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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个多星期来，新加坡PM2.5的指数比平时高出了4至8倍，一时间，以花园城市著称的南洋狮城被迫戴上令人窒息的口罩。
新加坡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空气危机。6月21日中午12时，PM2.5超过400点，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非常危险水平”。过去引以为傲的蓝天白云如今成了新加坡人最奢侈的想象，市区里熟悉的高楼大厦现在朦胧不清，路上行人稀落，一个个口罩背后的眼神令外人感叹。在新加坡的社交网络上，有网友甚至贴出了戴着口罩的鱼尾狮形象。
烟霾问题，非新加坡政府之过，其源头乃是印尼传统的“烧芭”习俗。所谓“烧芭”，是指焚烧芭蕉树，这是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山民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放一把火把植物覆盖地烧出一块空地以用于耕作，植物燃烧的灰烬则作为天然肥料。由于山民的无休止耕作，若干年后土地将转为贫瘠，山民便弃之，另寻他处持续“烧芭”行为。近年来，由于土地的增值，“烧芭”已不单单是山民为了开垦田地的行为，有许多开发企业为了降低开发土地成本，直接通过粗暴的“烧芭”行为达到“平地”的目的。
然而，“烧芭”造成的空气污染直接威胁到了印尼本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国的环境安全。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及礼让县，6月23日中午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高达767点，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宣布这两县进入紧急区。而在烟霾策源地印尼，该国廖内省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超出400点，达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学院院长王俊南教授指出，烧芭排放出的污染物含有大量有害物质， 这些有机化学物比汽车排放出的无机污染物影响更大。
据报道，作为烧芭主要集聚地的苏门答腊岛，该岛西部一带的森林大部分是由泥炭地组成，它本身已包含很多二氧化碳等有害环境与人体健康的气体，一旦引发火灾，火势就不容易控制。
王俊南说：“泥炭地失火和森林大火所产生的空气污染不同，前者大部分时间在闷烧，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泥土，其中包含的生物质能会释放出高浓度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加上闷烧产生的微粉尘含有害的有机污染物，例如对肺部有不良作用的多环碳氢化合物，因此与其他种类的空气污染相比对健康影响更大。”
对于东南亚而言，旱季的自然和人为火患引发的烟霾问题由来已久，它的存在对相关国家人民的经济及生活都会带来不良影响，长期以来不但未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以新加坡为例，其实该国每年8—9月都会受烟霾影响，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今年的烟霾来得特别早，加上来自菲律宾的季候风转向，直接将烟霾吹到该国。
这场环境灾难引发的冲突和反思，不仅折射出印尼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也揭示出东盟内部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微妙的地缘政治
今年严重烟霾事件发生后，新加坡政府除积极应对以安抚民众愤怒情绪外，在第一时间与印尼政府交涉，敦促印尼采取“紧急且果断”的行动，扑灭林火，消除烟霾源头。
而印尼的反应，在新加坡人看来却是傲慢而不以为意的。尽管印尼意识到烟霾污染的影响和后果，同时也在积极制止民间烧芭行为，但该国人民福利统筹部部长阿贡·拉克索诺却指责新加坡“不应像个小孩一样吵个不停”，印尼不希望发生火灾，只不过烟霾系“大自然造成的”。对于新加坡提出协助灭火的建议，拉克索诺回应称，如果新加坡给予印尼的灭火援助“只有50万或100万美元，我们不要。我们宁可动用自己的财政预算”。
他的“话中话”令新加坡人愤怒而无奈。一位新加坡朋友告诉我，新加坡人私底下甚至将印尼称为“恶邻”——它是东盟的老大哥，却表现得自私、蛮横且霸道。
据报道，东盟国家2002年曾签订了一项“防止跨国界烟霾污染协定”，列出防止和监控跨界烟霾的指导原则，而身为老大的印尼是唯一一个至今尚未签字的国家。这也使得该协议沦为“无牙老虎”。
再看马来西亚。眼看着靠印尼政府解决雾霾问题暂时无望，与印尼关系微妙的大马政府并未像新加坡那样“吵吵嚷嚷”，而是自求多福。该国环境部宣布，禁止靠近印尼苏门答腊岛三个州的农民露天焚烧，违例者最高判囚5年。
此次深受烟霾之害的新加坡并没有强大的王牌迫使印尼高效快速响应，同时还要兼顾印尼内部复杂的政治派系，看到该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官商特殊利益关系的状况，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唯恐激起印尼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损害两国长远利益。
