。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了党、团支部。国民党却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中统特务。中央政府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有的教员回来就说反动话。
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
中央机关驻在延安，保卫部门特别注意防止敌特破坏。侦察部长陈复生带领侦察员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穆广林、王化凯积极活动，但这几人都是江西人，语言不通，于是又调来赵苍璧、郑柱国等本地干部。侦察部很快就发现一个小布店的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
侦察干部眼尖，陈复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上有许多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陈复生又找到以前在这个庙里煮饭看门的罗老汉调查。罗老汉说，红军进城前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和尚带走了，还把自己赶出庙门。
现在的两个“和尚”很可能同国民党有关系。盯梢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盯梢还发现，照相馆有两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两人最近才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陈复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广泛的情报收集任务。
听说火神庙在找雇工，陈复生决定送人上门。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复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河莲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小李军籍，打发他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不肯回家。“和尚”出来，问清小李才17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深入虎穴的小李秘密侦察了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
保卫局决定破案。6月8日晚，趁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复生带领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黄黄山、赵苍璧埋伏在庙中。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复生等人立即扑上去。“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复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璧拉开陈复生，冲上去将“和尚”打倒！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是兄弟俩，都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保卫局顺藤摸瓜，还破获他们伸入红军的两个案子。红皮枕头里面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是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长马豫章被共产党赤化！其实马豫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这次险些暴露。还发现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也被“边保”破获。
侦察发现：延安不仅有汉奸特务，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
事实证明，多年反共的“国特”机关，并没有因为国共合作而罢手。
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天真地相信盟友，1927年就吃过国民党的大亏。这第二次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危险。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好不容易形成的“三位一体”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自支撑。已经破获的大量国民党特务案件表明，国民党对共产党搞两手政策，明面上合作，暗中搞特务活动。
这抗战新时期的保卫工作，非但没有降低重要性，反而更复杂了。十年内战阵线分明，国民党特务就是敌人。现在呢？说是化敌为友，很可能是亦友亦敌！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出逃事件
延安的困难，不只是外部封锁，还有内部矛盾。
自从争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失败之后，张国焘始终郁郁不得志。王明从苏联带回的肃反消息，更让张国焘担心自身的安全。瞻前顾后，张国焘决定离开边区另寻出路。
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中部县，每年清明，政府都要委任大员到黄陵设祭。1938年的祭奠，因为抗日战争而更加具有民族团结意义，毛泽东亲自书写祭文。这时，向来怠工的张国焘突然积极起来，主动申请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黄陵。
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之后，主动向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示好，蒋鼎文也试探性邀请张国焘去西安。张国焘当即抓住机会，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就走。
擅自出行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甩开组织委派的护送人员，张国焘的这次突然行动令延安意识到：这绝不只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企图。 离开中部县的张国焘，试图脱离中共保卫机关的视线。到了西安，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有意避开八路军办事处。直到4月7日，与国民党方面安排妥当，张国焘才在火车站台约见林伯渠。身边有国民党特务护送，前程是国民党控制的武汉，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张国焘以为，中共的保卫机关已经无能为力。
自以为计划周密的张国焘小看了中共保卫机关的本事！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特派李克农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来。李克农带着童小鹏、邱南章、吴克坚，到汉口火车站等了3天，过去了18趟列车，邱南章才终于在4月11日傍晚，于西安开来的车上发现了西装革履的张国焘！
李克农和吴克坚立即上车，代表王明和周恩来请张国焘到长江局去，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迎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发现后，立即阻止开车，身穿国军服装的邱南章和吴克坚当即拔出手枪，特务稍一迟疑，汽车便飞驰而去。
周恩来反复说服，张国焘仍然不肯回延安，反而要求向蒋介石汇报工作。16日上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当面表示：“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当场批评：“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得到蒋介石勉励的张国焘，下午又说要上街配眼镜、看牙，满街游逛，始终不能甩掉陪同的吴克坚。他又来到轮渡码头，趁轮船将要收回跳板的一刹那跳上轮船！可是等他找到地方坐下，吴克坚又出现在身边。
17日上午，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農一起到张国焘居住的太平洋饭店，向张国焘提出三种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不答应回党工作，表示要在后两条之中选择。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立即电话联系戴笠，当晚由武装特务派车接走。
