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性腐败”之所以能够得逞，说到底，是因为官员手中拥有能够腐败的权力，即使仕途无法更进一步，他们也会这样想：待我升迁无望，改奔“钱”途可好？
　　本刊近期报道的落马官员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和江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拥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均生于1954年，因仕途上升无望，改奔“钱”途，于2013年同时落马。
　　当得不到提拔时，很多官员开始破罐子破摔，产生“报复性腐败”的思想，通过贪腐来弥补内心的不平衡。殊不知，暂时的内心满足要以后半生的自由为代价，最终换来的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报复者”原是“得意之人”
　　被称为“才子书记”的陈安众曾是一名政坛新星，他既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也有地方跨省任职的优势。从湖南到江西，他在一个职位上往往只待两三年，所以在他调任江西萍乡市委书记时，仕途前景看好。
　　没想到的是，陈安众在副厅位置上停留了12年。当听到曾经熟识的人被提拔为副省级干部时，他也曾在众人面前抱怨：“他出道晚得很。我都在湖南当了好几年副厅了，他才提的正处。”
　　“少年得志”者容易对未来怀有更高的期望，但在现实中，早得志未必等于永远能先人一步。陈锡诚被提拔为云南建设厅副厅长时年仅41岁，这在地方绝对属于“少壮派”。之后的15年，陈锡诚却没有更进一步。其间，建设厅先后换了4任厅长，特别是以前的下属成了他的领导后，陈锡诚心态更加失衡，“很郁闷。想找点儿事情做，麻痹一下自己。”于是，他選择了另一条“钱”途。
　　对于呈现“金字塔”结构的官员队伍而言，级别越来越高，继续晋升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少。而在现实中，有的官员忽视了这一规律，把仕途看作“永不停歇的高速列车”，一旦停滞下来，就发生“失速”或“偏离”。
　　“不升迁就腐败”，当年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谈及腐败原因时这样说。然而，他的升迁路却让很多人眼红，翻看他的履历：1972年到农村插队，先后担任过县公安局副局长，县委常委、副书记，1997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提任正厅局级侦察员，后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在当今官场，这样的晋升速度，已经够快了。但他仍不满足，反而满腹怨气，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牢骚太盛防断肠”。而这些人大多又身居要职，手握实权，一旦“想偏”，权随心动，就滑向腐败之渊。
　　权欲是噬身之毒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权欲越强的人，受挫后的“反噬力”越大，容易产生“报复性腐败”的心理。但到底报复了谁？除了他自己，恐怕谁也报复不了。
　　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也是其中典型。他从绵阳盐亭县委书记交流到达州达县（现为达川区）任县委书记，自以为政绩不错，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他却没能入围。他认为，没被提拔是因为他没有当地干部人熟，和他们比起来处于劣势。他觉得自己是交流干部，来到一个陌生地方苦干了几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于是有了“趁换届捞一把”的想法，开始“不提拔就堕落”的“报复性腐败”。这之后，他收受的贿赂占其受贿总额的9成以上，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报复性腐败”不仅发生于位高权重之人，在基层干部身上也时常发生。
　　重庆荣昌林业局工作人员彭光伟的案件极具代表性。因为多次被评为先进，他觉得仕途一片光明，但林业局两次调整中层干部，彭光伟的升迁愿望却一再落空。自此，他开始不满，迟到早退，工作敷衍了事。以致于把他抽调到县某项国家专项资金审查发放办公室工作时，他却觉得自己被发配了，遂产生贪污公款、让单位领导被追究责任的报复念头。结果，却把自己的前途断送了。因贪污公款23.4万元，彭光伟被判刑12年。
　　虽然升迁无望无法成为腐败的合理解释，但对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机构来说，应正视这一问题，从类似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无论是出于正向激励，还是为了避免由消极到堕落，监管机构都应该引导他们正确对待仕途升迁和个人进退，进一步改革完善用人制度，并强化对重点对象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