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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田里的守望者》刻画了霍尔顿·考尔菲德这一既叛逆又善良的少年形象，不同时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借用了霍尔顿的模型，塑造了一系列“霍尔顿式”的青少年银幕形象，而且这一银幕形象还将在好莱坞青春片中被持续制作下去。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 霍尔顿·考尔菲德形象 好莱坞青春电影
前言
美国作家J.D.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于1951年问世后，其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很快成了美国青少年效仿的对象。自然，主要以青少年为观众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不想错过塑造这一经典形象的机会，但因小说作者塞林格坚决拒绝出售《麦田》的电影拍摄权，好莱坞的这一计划似乎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然而，“塞林格的拒绝没能阻止制片厂借用霍尔顿的模型拍摄了《毕业生》、《餐馆》、《死亡诗社》、《青春年少》、《美国丽人》和《特伦鲍姆一家》这样一些影片。”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青春电影诞生之日起，这类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制作”着霍尔顿·考尔菲德的银幕形象，结果“霍尔顿式”的影片数量之多，连评论家也惊叹“霍尔顿已经成了电影中被复制得最多的人物之一。”
《麦田》所刻画的霍尔顿形象包括两个侧面：一个是表面上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叛逆少年形象：另一个是内心纯洁善良、富有爱心的天使少年形象。面对腐败、肮脏的成人世界和庸俗浅薄的中产阶级价值观，霍尔顿表现出一幅经典的叛逆的姿态，以示对抗：他不肯用功读书，满嘴脏话，抽烟喝酒，又乱谈恋爱，甚至召妓。但在反叛的外表下，他内心里却正直善良，他不仅热爱儿童，同情弱小者，而且怀着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崇高理想。这两种形象的交结错综，生动地描绘出了徘徊于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青少年的困惑、思考和追求。霍尔顿的形象对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美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有评论者称他成了“美国文化中象征青少年叛逆的神化式人物”。不同时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霍尔顿的文学形象，从而塑造出了一系列经典的青少年银幕形象。
不同时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中的霍尔顿形象
20世纪50年代，随着象征保守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经典好莱坞的式微，美国影坛迎来了青少年叛逆片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最著名青春片就是入选美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100部电影”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Cause,1 955)。片中的主角吉姆·斯塔克可谓“霍尔顿的第一个银幕化身。”像霍尔顿一样，吉姆也出身于衣食无忧、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并且也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霍尔顿的叛逆表现在他读书不用功，常常抽烟、喝酒，四处闲逛，还乱交女友：而吉姆的反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喝酒、打架，还参加死亡游戏。霍尔顿反叛的动因是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同样，吉姆也因不能融入家庭和社会而表现出挑衅的姿态。霍尔顿读书不用功，曾被多所学校开除：吉姆则因打架闹事，其父母只好靠不停地搬家来消除影响。小说中霍尔顿满嘴脏话，身穿风衣，倒戴鸭舌帽的叛逆姿态成了50年代初美国大、中学校学生争相效仿的对象，而吉姆的扮演者詹姆斯·迪恩所穿的牛仔裤和T恤则是50年代反叛青年的“标准服。”另一方面，在反叛的外表下，吉姆和霍尔顿一样，心底里都纯洁善良，充满了对弱小者的爱。霍尔顿非常关心在寒冷的冬天里，中央公园湖中鸭子的命运，他热爱天真无邪的儿童，乐于帮他们系鞋带，在博物馆为他们指路，并打算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来保护孩子们纯洁的天性。同样，吉姆看到自己瘦小的伙伴柏拉图衣服单薄时，就脱下自己的大红夹克披在他身上：当他注意到被父母遗弃的柏拉图脚穿两只黑红不同的袜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影片的最后，当柏拉图跑出别墅，并失去理智地向警察开枪时，吉姆对朋友朱迪说，“他把我们看作亲人，我们要保护他。”可以说，吉姆这一好莱坞经典银幕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之前的霍尔顿文学形象。50年代著名的青少年叛逆片还包括马龙·白兰度主演的《野小子》(The WildOne，1954)和1955年的影片《黑板丛林》(Blackboard Jungle)等，这些影片也同样表现了青少年愤世嫉俗的叛逆心理。例如，《野小子》中马龙·白兰度所饰演的强尼像霍尔顿一样事事要求绝对的公正，不容许社会有半点偏倚，当他被问到“Whatare you rebelling against?”(“你反叛什么?”)时，他就显得和霍尔顿一样茫然和毫无目的，于是就有了马龙·白兰度的经典台词：“Whadayah got?”(你有什么?)