张国焘正式叛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专谈张国焘叛变问题。毛泽东回顾张国焘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说张国焘早已在政治上开了小差。张国焘的叛逃没能带走任何人，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张海听说张国焘叛党，也没有跟着走。
全国团结抗战，国共再次合作。共产党的政策从阶级斗争改为民族斗争，党的活动从秘密走向公开。国内的压迫减弱，党内往往有人麻痹大意。麻痹大意的后果是逃兵多，出叛徒，特务乘机渗入。
叛徒、特务对党的安全威胁极大，“刀把子”必须严防内奸。
锄奸
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开展活动，千方百计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日特”渗透的重点。
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集团军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
还有一种是间接组织，汉奸与帮会结合。
陕甘宁边区有黑军、天星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黑衣会。1937年至1 938年，陕甘宁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了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
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惩治汉奸条例》，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叫作“锄奸部”，地方政府设有“锄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查路条也是锄奸防奸。
抗日战争是拯救民族的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因此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机关、学校放假，街上行人众多。
上午8时40分，宝塔山上的防空哨突然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满城的老百姓都往城后的凤凰山跑，山边有多处闲置的石头窑洞可以作为防空洞。日本飞机追着炸，一直炸到凤凰山，就连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也被炸塌了！
日本飞机飞走后，延安市公安局立即组织抢救，恢复市区秩序。这日本飞机来得这样快，炸得这么准，其中必有情报。
侦查部门展开调查。他们在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条长约1.6米的白色绸带，从高空看，正好形成一个箭头，直指毛泽东的住处凤凰山。这表明，这不是一般的轰炸，而是瞄准最高首脑的“斩首行动”！
这绸带不是陕北地区土产，只能是外来人带进延安的。延安是个小地方，来个日本人容易被识破，因此这肯定又是汉奸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汉奸很难识破，如果是国民党特务再加汉奸就更难应对。
这天，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同一辆汽车回家，没想到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出手将其擒住。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竞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中央首长的安全极其重要，苏联领袖列宁就遭遇刺杀。
西北政治保卫局不仅管边区管延安，还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中央首长在延安的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没有严格的保卫措施，军人和老百姓随意走动，外面来人也没人拦。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一军团抽调4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日本飞机轰炸一事提醒人们，中央驻地不能再在城边显眼的地方了。延安城北门外3公里处有个小山村杨家岭，只有八九户人家，相当僻静。中央首长搬到了那里，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 新的敌情，危险而复杂。
日本以情报立国，早已把中国摸透，现在又要向延安下手。年轻的中共保卫人员能不能斗过日本老牌特务？
国民党特务本是老对手，国共二度合作，现在却可以打着朋友的旗号进来，你抓了他们还得礼送出境。
“特务”“侦探”“奸细”“间谍”，非专业人士很难弄清这些专有名词的区别。依照惯例，“特务”的范围比较宽泛，内勤外勤都可称为特务;“侦探”的工作主要是刺探军情，可以临时指派：“奸细”则特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并不一定专业;“间谍”的定义最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刺探情报的人，要求具有专业素养。
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要“反侦探”，抗日战争时期叫“锄奸”，新中国成立初期称“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反间谍”。保卫工作有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面对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潜在的对手是国民党反动派，反间谍斗争暗流涌动。
旬邑事件
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合法政权，这是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局面。
新局面下仍有隐忧——边区内部是“双重政权”！
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还坚持地方官员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寸权不让。久争不下，双方都自行任命，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用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脓包总要出头，隐患早晚出事。最先出事的就是习仲勋的关中地区。
1939年5月25日，原来设在黄河边上的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的一个给养员外出采购时，居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了！
暗杀抗战军人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战！荣校学员进城向县政府抗议，县长张中堂不问情由就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伤军人代表9名！
接着，张中堂又调集相邻数县的国民党保安队和保六团一營，以优势兵力攻打县城。旬邑县城驻有共产党关中保安司令部的独立一营和荣校一个排，部队抗击七天八夜，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紧接着，国民党又调集兵力向关中分区的驻地马家堡进攻，把事态继续扩大。
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老百姓称之为“宝葫芦”。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斩断。现在，他很可能抓住这个偶发的旬邑事件，将其扩大为关中大战！
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习仲勋虽然当时只有27岁，却已经是西北地区的老革命。他13岁入团，15岁转党，18岁发动“两当兵变”，21岁就当了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因为他富有对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又是富平人，熟悉关中情况，于是被派到关中前线挂帅。习仲勋的分区驻地还隐藏着一个陕西省委，领导西安“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关中人民遭受国民党多年压迫，现在好不容易建立了人民政权，国民党又要反攻倒算？关中军民纷纷要求武力反击，一场大规模的国共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习仲勋始终保持冷静。武力反击很解气，但是肯定要吃亏，关中分区的武装只有3个营，而对方是几个团。习仲勋分析，对方正是想要以我们动武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乘机拿下“宝葫芦”。习仲勋说服部队保持克制，同时分别做国民党保安团的工作，分化对方。
