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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安倍内阁决议变更政府的“宪法解释”，给“行使集体自卫权”贴上“不违宪”的标签，为整备“战争立法体系”，搞“事实上的对外武力干涉”开了绿灯，更在地区安全环境上为合围中国做了制度铺垫。
集体自卫权：
安倍从“理念”到“战略”
从第一任期开始，安倍就把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成一种“理念”，看作改变战后体制的标志之一。在他看来，美国制定的“宪法”约束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改变“美国制定的”便成为“改变战后体制的”。就连“教育制度”也要“脱美国化”，“教育基本法”更是要首先修改。他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说，战后的“教育基本法”是美国的，是战后“宪法”的“精神基础”，必须先修改。为此，在其不满一年的第一任期里，不仅修改了“教育基本法”，而且通过了为修宪铺路的“国民投票法”，更使“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向改变战后体制方向积极推进。
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2007年安倍专门设立了私人咨询机构“关于完善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会”（简称“安保法制恳”），委任前驻美大使、前外务省事务次官柳井俊二任会长，帮其寻找理论和法理依据。怎奈，安倍第一任期未满，自己撂了挑子，“安保法制恳”的报告也被束之高阁。
2012年底，安倍再次当政，更加明确地宣誓要将“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理念”变成现实的国家战略，迅速在2013年2月激活“安保法制恳”。此时，鉴于柳井俊二已就任国际海洋法院长，安倍启用其安保智囊前驻联合国副大使、现任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代理会长，重拟报告。而此时，北冈伸一刚刚帮助安倍筹建了“国家安全会议”体制，对安倍的安保理念可谓融会贯通，迅速提炼了一份“限定性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主张通过“变更宪法解释”，“容忍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对此，安倍特意召开记者会，亲自为报告作注脚。美国政府也是积极表态“欢迎日本政府的决定”。安倍和美国政府的表态一反常规，令世人颇觉玄妙。
在日本，总理或大臣常有自己的“私人咨询机构”，相当于历史上的“门客”。但其智囊意见或报告并不属于“政府决议”，充其量只会作为某种政策讨论的草案。即使这样，作为总理，也很少会一拿到报告，就立即召开记者会，替代咨询者大加阐述。而这一次，安倍却代行报告起草人高谈阔论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而美国政府更是直接将“报告”视为“政府决策”，提前表态“欢迎日本政府的政策”。
日美两国政府的反常举动，折射其迫不及待地希望日本尽早“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不排除要在安倍主控众参两院多数的条件下搞“强行通过”。
而事实上，尽管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联合政权稳控国会多数席位，在本年度的国会上通过了数十项法案，但对安倍而言，集体自卫权“议题”未能平息国会的争论，如鲠在喉，只好在国会之外，“以其他方式”另行通过。
为了通过政府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不惜耍尽“职业政治家”的所有权术。一是“用好门客”，营造“理论环境”。安倍再次执政后，不仅激活了“安保法制恳”，而且广泛招募“国际政治学领军人”，树立“学术权威”，构建学术阵营，编排“理论注脚”，针对地区安全格局、地区威胁，以及新的安保体制、法理依据等展开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并借“特定秘密保护法”排斥“异端邪说”，确保其理论的正统性。二是大搞政治权术，玩“政治关联性”，将“个别自卫权”、“集体自卫权”与“国际集体安全”放到一个筐里，搞一揽子审议，让“执政友党”无从反对。为了进一步迫使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就范，安倍承诺消费税进一步增税时，对低收入人群实施“优惠政策”，以换取公明党对“集体自卫权”的默认。替低收入人群说话，争取社会公平，向来是公明党的主张。安倍通过“私换底牌”的方式，再次让公明党难舍“政治大义”。
而当“集体自卫权”得以“内阁决议”后，安倍立即变脸，提出要修订“自卫队法”及其相关“操作规程”，包括“训练科目”，并动用自己的“禁卫军”“国家安全会议”直属的“国安局”官员“封闭起草”法案，强推事实上的“自卫队国防军化”法律程序。安倍为了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可谓把职业政治权术玩到家了。
如此，其“限定的、必要最小化的、有条件的”、通过“变更宪法解释”的“集体自卫权”，便开始向“重组国防军”方向演变。为此，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这是对宪法的“破击”，是对和平宪法的“变质”；《东京新闻》也指出，这是自卫队活动权限的无限扩大。而日本国民脑海里浮现的或是身着迷彩服、蓄着“仁丹胡”的安倍。安倍引领的“国家走向”，令日本国民感到迷惘，无法再像面对大地震那样“镇定”、“矜持”，不得不走上街头，群起抗争。