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青春片中，也常看到霍尔顿的叛逆身影。这一时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许多青少年热衷于反叛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好莱坞青春片也偏重于塑造“霍尔顿”们的叛逆个性《毕业生》(The Graduate，1967)中的本杰明可以说是大学毕业了的霍尔顿。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刚从大学毕业的本杰明，本可以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或按照其父亲的意愿“考虑读研究生，再度冲刺，”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只是每日游泳、开车，无所事事地闲逛。本杰明之所以没有去找工作，是因为他像霍尔顿一样厌恶中产阶级子弟大学毕业后所过的那种享乐主义、金钱至上又庸俗狭窄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小说中还没上大学的霍尔顿早就进行了预见：“我们得拿着手提箱之类的玩意乘电梯下楼。我们得打电话给每个人，跟他们道别，还得从旅馆里寄明信片给他们。我得去坐办公室，挣许许多多钱，乘出租汽车——去上班，看报纸，天天打桥牌，上电影院，看许许多多混帐的短片、广告片和新闻片。”小说中的霍尔顿本来就讨厌这种生活，影片中大学毕业了的“霍尔顿”(本杰明)自然不愿去选择这样的工作和过这样的生活。同样，本杰明没有“考虑读研究生，再度冲刺，”也是因为他不喜欢那种学校和家长的“读书，求学问，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的功利主义态度。当本杰明被问及对前途的打算时，他说只是想“与众不同，”本杰明的“与众不同”其实就是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不同，其叛逆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1969年的青春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再现了“反文化运动”高潮时期的霍尔顿形象《麦田》中的霍尔顿生活在50年代“垮掉派”(Beaten Generation)文化中，而《逍遥骑士》的主人公怀特和比利则是长大了的、嬉皮士式的霍尔顿，他们身穿皮夹克，长发披肩，戴着墨镜，骑着特制的摩托车的形象，和早年霍尔顿身穿风衣，头戴鸭舌帽的反叛姿态并无本质不同。
70年代著名的一部“霍尔顿式”影片 是由乔治·卢卡斯执导的《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1973)。这部怀旧影片讲述了四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好友阿强(John)、小陶(Terry)、小史(Steve)和小柯(Curt)在进入成人世界前的彻夜狂欢。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像霍尔顿一样，在成人世界的门槛旁踯躅不前，因为他们对逝去的美好时光无限眷恋。这种怀旧与狂欢与霍尔顿式的不愿长大和逃离学校到纽约去找乐子的过程可谓异曲同工。影片的结尾以字幕的形式交代了四人后来的下落，其中小陶的结局是在战争中被军方宣布失踪了。有意思的是，塞林格早期创作的一个有关考尔菲德的故事，也是以霍尔顿在战争(二战)中失踪结尾的。只不过《麦田》中的霍尔顿在二战时年龄尚小，不能参战，但根据小说中的时间推算，到1950年时，他应年满17岁，正是入伍参加朝鲜战争的年龄。据此，有论者设想了《麦田》中霍尔顿的最终下落：“这是我们为塞林格笔下的小孩所能想象出的唯一结局，即，像《美国风情画》一样，一行讣告在片尾的银幕上打出：霍尔顿·考菲尔德被宣布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失踪了。”霍尔顿的最终命运《麦田》文本并无交代，但鉴于他和《美国风情画》的主人公的相似性，此片结尾的字幕亦可视作对霍尔顿命运的最终说明。唯一不同的是，小陶是在越战中失踪的，而让霍尔顿失踪的是朝鲜战争。
20世纪80-90年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也离不开霍尔顿的叛逆形象。80年代著名的青春片导演约翰·休斯被好莱坞编剧兼导演的凯文·史密斯称之为“我们这代人的J.D.塞林格”。作为一代人的“J.D.塞林格”，休斯“自然”拍摄了一批“霍尔顿式”的青春电影，其中包括《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1985)和《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Off，1986)等。