旬邑事件背后是关中地域，关中背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党正在下一盘大棋。
1938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这个会还没有开，隐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的沈安娜，就将会议草稿上报给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摩擦。
“摩擦”，这个物理学词汇，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汇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
进入1939年，摩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现在是国共合作，危害抗日大局的帽子老蒋不戴，推给下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央政府总是装作不知道，由地方政府出头;使用的部队也不打正规军旗号，由“第二武装”——地方保安团队领衔。
“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对于这些心腹大患，共产党必欲去之而后快。
化装侦察
1939年春，富县检查站发现一名从洛川过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遂秘密突击审讯。据此人交代，他此行任务是巡视边区各县，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时里应外合。
这个特务30岁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6年。审讯中他言辞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边保”的侦察部长布鲁想出一条奇计。 布鲁扮成这个特务，昂然踏入县党部。县党部的书记长虽然是富于经验的中统特务，可是怎么也看不出来人有假扮的可能。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于海南岛琼海县，少年时就到工厂当学徒，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琼海工农红军暴动。攻打博鳌失败后流亡海外，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领导工人纠察总队，保护组织，刺杀叛徒。1932年被驱逐回国，在海员总工会和江苏省委工作。1937年2月到延安，被分到保安处负责侦察保卫工作。
出洋过海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化装成国民党特务当然很像。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也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瑜。出自广西富裕家庭的邹瑜，随同长兄邹伦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哥哥进了“中社部”，弟弟进了保安处。现在冒充国民党特工，正需要从“国统区”来的知识青年。
两位中统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走到哪里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充分信任，党部书记长向他们恭敬汇报，并奉上特工名单。
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非法特务手段！
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就可以有理有据地驱逐这些特务分子了。
周恩来果断抓住共产党合法化的机遇，不但重建“国统区”的党组织，而且让共产党人进入国军部队。熊向晖、沈安娜、闫又文……一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部队帮助抗日，又是预防顽固派反共的闲棋冷子。
蒋介石也很高明，趁着经营大后方的机遇，把中央军开进之前进不去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举国抗敌，哪个地方势力也没有理由对蒋委员长搞“割据”，就连过去打不进去的“红区”，也得对中央派遣的官员打开大门。
保安处掌握的复杂案情表明：威胁边区安全的力量，不仅有日本特务，还有国民党特务。“日特”对中国的内部情况并不熟悉，若要渗入延安，很可能通过“国特”的配合。
无论如何，不能轻信国民党，不能放松对“国特”的侦控！
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这些代表中央的公开机构，手中有武装力量——县保安队，还有邮电局、电信局等公共服务机关。明一手，暗一手，在边区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发展地下小组，甚至操纵土匪捣乱。
必须解决这个“双重政权”！
怎么解决？
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武力消灭，可那种手段不合法。人家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官员，国民政府又是边区政府的上级。
还是尽量采用合法的方式。
延安将布鲁侦察到的铁证公布于世，引起舆论对国民党的谴责。社会各界早就痛恨那些横行不法的特务，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政治。那些披着合法外衣潜藏边区内部的特务，灰溜溜地撤走了。
以秘密侦察取得证据，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胜利。这种新的斗争方式，“边保”称之为“拔钉子”。
“拔钉子”
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凤彩做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杨烈还是赖着不走。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
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将他连刺十几刀！
抓到这些官员非法活动的证据，邊区政府堂堂正正地向陕西省政府提出交涉，要求由边区政府而不是陕西省政府任命边区内部的官员。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军民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主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也不能全面大打，见毛泽东先礼后兵，那边也就先兵后礼。程潜回电，同意边区各县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公开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下了狠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共产党也对边区内部所有的国民党政权展开大驱逐，公开说法是“护送出境”。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
有趣的是，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肤施县政府也被驱逐，而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来升了官，1943年当上地级市延安市的副市长，1944年又升任延安市长。
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边保”的重要任务，就是对付肤施县政府。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张吉平和严夫担负这个任务，一人蹲守，一人跟踪，发现县府内部的科长陈恒和会计高冠福可疑。光是从外监控还不够，周兴又派人打入内部。程永和化名陈新到县府投考，意外地被县长马豫章任用为县府录事。