就连该国内阁资政吴作栋也在社交网络上回应阿贡·拉克索诺的指责时，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写道：“新加坡小孩被窒息，他怎能不叫喊？防止人为、非法的火燃起才是上策。不过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小孩最好是学习如何在折磨人的烟雾和烟霾中生存。”
繁华背后的脆弱
反复出现的烟霾事件，使得新加坡逐渐认清自身的局限以及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中，新加坡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红点”。就区域地位而言，其脆弱性显而易见。而以团结区域各国、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为目的而成立起来的东盟，在苏哈托、李光耀等政治强人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后，也越来越演变为一个求异存同、同床异梦的区域组织。
在持续多日的烟霾危机中，新加坡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脆弱，这种脆弱来自全国上下无奈的心境，形成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加坡政府虽然成立了跨部门的部长委员会，环境、卫生、人力等部门也有相应的措施，但所有这些都只是被动的应对，对于解决问题、消除污染，至今束手无策。自身的命运维系在别国、他人身上，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无力和挫折。譬如，即使要处罚涉事企业，也只能起诉导致雾霾的新加坡公司（据印尼称，有两家新加坡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拥有土地）。
这就是新加坡繁华背后脆弱的生存现状。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忧怨地提到：“繁华背后，新加坡优越的制度、效率、廉洁，引以为傲的比邻国具有的优势，却毫不费力地就被邻国提醒了软肋所在。”
此次烟霾带给新加坡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低落。该国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旅游业已经感受到了这次烟霾带来的冲击，其他领域的经济接下来很快会受到波及。
据报道，一个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核能威胁计划（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主办的国际核威胁会议原定在新加坡举行，结果却因烟霾情况严重而临时取消。另据当地经济师估计，虽然现在尚有许多未知数，但是如果霾害情况持续到8月，第三季的经济表现可能会受打击，尤其是旅游业、餐饮业和零售业。
新加坡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空气危机。6月21日中午12时，PM2.5超过400点，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非常危险水平”。过去引以为傲的蓝天白云如今成了新加坡人最奢侈的想象，市区里熟悉的高楼大厦现在朦胧不清，路上行人稀落，一个个口罩背后的眼神令外人感叹。在新加坡的社交网络上，有网友甚至贴出了戴着口罩的鱼尾狮形象。
烟霾问题，非新加坡政府之过，其源头乃是印尼传统的“烧芭”习俗。所谓“烧芭”，是指焚烧芭蕉树，这是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山民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放一把火把植物覆盖地烧出一块空地以用于耕作，植物燃烧的灰烬则作为天然肥料。由于山民的无休止耕作，若干年后土地将转为贫瘠，山民便弃之，另寻他处持续“烧芭”行为。近年来，由于土地的增值，“烧芭”已不单单是山民为了开垦田地的行为，有许多开发企业为了降低开发土地成本，直接通过粗暴的“烧芭”行为达到“平地”的目的。
然而，“烧芭”造成的空气污染直接威胁到了印尼本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国的环境安全。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及礼让县，6月23日中午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高达767点，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宣布这两县进入紧急区。而在烟霾策源地印尼，该国廖内省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超出400点，达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学院院长王俊南教授指出，烧芭排放出的污染物含有大量有害物质， 这些有机化学物比汽车排放出的无机污染物影响更大。
据报道，作为烧芭主要集聚地的苏门答腊岛，该岛西部一带的森林大部分是由泥炭地组成，它本身已包含很多二氧化碳等有害环境与人体健康的气体，一旦引发火灾，火势就不容易控制。
王俊南说：“泥炭地失火和森林大火所产生的空气污染不同，前者大部分时间在闷烧，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泥土，其中包含的生物质能会释放出高浓度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加上闷烧产生的微粉尘含有害的有机污染物，例如对肺部有不良作用的多环碳氢化合物，因此与其他种类的空气污染相比对健康影响更大。”