《早餐俱乐部》塑造了五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叛逆中学生群像，他们因逃课、恶作剧、说谎和厌学等原因，被迫于星期六早上接受学校的惩罚式的“禁闭”，影片描写了这五位中学生和校长及整个学校教育制度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春天不是读书天》以喜剧搞笑的方式讲述了三个中学生逃学前往芝加哥找乐子的故事，这与霍尔顿逃离潘西中学到纽约游荡的经历十分相似。80年代末的影片《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1989)集中刻画了七个反叛少年形象。他们成立“死亡诗社”，公然对抗学校传统刻板的教学方式：主人公之一的尼尔没有遵从父亲让他上哈佛当医生的愿望，因为像霍尔顿一样，他厌恶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医生、律师和银行家这些传统和务实的职业，却更喜欢演剧这种充满幻想和创造力的行当。《麦田》中霍尔顿终因无力对抗“假模假式”的世界而精神崩溃：影片中的尼尔则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在面对僵化压抑的旧秩序时，选择了自杀身亡。进入90年代后，“霍尔顿式”的影片是有增无减。《我私人的爱达荷》(My Private Idaho，1991)塑造了两个叛逆青年的形象。主人公之一的司各特虽出身于富裕的上层家庭，但他宁愿在大街上贩毒和出卖自己的肉体，这种堕落的街头生活主要用来反叛自己的父亲。《青春年少》(Rushmore，1998)中的麦克斯则是“霍尔顿喜剧化的变身，”他不爱学习，却专事各种社团的课外活动，包括霍尔顿曾参加的击剑社活动，最终也像霍尔顿一样被学校开除。此外，在80-90年代还有一些青春电影，它们在塑造霍尔顿式的叛逆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青少年主人公在面对性问题时的那种“霍尔顿式”的困惑与探索。《麦田》中，霍尔顿不仅嘲笑同学阿克莱是个处男，而且还为自己有几次可以失去童贞的机会却没得逞而感到遗憾。霍尔顿对性的这种焦虑、困惑与探索在《最后一个美国处男》(TheLast American Virgin，1982)和《美国派》(American Pie，1999)等影片中得到了重现。前者讲述了三个中学生加里、里克和大卫几次没有得逞的性尝试，最后里克和大卫终于失去了童贞，唯有加里成了让人耻笑的“最后一个美国处男”：后者则围绕四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如何兑现自己的诺言——在毕业前结束处男生涯——而展开，这些影片都生动地再现了当初霍尔顿面对自己处男身份时的那种困惑与尴尬的心态。
2000年以后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似乎是更加有意识地重复“制造”着霍尔顿的形象。2001年的一部“霍尔顿式”的青春片是直接以影碟形式发行的《追击霍尔顿》(Chasing Holden)。影片不只是在片名上点明了这将是一个霍尔顿式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尼尔·劳伦斯身上有着明显的霍尔顿“印记”。尼尔出身上层社会。其父亲是纽约市长：像霍尔顿一样，尼尔经历过精神创伤，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后，又被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学校文学课上布置的作业是续写《麦田》中霍尔顿的故事，于是作为《麦田》的狂热爱好者的尼尔，带着女友开始了霍尔顿之旅，在此过程中尼尔展现出了和霍尔顿一样的病态心理和死亡愿望。2002年有两部影片也刻意复制了霍尔顿的形象。一部是由伯尔·斯梯尔思执导的影片《伊比的堕落》(IgbyGoes Down)，影片讲述了少年主人公贾森·斯洛克姆(伊比的真名)被多所私立中学开除后，为了逃避就读军事学校，而在纽约上层社会游荡的“堕落”经历。该片首先是在故事层面上复制了霍尔顿的经历：同样是被几所私立学校开除，接着到纽约游荡，最后都要逃到梦想中的西部，只不过霍尔顿的西部是个模糊的所指，而且终未成行：伊比的西部指的是阳光明媚的加州，并最终成行。其次，在伊比的角色塑造上也模仿了霍尔顿的形象，影片中伊比母亲的饰演者苏珊·萨兰顿曾如是说：“我一直把《伊比》比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像霍尔顿一样，伊比很聪明也很爱讽刺挖苦，”此外，二者在个性上都有相似的矛盾性，即：都与家庭和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且都在“堕落”的游荡中试图保持自己的正直，难怪有影评人把伊比说成是“斯梯尔思手中霍尔顿的替代品。”2002年的另一部“霍尔顿式”的影片是《好女孩》(The GoodGirl)。片中的男主角汤姆·维特甚至把自己更名为霍尔顿·维特，因而成为了“最明显”的一个霍尔顿形象。汤姆因嗜酒被迫从大学退学，他酷爱读《麦田》，把自己等同于《麦田》中的主人公霍尔顿。影片中的“霍尔顿”像小说中的霍尔顿一样孤独、反叛和迷茫，其最终的自杀身亡，可以说是兑现了书中霍尔顿一直报有的死的愿望。有趣的是，该片的中文片名，虽常直译为“好女孩”，但国内不少的电影网站上都赫然翻作“麦田里的守望者”，足见《麦田》对该片的影响。