集体自卫权：“武力改变地区安全现状”
所谓“集体自卫权”，按日本政府的解释，就是当盟国军队遭到威胁时，自卫队可以拥有使用武力进行支援的权力，简言之，就是自卫队与盟军协同作战权。其本质是承认自卫队的交战权，显然与日本宪法主张的专守防务的和平主义相悖，堪称违宪，同样也与“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普遍和平主义相悖。长期以来，日本宪法及其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解释”始终否定“容忍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安倍在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期便提出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并推进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意图将“对外行使武力”作为“外交手段”。金融危机和地震危机下，安倍再次执政，重提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建“国防军”，并与设立“日本版NSC”（国家安全会议）“特定秘密保护法”“防卫装备转移新原则”等一并考虑，并通过对“自卫队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与小泉时期的“有事立法”结合，构建事实上可对外行使武力的“法律制度体系”，即“战争立法体系”。这便是安倍政府自我标榜的所谓“普通国家化”战略支柱，也是其“积极和平主义”的真实内涵。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追求全球战略转变，从全球收缩军事投放，享受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要求其盟国分担责任。日本失去了坐享美国安全保护的“白乘车”条件。自此，日本便以参加国际维和名义，出台“PKO法”（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法），突破了对海外派兵的限制。而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密集通过了“有事立法”，事实上构建了“准战争立法体系”。安倍政府的一系列“新突破”可谓对其“军事大国主义”的延展和创新。 尽管，本次安倍政府决议标榜“有限集体自卫权”，即在地理范围上优先考虑“东海、南海”等近边局势，在内容上主张对盟国、或“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实施驰援，刻意强调避免卷入美国引起的战争，安倍在解释其理论依据时，也是高唱维护日本国民的根本利益及企业的海外利益，但其目标却直指中国，将中国视为日本国民和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这意味着对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否定，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践踏，对中日企业在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国际市场上的相互合作和资本融合的无视，堪称对全球化时代的迷失。
更令世人不安的是，安倍主张“集体自卫权”是对盟国，或“密切关系国家”的支援。而眼下，日本的盟国只有美国，即意味着日本在对外行使武力上，与美国有平起平坐的权力，由此“美主日从”的“日美地位”关系将变成“对等关系”。与此同时，当日本认为“关系密切的国家”遭遇威胁时，日本有权对其实施“武力支援”，甚至不排除与之“结盟”的可能。如此，亚洲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环境和安全状况将发生历史性改变，必将引起地区安全格局的根本改变。无疑，这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先例，必将使地区安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对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亚洲、包括美国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需格外警惕。
美国转嫁危机，日本借尸还魂
对安倍政府决议的“集体自卫权”，美国高调支持，并期待纳入即将展开的“日美防卫新指针”的修订程序。美国的意图，昭然若揭，天下皆知，就是让日本扮演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马前卒，替美国分担亚太安全成本的同时，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支持其“出口倍增计划”。安倍则顺水推舟，阳奉阴违，“私建小金库”，另谋亚洲安全盟主地位。
早在去年10月，日美外交安全“2 2会议”在东京召开。美国国务卿克里和防长哈格尔齐聚东京，明显提升了安倍政权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自“日美2 2”机制成立以来，除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时美国的国务卿和防长同时到会外，在东京，一般只是驻日大使或太平洋司令代行出席。美国提升东京的规格意在推动安倍尽早参与修订“日美防卫指针”、协调解决基地问题，完成美军在太平洋的重新部署。根本意图是让日本出钱、出力、出人，帮助美国“战略再平衡”。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并不等于“战略收缩”，而是将战略资源运用于更远、更大、更重要的地区，比如“环印度洋”。印度洋的季风，不仅形成了传统的“海上生命线”，环印度洋更有美国随时可调用的中东、有更具变化性的中亚延长线，以及更有潜力的非洲东海岸。美国为此已提出“印太走廊”构想。“印太两洋战略”成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大图纸。也正因为这个大图纸，美国防长哈格尔将“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定位为日美同盟的“大手笔”。