对于东南亚而言，旱季的自然和人为火患引发的烟霾问题由来已久，它的存在对相关国家人民的经济及生活都会带来不良影响，长期以来不但未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以新加坡为例，其实该国每年8—9月都会受烟霾影响，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今年的烟霾来得特别早，加上来自菲律宾的季候风转向，直接将烟霾吹到该国。
这场环境灾难引发的冲突和反思，不仅折射出印尼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也揭示出东盟内部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微妙的地缘政治
今年严重烟霾事件发生后，新加坡政府除积极应对以安抚民众愤怒情绪外，在第一时间与印尼政府交涉，敦促印尼采取“紧急且果断”的行动，扑灭林火，消除烟霾源头。
而印尼的反应，在新加坡人看来却是傲慢而不以为意的。尽管印尼意识到烟霾污染的影响和后果，同时也在积极制止民间烧芭行为，但该国人民福利统筹部部长阿贡·拉克索诺却指责新加坡“不应像个小孩一样吵个不停”，印尼不希望发生火灾，只不过烟霾系“大自然造成的”。对于新加坡提出协助灭火的建议，拉克索诺回应称，如果新加坡给予印尼的灭火援助“只有50万或100万美元，我们不要。我们宁可动用自己的财政预算”。
他的“话中话”令新加坡人愤怒而无奈。一位新加坡朋友告诉我，新加坡人私底下甚至将印尼称为“恶邻”——它是东盟的老大哥，却表现得自私、蛮横且霸道。
据报道，东盟国家2002年曾签订了一项“防止跨国界烟霾污染协定”，列出防止和监控跨界烟霾的指导原则，而身为老大的印尼是唯一一个至今尚未签字的国家。这也使得该协议沦为“无牙老虎”。
再看马来西亚。眼看着靠印尼政府解决雾霾问题暂时无望，与印尼关系微妙的大马政府并未像新加坡那样“吵吵嚷嚷”，而是自求多福。该国环境部宣布，禁止靠近印尼苏门答腊岛三个州的农民露天焚烧，违例者最高判囚5年。
此次深受烟霾之害的新加坡并没有强大的王牌迫使印尼高效快速响应，同时还要兼顾印尼内部复杂的政治派系，看到该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官商特殊利益关系的状况，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唯恐激起印尼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损害两国长远利益。
就连该国内阁资政吴作栋也在社交网络上回应阿贡·拉克索诺的指责时，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写道：“新加坡小孩被窒息，他怎能不叫喊？防止人为、非法的火燃起才是上策。不过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小孩最好是学习如何在折磨人的烟雾和烟霾中生存。”
繁华背后的脆弱
反复出现的烟霾事件，使得新加坡逐渐认清自身的局限以及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中，新加坡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红点”。就区域地位而言，其脆弱性显而易见。而以团结区域各国、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为目的而成立起来的东盟，在苏哈托、李光耀等政治强人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后，也越来越演变为一个求异存同、同床异梦的区域组织。
在持续多日的烟霾危机中，新加坡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脆弱，这种脆弱来自全国上下无奈的心境，形成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加坡政府虽然成立了跨部门的部长委员会，环境、卫生、人力等部门也有相应的措施，但所有这些都只是被动的应对，对于解决问题、消除污染，至今束手无策。自身的命运维系在别国、他人身上，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无力和挫折。譬如，即使要处罚涉事企业，也只能起诉导致雾霾的新加坡公司（据印尼称，有两家新加坡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拥有土地）。
这就是新加坡繁华背后脆弱的生存现状。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忧怨地提到：“繁华背后，新加坡优越的制度、效率、廉洁，引以为傲的比邻国具有的优势，却毫不费力地就被邻国提醒了软肋所在。”
此次烟霾带给新加坡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低落。该国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旅游业已经感受到了这次烟霾带来的冲击，其他领域的经济接下来很快会受到波及。
据报道，一个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核能威胁计划（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主办的国际核威胁会议原定在新加坡举行，结果却因烟霾情况严重而临时取消。另据当地经济师估计，虽然现在尚有许多未知数，但是如果霾害情况持续到8月，第三季的经济表现可能会受打击，尤其是旅游业、餐饮业和零售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