2007年新鲜出炉青春片《查理·巴特利》(Charlie Bartlett)又是一部“霍尔顿式”的电影，美联社的娱乐新闻把该片的主人公查理·巴特利称之为“J.D.塞林格的不朽的霍尔顿之最新的银幕化身。”出身富裕的但个性反叛的查理在又被一所私立学校开除后，在母亲的护送下到当地的公立中学就读。初到时，查理免不了被学校的“混混儿”们揍得鼻青脸肿，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同学都需要心理辅导，于是他在男孩的休息室挂了个招牌，把自己打扮成心理医生，为同学开药方，听他们倾诉自己的问题，按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帮助这些孩子，没有别人帮他们。”一位电影专栏作家在谈到这部影片时说：“查理身上最根本的霍尔顿特征是，他一贯表现得很自我，那种自我就是不守规范的，甚至是有点古怪的性格。”关于查理身上的“霍尔顿特征”，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他还具有霍尔顿那种乐于帮助孩子的善良天性。
结语
总之，纵观好莱坞青春电影的发展历程，总能看到霍尔顿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诚如《塞林格传》的作者保罗·亚历山大所言，“整个青少年电影类——它已成为好莱坞电影工业中的一个常项——都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于霍尔顿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可以这么说《麦田》为这些影片提供了霍尔顿式的人物“原型”，而这些影片反过来又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霍尔顿”形象。
《麦田》出版后不久，就有论者预见了它对于青少年成长的普遍意义，并指出霍尔顿的经历反映了“我们所有人的一段个案史”。鉴于霍尔顿这一超越时空的经典形象和他对美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好莱坞还会不断地塑造出带有时代气息的“霍尔顿”的新形象。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 霍尔顿·考尔菲德形象 好莱坞青春电影
前言
美国作家J.D.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于1951年问世后，其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很快成了美国青少年效仿的对象。自然，主要以青少年为观众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不想错过塑造这一经典形象的机会，但因小说作者塞林格坚决拒绝出售《麦田》的电影拍摄权，好莱坞的这一计划似乎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然而，“塞林格的拒绝没能阻止制片厂借用霍尔顿的模型拍摄了《毕业生》、《餐馆》、《死亡诗社》、《青春年少》、《美国丽人》和《特伦鲍姆一家》这样一些影片。”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青春电影诞生之日起，这类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制作”着霍尔顿·考尔菲德的银幕形象，结果“霍尔顿式”的影片数量之多，连评论家也惊叹“霍尔顿已经成了电影中被复制得最多的人物之一。”
《麦田》所刻画的霍尔顿形象包括两个侧面：一个是表面上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叛逆少年形象：另一个是内心纯洁善良、富有爱心的天使少年形象。面对腐败、肮脏的成人世界和庸俗浅薄的中产阶级价值观，霍尔顿表现出一幅经典的叛逆的姿态，以示对抗：他不肯用功读书，满嘴脏话，抽烟喝酒，又乱谈恋爱，甚至召妓。但在反叛的外表下，他内心里却正直善良，他不仅热爱儿童，同情弱小者，而且怀着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崇高理想。这两种形象的交结错综，生动地描绘出了徘徊于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青少年的困惑、思考和追求。霍尔顿的形象对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美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有评论者称他成了“美国文化中象征青少年叛逆的神化式人物”。不同时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霍尔顿的文学形象，从而塑造出了一系列经典的青少年银幕形象。
不同时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中的霍尔顿形象