近期，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访美，再次受到高规格接待，还亲自体验了“鱼鹰”，自然也商签了大订单，包括强行登陆舰、F35隐形战斗机，以及航速、航距和运量都可倍增的“鱼鹰”。《东京新闻》头版头条醒目称“武器向‘攻击型’转变”。显然，美国不仅希望日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纳入“防卫指针修订”程序，也要将“武器的攻击型”装备于“战略前沿”，确保亚太“前沿岛链”不生锈、不褪色、不断链。日本则欲“借尸还魂”，在主导构建“亚洲经济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价值观共同体”的同时，主导“亚洲安全共同体”，充当安倍第一任期就提出的“亚洲门户”。按照安倍援引其外祖父岸信介的话，强化日美同盟，首先要强化日本的自主能力，即自主主导亚洲的能力。其根本出发点，则是在经济、安全两条线上，对中国形成“抑制力”，完成其“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
但显然，安倍的亚洲图谋和暗藏私货的战略正在逼近美国的战略利益。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即对“单个国家”的纵向成长或许会“保持善意忽视”，但对“多个国家”的“横向联合”，尤其是不包括美国、不在美国指导下的联合“绝不容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已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了对“东亚共同体”的“解构效应”，而“安保体制的多空间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多层次推进”，或将在安全层面上表现“重新集结效应”。届时，安倍独立主导亚洲、扮演“亚洲门户”的梦想，或将在美国的闹铃声中惊醒。
事实上，美国亚太再平衡下，日美矛盾已经显露，无论是在围绕克里米亚危机的国际安全问题，还是围绕世界经济增长责任的G20议题，抑或关乎贸易新规则的TPP谈判，乃至日美防卫新指针，日美深层矛盾难以忽视。
日美互不相让的背后，反映的是日美围绕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围绕“防卫新指针”修订，日美矛盾似乎更加难解。“防卫新指针”的修订，关系到日美同盟设计图的大修改。美国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又从财政角度主张“海外军事投放减量”，地区安全力量的平衡任务或将落到日本头上。2013年日本国家借款已超过1000万亿日元，且因电力危机，燃料进口增加，经常收支顺差减至3.3万亿日元，为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国内储蓄快速减少，日本经济的增长条件恶化。安倍政权能否找到理由向国民解释接受美国转嫁危机的意义，关乎其政权的稳定。安倍难题未了，积极的和平主义难遂。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集体自卫权：
安倍从“理念”到“战略”
从第一任期开始，安倍就把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成一种“理念”，看作改变战后体制的标志之一。在他看来，美国制定的“宪法”约束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改变“美国制定的”便成为“改变战后体制的”。就连“教育制度”也要“脱美国化”，“教育基本法”更是要首先修改。他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说，战后的“教育基本法”是美国的，是战后“宪法”的“精神基础”，必须先修改。为此，在其不满一年的第一任期里，不仅修改了“教育基本法”，而且通过了为修宪铺路的“国民投票法”，更使“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向改变战后体制方向积极推进。
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2007年安倍专门设立了私人咨询机构“关于完善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会”（简称“安保法制恳”），委任前驻美大使、前外务省事务次官柳井俊二任会长，帮其寻找理论和法理依据。怎奈，安倍第一任期未满，自己撂了挑子，“安保法制恳”的报告也被束之高阁。
2012年底，安倍再次当政，更加明确地宣誓要将“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理念”变成现实的国家战略，迅速在2013年2月激活“安保法制恳”。此时，鉴于柳井俊二已就任国际海洋法院长，安倍启用其安保智囊前驻联合国副大使、现任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代理会长，重拟报告。而此时，北冈伸一刚刚帮助安倍筹建了“国家安全会议”体制，对安倍的安保理念可谓融会贯通，迅速提炼了一份“限定性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主张通过“变更宪法解释”，“容忍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对此，安倍特意召开记者会，亲自为报告作注脚。美国政府也是积极表态“欢迎日本政府的决定”。安倍和美国政府的表态一反常规，令世人颇觉玄妙。