原来，由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的马豫章县长，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就通过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关系，主动报名，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道这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 马县长位置重要，周興设计加强保护。“边保”副处长杜理卿亲自接触，争取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崔翼。这个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重回组织，还安插“边保”的人进保安大队任职，专门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是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勤务员马英海。高仲谦相信这个没文化的陕北小伙，让他当了中统的交通。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换。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多得要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特”和“国特”的秘密通信。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信。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检查所对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抽查。检查人员除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技术手段也很简单，只有碘酒和苏打水这两种化学试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带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检查人员一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了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夹有密写！出身无锡资本家的华明姐弟来到延安，抗大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可信件空白处居然有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通过这个关系，邮政局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局长。梁济从电信局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局长是中统特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把电信主要干部换成了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又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特务局长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
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毛泽东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合作。毛泽东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共产党的对抗手段，则是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运用隐蔽手段获取破敌情报，再通过合法手段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这种战法，堪称现代色彩的舆论战和法律战了。
汉中有个“死间班”
在合作的局面下如何对付共产党，这对国民党的机关也是个新课题。
军统多次调整针对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又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5个省站，统管陕甘苏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两路夹攻陕甘宁边区。
中国没有特工学校，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通过举办“特训班”来培养特工。
1938年，军统举办的“特训班”开学，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湖南醴陵的叫“陵训班”，贵州黔阳的叫“黔训班”，贵州息烽的叫“息训班”，四川重庆的叫“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叫“兰训班”，福建建瓯的叫“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近2万人，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些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危险的是派到共产党根据地潜伏，圈内称为“死间”！
国民党特务的主要任务是反共，因此，办班也特别注意培养一批能够打入共产党的特工。国共合作之前，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人就混进了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
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逃出延安的张国焘在重庆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打入就应从培训青年学生入手。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青年学生加入“特训班”。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戴笠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中大为走红。 军统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的学员。“兰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电政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培训5期，毕业学员2000多人，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榆林站的学员打入延安之后都被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那些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直到有了“汉训班”，军统才真正打进了陕甘宁边区。
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升格，戴笠就指示上海区行动组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程慕颐一向做对共工作，曾打入一个江苏地委组织。这次接受重大任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1939年9月又迁到边区附近的汉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是“死间”培训班，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曾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主講“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制造破坏活动，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汉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均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醴陵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打入边区却最成功。得知“边保”注重审查外来人员，程慕颐招收学员时就特别注意选择陕甘宁边区当地的知识青年。“汉训班”招收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放回老家，以本地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做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得惊天动地，死得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200元，其他每人20至50元。