20世纪50年代，随着象征保守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经典好莱坞的式微，美国影坛迎来了青少年叛逆片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最著名青春片就是入选美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100部电影”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Cause,1 955)。片中的主角吉姆·斯塔克可谓“霍尔顿的第一个银幕化身。”像霍尔顿一样，吉姆也出身于衣食无忧、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并且也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霍尔顿的叛逆表现在他读书不用功，常常抽烟、喝酒，四处闲逛，还乱交女友：而吉姆的反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喝酒、打架，还参加死亡游戏。霍尔顿反叛的动因是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同样，吉姆也因不能融入家庭和社会而表现出挑衅的姿态。霍尔顿读书不用功，曾被多所学校开除：吉姆则因打架闹事，其父母只好靠不停地搬家来消除影响。小说中霍尔顿满嘴脏话，身穿风衣，倒戴鸭舌帽的叛逆姿态成了50年代初美国大、中学校学生争相效仿的对象，而吉姆的扮演者詹姆斯·迪恩所穿的牛仔裤和T恤则是50年代反叛青年的“标准服。”另一方面，在反叛的外表下，吉姆和霍尔顿一样，心底里都纯洁善良，充满了对弱小者的爱。霍尔顿非常关心在寒冷的冬天里，中央公园湖中鸭子的命运，他热爱天真无邪的儿童，乐于帮他们系鞋带，在博物馆为他们指路，并打算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来保护孩子们纯洁的天性。同样，吉姆看到自己瘦小的伙伴柏拉图衣服单薄时，就脱下自己的大红夹克披在他身上：当他注意到被父母遗弃的柏拉图脚穿两只黑红不同的袜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影片的最后，当柏拉图跑出别墅，并失去理智地向警察开枪时，吉姆对朋友朱迪说，“他把我们看作亲人，我们要保护他。”可以说，吉姆这一好莱坞经典银幕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之前的霍尔顿文学形象。50年代著名的青少年叛逆片还包括马龙·白兰度主演的《野小子》(The WildOne，1954)和1955年的影片《黑板丛林》(Blackboard Jungle)等，这些影片也同样表现了青少年愤世嫉俗的叛逆心理。例如，《野小子》中马龙·白兰度所饰演的强尼像霍尔顿一样事事要求绝对的公正，不容许社会有半点偏倚，当他被问到“Whatare you rebelling against?”(“你反叛什么?”)时，他就显得和霍尔顿一样茫然和毫无目的，于是就有了马龙·白兰度的经典台词：“Whadayah got?”(你有什么?)
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青春片中，也常看到霍尔顿的叛逆身影。这一时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许多青少年热衷于反叛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好莱坞青春片也偏重于塑造“霍尔顿”们的叛逆个性《毕业生》(The Graduate，1967)中的本杰明可以说是大学毕业了的霍尔顿。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刚从大学毕业的本杰明，本可以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或按照其父亲的意愿“考虑读研究生，再度冲刺，”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只是每日游泳、开车，无所事事地闲逛。本杰明之所以没有去找工作，是因为他像霍尔顿一样厌恶中产阶级子弟大学毕业后所过的那种享乐主义、金钱至上又庸俗狭窄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小说中还没上大学的霍尔顿早就进行了预见：“我们得拿着手提箱之类的玩意乘电梯下楼。我们得打电话给每个人，跟他们道别，还得从旅馆里寄明信片给他们。我得去坐办公室，挣许许多多钱，乘出租汽车——去上班，看报纸，天天打桥牌，上电影院，看许许多多混帐的短片、广告片和新闻片。”小说中的霍尔顿本来就讨厌这种生活，影片中大学毕业了的“霍尔顿”(本杰明)自然不愿去选择这样的工作和过这样的生活。同样，本杰明没有“考虑读研究生，再度冲刺，”也是因为他不喜欢那种学校和家长的“读书，求学问，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的功利主义态度。当本杰明被问及对前途的打算时，他说只是想“与众不同，”本杰明的“与众不同”其实就是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不同，其叛逆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1969年的青春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再现了“反文化运动”高潮时期的霍尔顿形象《麦田》中的霍尔顿生活在50年代“垮掉派”(Beaten Generation)文化中，而《逍遥骑士》的主人公怀特和比利则是长大了的、嬉皮士式的霍尔顿，他们身穿皮夹克，长发披肩，戴着墨镜，骑着特制的摩托车的形象，和早年霍尔顿身穿风衣，头戴鸭舌帽的反叛姿态并无本质不同。