在日本，总理或大臣常有自己的“私人咨询机构”，相当于历史上的“门客”。但其智囊意见或报告并不属于“政府决议”，充其量只会作为某种政策讨论的草案。即使这样，作为总理，也很少会一拿到报告，就立即召开记者会，替代咨询者大加阐述。而这一次，安倍却代行报告起草人高谈阔论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而美国政府更是直接将“报告”视为“政府决策”，提前表态“欢迎日本政府的政策”。
日美两国政府的反常举动，折射其迫不及待地希望日本尽早“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不排除要在安倍主控众参两院多数的条件下搞“强行通过”。
而事实上，尽管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联合政权稳控国会多数席位，在本年度的国会上通过了数十项法案，但对安倍而言，集体自卫权“议题”未能平息国会的争论，如鲠在喉，只好在国会之外，“以其他方式”另行通过。
为了通过政府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不惜耍尽“职业政治家”的所有权术。一是“用好门客”，营造“理论环境”。安倍再次执政后，不仅激活了“安保法制恳”，而且广泛招募“国际政治学领军人”，树立“学术权威”，构建学术阵营，编排“理论注脚”，针对地区安全格局、地区威胁，以及新的安保体制、法理依据等展开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并借“特定秘密保护法”排斥“异端邪说”，确保其理论的正统性。二是大搞政治权术，玩“政治关联性”，将“个别自卫权”、“集体自卫权”与“国际集体安全”放到一个筐里，搞一揽子审议，让“执政友党”无从反对。为了进一步迫使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就范，安倍承诺消费税进一步增税时，对低收入人群实施“优惠政策”，以换取公明党对“集体自卫权”的默认。替低收入人群说话，争取社会公平，向来是公明党的主张。安倍通过“私换底牌”的方式，再次让公明党难舍“政治大义”。
而当“集体自卫权”得以“内阁决议”后，安倍立即变脸，提出要修订“自卫队法”及其相关“操作规程”，包括“训练科目”，并动用自己的“禁卫军”“国家安全会议”直属的“国安局”官员“封闭起草”法案，强推事实上的“自卫队国防军化”法律程序。安倍为了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可谓把职业政治权术玩到家了。
如此，其“限定的、必要最小化的、有条件的”、通过“变更宪法解释”的“集体自卫权”，便开始向“重组国防军”方向演变。为此，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这是对宪法的“破击”，是对和平宪法的“变质”；《东京新闻》也指出，这是自卫队活动权限的无限扩大。而日本国民脑海里浮现的或是身着迷彩服、蓄着“仁丹胡”的安倍。安倍引领的“国家走向”，令日本国民感到迷惘，无法再像面对大地震那样“镇定”、“矜持”，不得不走上街头，群起抗争。
集体自卫权：“武力改变地区安全现状”
所谓“集体自卫权”，按日本政府的解释，就是当盟国军队遭到威胁时，自卫队可以拥有使用武力进行支援的权力，简言之，就是自卫队与盟军协同作战权。其本质是承认自卫队的交战权，显然与日本宪法主张的专守防务的和平主义相悖，堪称违宪，同样也与“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普遍和平主义相悖。长期以来，日本宪法及其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解释”始终否定“容忍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安倍在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期便提出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并推进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意图将“对外行使武力”作为“外交手段”。金融危机和地震危机下，安倍再次执政，重提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建“国防军”，并与设立“日本版NSC”（国家安全会议）“特定秘密保护法”“防卫装备转移新原则”等一并考虑，并通过对“自卫队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与小泉时期的“有事立法”结合，构建事实上可对外行使武力的“法律制度体系”，即“战争立法体系”。这便是安倍政府自我标榜的所谓“普通国家化”战略支柱，也是其“积极和平主义”的真实内涵。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追求全球战略转变，从全球收缩军事投放，享受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要求其盟国分担责任。日本失去了坐享美国安全保护的“白乘车”条件。自此，日本便以参加国际维和名义，出台“PKO法”（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法），突破了对海外派兵的限制。而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密集通过了“有事立法”，事实上构建了“准战争立法体系”。安倍政府的一系列“新突破”可谓对其“军事大国主义”的延展和创新。 