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东亚及亚太区域新兴经济体整体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今年年中以来，东亚部分国家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迹象。中国作为地区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和稳定器，是时候为引领新时期地区经济发展出力。
　　近期，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东南亚多国，参加多个重要的地区性会议，并提出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梳理这些合作倡议，会发现，其核心理念是力促中国与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的背景是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当前，世界经济虽有复苏迹象，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最为突出，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难有进展，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变换新形式卷土重来，新兴经济体增长困难加大。为共同应对这些困难，中国与地区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上升。
　　政策协调主要为应对三方面的经济环境变化：一是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所占比重减少。中国和地区新兴国家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原本依赖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外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但全球金融危机使美欧对外经济合作全面收缩，导致东亚经济在2008、2009年出现明显下滑，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至今，发达经济体复苏基础尚不扎实，东亚经济体要维持发展必须作出调整。
　　二是区外市场需求下降。东亚经济自循环圈原本较小，呈现投资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结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在打击外部投资的同时，也削弱了外部市场需求。
　　三是世界金融形势不稳定性上升。当前，全球经济体普遍进入危机后调整期，整体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上升。其中，由于欧洲债务重组、美日等量化宽松带来的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尤其显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次美联储会议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的前后，国际金融市场都会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连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性也有所增强。
　　东亚国家间政策协调，正是要扩大区内经济循环圈覆盖面，增进区内投资和内需拉动作用。在这过程中，东亚经济体抵御外部波动和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就相应提高了。
　　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共同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目前，中国与东亚经济体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都站在“起飞”的门槛上，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朝可持续方向发展，要看其能否顺利、有效转型，能否充分挖掘发展潜力；而对日韩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安倍经济学”等危机后调整政策是否有效，则将在未来一到三年初见分晓。
　　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倡议主要考虑到地区经济体两方面的共同需要：一方面，东亚国家原有的依靠投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明显不可持续，但经济转型不可避免需要付出必要的成本和代价，包括损失经济增长速度、暂时性失业率上升、原有利益集团被打破等等。因此，倡议加强地区国家间金融协调和协作，打造亚洲货币稳定体系、亚洲信用体系和亚洲投融资合作体系，把控住地区经济大局稳定，为区内经济体调整转型托底。
　　另一方面，东亚新兴经济体前期发展已初见成效，发展速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内需拉动占经济增长比重已明显上升，但国家间发展差距却日渐明显，不利地区整体合力发展。为此，新倡议都关注于加强新兴国家能力建设，包括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继续发挥好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现有合作成果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愿大力支持湄公河次区域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发展，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东亚国家对推进合作抱有坚定共识——对地区新兴国家来说，合作是营造发展环境、创造跨越式发展机会的必由之路；对地区发达国家而言，合作是把握发展动力、维护持续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东亚和亚太区域合作进展迅速，但并不完全在同一条轨道上。一方面，由美国等大力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尝试建立亚太经济合作“高标准”，从而在原有基础上重塑亚太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由东盟等东亚国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则注重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
　　应该说，以中国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水平，现阶段还难以重塑经济合作规则，只能在现有基础上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同时为提高地区国家参与合作的能力，应着力推进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为此，习主席和李总理都提出，要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工作，并表示愿单方面提高自由化水平，与东盟签订农产品长期贸易协议，扩大从东盟进口在中国有市场、有竞争力的商品。
　　在“东盟 3”等其他东亚合作平台上同时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包括推进泛亚铁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深化金融合作、推动融资平台建设，密切科技、环保等方面的交流，启动海上合作项目等等。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