70年代著名的一部“霍尔顿式”影片 是由乔治·卢卡斯执导的《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1973)。这部怀旧影片讲述了四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好友阿强(John)、小陶(Terry)、小史(Steve)和小柯(Curt)在进入成人世界前的彻夜狂欢。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像霍尔顿一样，在成人世界的门槛旁踯躅不前，因为他们对逝去的美好时光无限眷恋。这种怀旧与狂欢与霍尔顿式的不愿长大和逃离学校到纽约去找乐子的过程可谓异曲同工。影片的结尾以字幕的形式交代了四人后来的下落，其中小陶的结局是在战争中被军方宣布失踪了。有意思的是，塞林格早期创作的一个有关考尔菲德的故事，也是以霍尔顿在战争(二战)中失踪结尾的。只不过《麦田》中的霍尔顿在二战时年龄尚小，不能参战，但根据小说中的时间推算，到1950年时，他应年满17岁，正是入伍参加朝鲜战争的年龄。据此，有论者设想了《麦田》中霍尔顿的最终下落：“这是我们为塞林格笔下的小孩所能想象出的唯一结局，即，像《美国风情画》一样，一行讣告在片尾的银幕上打出：霍尔顿·考菲尔德被宣布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失踪了。”霍尔顿的最终命运《麦田》文本并无交代，但鉴于他和《美国风情画》的主人公的相似性，此片结尾的字幕亦可视作对霍尔顿命运的最终说明。唯一不同的是，小陶是在越战中失踪的，而让霍尔顿失踪的是朝鲜战争。
20世纪80-90年代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也离不开霍尔顿的叛逆形象。80年代著名的青春片导演约翰·休斯被好莱坞编剧兼导演的凯文·史密斯称之为“我们这代人的J.D.塞林格”。作为一代人的“J.D.塞林格”，休斯“自然”拍摄了一批“霍尔顿式”的青春电影，其中包括《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1985)和《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Off，1986)等。《早餐俱乐部》塑造了五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叛逆中学生群像，他们因逃课、恶作剧、说谎和厌学等原因，被迫于星期六早上接受学校的惩罚式的“禁闭”，影片描写了这五位中学生和校长及整个学校教育制度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春天不是读书天》以喜剧搞笑的方式讲述了三个中学生逃学前往芝加哥找乐子的故事，这与霍尔顿逃离潘西中学到纽约游荡的经历十分相似。80年代末的影片《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1989)集中刻画了七个反叛少年形象。他们成立“死亡诗社”，公然对抗学校传统刻板的教学方式：主人公之一的尼尔没有遵从父亲让他上哈佛当医生的愿望，因为像霍尔顿一样，他厌恶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医生、律师和银行家这些传统和务实的职业，却更喜欢演剧这种充满幻想和创造力的行当。《麦田》中霍尔顿终因无力对抗“假模假式”的世界而精神崩溃：影片中的尼尔则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在面对僵化压抑的旧秩序时，选择了自杀身亡。进入90年代后，“霍尔顿式”的影片是有增无减。《我私人的爱达荷》(My Private Idaho，1991)塑造了两个叛逆青年的形象。主人公之一的司各特虽出身于富裕的上层家庭，但他宁愿在大街上贩毒和出卖自己的肉体，这种堕落的街头生活主要用来反叛自己的父亲。《青春年少》(Rushmore，1998)中的麦克斯则是“霍尔顿喜剧化的变身，”他不爱学习，却专事各种社团的课外活动，包括霍尔顿曾参加的击剑社活动，最终也像霍尔顿一样被学校开除。此外，在80-90年代还有一些青春电影，它们在塑造霍尔顿式的叛逆形象的同时，也刻画了青少年主人公在面对性问题时的那种“霍尔顿式”的困惑与探索。《麦田》中，霍尔顿不仅嘲笑同学阿克莱是个处男，而且还为自己有几次可以失去童贞的机会却没得逞而感到遗憾。霍尔顿对性的这种焦虑、困惑与探索在《最后一个美国处男》(TheLast American Virgin，1982)和《美国派》(American Pie，1999)等影片中得到了重现。前者讲述了三个中学生加里、里克和大卫几次没有得逞的性尝试，最后里克和大卫终于失去了童贞，唯有加里成了让人耻笑的“最后一个美国处男”：后者则围绕四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如何兑现自己的诺言——在毕业前结束处男生涯——而展开，这些影片都生动地再现了当初霍尔顿面对自己处男身份时的那种困惑与尴尬的心态。