孙子兵法《用间篇》将间谍分为5类：生间、死间、因间、内间、反问，其中死间最凶险——情报拿回，间谍死去。“汉训班”的课程注重爆破、刺杀、下毒等行动手段，每一个潜伏特务都准备生死相拼。
对付共产党，军统居然在培养死士！
陇东案发
一件潜伏特务大案，震撼了“边保”，惊动了中央。
案件从陇东的庆阳发端。
庆阳城是4省枢纽，北通宁夏银川，东至陕西延安，西通甘肃兰州，南抵四川汉中。陇东地区是八路军的驻防募补区，驻有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三八五旅，老资格的女共产党人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县长。可是，城内还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
吴南山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写文案。国民党政府停发教师工资，吴南山就带头告状。1939年底，陇东的国共“摩擦”激烈起来，庆阳县教育局局长以吴南山“红”为借口，不给他分配工作。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去重庆参加一个免费上学的战时干部训练团。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见到了接应的杜长城，没能去重庆，却被引进汉中郊外的兴隆寺。进门后他才知道，这不是学校，而是军统的特务训练班。
训练班日程十分紧张，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课程更是令人胆寒，不仅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还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信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
“特训班”纪律严格，“生进死出”，进了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不得结婚”……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动辄挨打，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课桌，教官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军统的“家风”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
班主任程益骄傲地宣称：“我们是军统的‘死间特训班’！”
学员悄悄议论：“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这哪里是学校，分明就是人间魔窟嘛！吴南山决心早日离开，你骗我我也骗你。
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还向教官报告：来学习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班主任程益觉得有道理，就让吴南山提前毕业，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联络，就靠这个“海底”。 吴南山是第四期第一个离开的学员。离开后，他就到军统西安站接头建立通信联系，又到陇东西峰镇找张明哲接头接受领导。
本想寻找生活出路，不承想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自己虽然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陇东的共产党能不能容纳自己呢？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共产党当权执政，上手就抓教育。吴南山刚回庆阳就参加陇东中学的筹建，还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的吴南山，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的教师同事陆为公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吴南山还成为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
见共产党这样重用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1940年10月初，吴南山找到相熟的陆为公，深谈一夜。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第二天上午就向地委书记马文瑞汇报。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3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吴南山听了心头踏实，这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比军统班主任懂人心。
陇东保安科科长李甫山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张凌汉并不知道吴南山已经自首，这就保证了这一军统交通不会泄密。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陇东保安科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太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赵苍壁设计了一个局，考察这个投诚者。赵苍璧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治安股长涂占奎在半路截查交通张凌汉，看看是否还夹带别的情报。侦察证明，吴南山没有夹带其他情报。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是可靠的。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3个手段：“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诱”，利用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赵苍壁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军统特派曾在庆阳经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长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从贺铸行踪又发现了刘志诚，这特务已经当上合水县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3人到环县。高巍一时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庆阳来找吴南山。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次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碰上“汉中班”同学郑崇义，此人化名陈明，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
1941年，程慕颐的特工已經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西北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18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对于这个“死间班”，戴笠在军统内部也要严格保密。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作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作出名堂。可是，“汉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集团作用。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
程慕颐决定，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4个联络员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陇东发案，西安布线，“边保”和军统的高级刀手，即将交锋！
延安追踪
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从延安返回庆阳的路上，吴南山碰到一个熟人——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