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正明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其时他刚到省社科院不久，大约在一次密加凡院长主持的省社联会议上，我初睹正明先生风采。交谈间颇相契合，他的崇论宏议，昭显出过人的才识，给我留下颇为深切的印象。此后便收到他的契丹史专著，拜阅一过，不胜钦佩。以下数年，陆续读到他的楚史论文，从中得见研讨楚文化的博大气象。恰在此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主持者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约我撰写“楚文化史”，我在研习中国文化史过程中一直关注楚文化，却并未进入此一专域，便向朱先生推荐张正明先生，他们很快联系上。正明先生厚积薄发，相当迅速地拿出书稿，这便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得到学界好评的《楚文化史》。以我的行外之见，这本书可以称之新时期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先父冯永轩先生长期致力楚史研究，记得文革前夕，我曾在寒暑假誊写先父的“楚史”及其附录“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文稿。文革中家里数次被抄，相当宏富的藏书被洗掠一空。1979年先父辞世，我与大哥在清理先父遗物时。试图寻觅“楚史”文稿，却未见踪影，于失望之余，忽然在旧书堆里发现夹在其间的“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稿本，惊喜间翻阅文稿，发现其上多为我做学生时的誊写手迹。对这部“劫余”，我们的珍惜之情可想而知。几经努力，至90年代初，此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正明先生立即发现这本小册子的史料价值，不仅自己采用，而且一再向楚史界同人推荐。令人感动的是，正明先生通过我从出版社取得两百本《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在多次楚史会议上推售，烦琐事务，每隔几年，他还向我告知销售进展……
　　哲人其萎。不胜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