2000年以后的好莱坞青春电影似乎是更加有意识地重复“制造”着霍尔顿的形象。2001年的一部“霍尔顿式”的青春片是直接以影碟形式发行的《追击霍尔顿》(Chasing Holden)。影片不只是在片名上点明了这将是一个霍尔顿式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尼尔·劳伦斯身上有着明显的霍尔顿“印记”。尼尔出身上层社会。其父亲是纽约市长：像霍尔顿一样，尼尔经历过精神创伤，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后，又被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学校文学课上布置的作业是续写《麦田》中霍尔顿的故事，于是作为《麦田》的狂热爱好者的尼尔，带着女友开始了霍尔顿之旅，在此过程中尼尔展现出了和霍尔顿一样的病态心理和死亡愿望。2002年有两部影片也刻意复制了霍尔顿的形象。一部是由伯尔·斯梯尔思执导的影片《伊比的堕落》(IgbyGoes Down)，影片讲述了少年主人公贾森·斯洛克姆(伊比的真名)被多所私立中学开除后，为了逃避就读军事学校，而在纽约上层社会游荡的“堕落”经历。该片首先是在故事层面上复制了霍尔顿的经历：同样是被几所私立学校开除，接着到纽约游荡，最后都要逃到梦想中的西部，只不过霍尔顿的西部是个模糊的所指，而且终未成行：伊比的西部指的是阳光明媚的加州，并最终成行。其次，在伊比的角色塑造上也模仿了霍尔顿的形象，影片中伊比母亲的饰演者苏珊·萨兰顿曾如是说：“我一直把《伊比》比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像霍尔顿一样，伊比很聪明也很爱讽刺挖苦，”此外，二者在个性上都有相似的矛盾性，即：都与家庭和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且都在“堕落”的游荡中试图保持自己的正直，难怪有影评人把伊比说成是“斯梯尔思手中霍尔顿的替代品。”2002年的另一部“霍尔顿式”的影片是《好女孩》(The GoodGirl)。片中的男主角汤姆·维特甚至把自己更名为霍尔顿·维特，因而成为了“最明显”的一个霍尔顿形象。汤姆因嗜酒被迫从大学退学，他酷爱读《麦田》，把自己等同于《麦田》中的主人公霍尔顿。影片中的“霍尔顿”像小说中的霍尔顿一样孤独、反叛和迷茫，其最终的自杀身亡，可以说是兑现了书中霍尔顿一直报有的死的愿望。有趣的是，该片的中文片名，虽常直译为“好女孩”，但国内不少的电影网站上都赫然翻作“麦田里的守望者”，足见《麦田》对该片的影响。2007年新鲜出炉青春片《查理·巴特利》(Charlie Bartlett)又是一部“霍尔顿式”的电影，美联社的娱乐新闻把该片的主人公查理·巴特利称之为“J.D.塞林格的不朽的霍尔顿之最新的银幕化身。”出身富裕的但个性反叛的查理在又被一所私立学校开除后，在母亲的护送下到当地的公立中学就读。初到时，查理免不了被学校的“混混儿”们揍得鼻青脸肿，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同学都需要心理辅导，于是他在男孩的休息室挂了个招牌，把自己打扮成心理医生，为同学开药方，听他们倾诉自己的问题，按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帮助这些孩子，没有别人帮他们。”一位电影专栏作家在谈到这部影片时说：“查理身上最根本的霍尔顿特征是，他一贯表现得很自我，那种自我就是不守规范的，甚至是有点古怪的性格。”关于查理身上的“霍尔顿特征”，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他还具有霍尔顿那种乐于帮助孩子的善良天性。
结语
总之，纵观好莱坞青春电影的发展历程，总能看到霍尔顿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诚如《塞林格传》的作者保罗·亚历山大所言，“整个青少年电影类——它已成为好莱坞电影工业中的一个常项——都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于霍尔顿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可以这么说《麦田》为这些影片提供了霍尔顿式的人物“原型”，而这些影片反过来又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霍尔顿”形象。
《麦田》出版后不久，就有论者预见了它对于青少年成长的普遍意义，并指出霍尔顿的经历反映了“我们所有人的一段个案史”。鉴于霍尔顿这一超越时空的经典形象和他对美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好莱坞还会不断地塑造出带有时代气息的“霍尔顿”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