尽管，本次安倍政府决议标榜“有限集体自卫权”，即在地理范围上优先考虑“东海、南海”等近边局势，在内容上主张对盟国、或“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实施驰援，刻意强调避免卷入美国引起的战争，安倍在解释其理论依据时，也是高唱维护日本国民的根本利益及企业的海外利益，但其目标却直指中国，将中国视为日本国民和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这意味着对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否定，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践踏，对中日企业在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国际市场上的相互合作和资本融合的无视，堪称对全球化时代的迷失。
更令世人不安的是，安倍主张“集体自卫权”是对盟国，或“密切关系国家”的支援。而眼下，日本的盟国只有美国，即意味着日本在对外行使武力上，与美国有平起平坐的权力，由此“美主日从”的“日美地位”关系将变成“对等关系”。与此同时，当日本认为“关系密切的国家”遭遇威胁时，日本有权对其实施“武力支援”，甚至不排除与之“结盟”的可能。如此，亚洲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环境和安全状况将发生历史性改变，必将引起地区安全格局的根本改变。无疑，这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先例，必将使地区安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对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亚洲、包括美国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需格外警惕。
美国转嫁危机，日本借尸还魂
对安倍政府决议的“集体自卫权”，美国高调支持，并期待纳入即将展开的“日美防卫新指针”的修订程序。美国的意图，昭然若揭，天下皆知，就是让日本扮演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马前卒，替美国分担亚太安全成本的同时，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支持其“出口倍增计划”。安倍则顺水推舟，阳奉阴违，“私建小金库”，另谋亚洲安全盟主地位。
早在去年10月，日美外交安全“2 2会议”在东京召开。美国国务卿克里和防长哈格尔齐聚东京，明显提升了安倍政权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自“日美2 2”机制成立以来，除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时美国的国务卿和防长同时到会外，在东京，一般只是驻日大使或太平洋司令代行出席。美国提升东京的规格意在推动安倍尽早参与修订“日美防卫指针”、协调解决基地问题，完成美军在太平洋的重新部署。根本意图是让日本出钱、出力、出人，帮助美国“战略再平衡”。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并不等于“战略收缩”，而是将战略资源运用于更远、更大、更重要的地区，比如“环印度洋”。印度洋的季风，不仅形成了传统的“海上生命线”，环印度洋更有美国随时可调用的中东、有更具变化性的中亚延长线，以及更有潜力的非洲东海岸。美国为此已提出“印太走廊”构想。“印太两洋战略”成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大图纸。也正因为这个大图纸，美国防长哈格尔将“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定位为日美同盟的“大手笔”。
近期，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访美，再次受到高规格接待，还亲自体验了“鱼鹰”，自然也商签了大订单，包括强行登陆舰、F35隐形战斗机，以及航速、航距和运量都可倍增的“鱼鹰”。《东京新闻》头版头条醒目称“武器向‘攻击型’转变”。显然，美国不仅希望日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纳入“防卫指针修订”程序，也要将“武器的攻击型”装备于“战略前沿”，确保亚太“前沿岛链”不生锈、不褪色、不断链。日本则欲“借尸还魂”，在主导构建“亚洲经济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价值观共同体”的同时，主导“亚洲安全共同体”，充当安倍第一任期就提出的“亚洲门户”。按照安倍援引其外祖父岸信介的话，强化日美同盟，首先要强化日本的自主能力，即自主主导亚洲的能力。其根本出发点，则是在经济、安全两条线上，对中国形成“抑制力”，完成其“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
但显然，安倍的亚洲图谋和暗藏私货的战略正在逼近美国的战略利益。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即对“单个国家”的纵向成长或许会“保持善意忽视”，但对“多个国家”的“横向联合”，尤其是不包括美国、不在美国指导下的联合“绝不容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已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了对“东亚共同体”的“解构效应”，而“安保体制的多空间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多层次推进”，或将在安全层面上表现“重新集结效应”。届时，安倍独立主导亚洲、扮演“亚洲门户”的梦想，或将在美国的闹铃声中惊醒。
事实上，美国亚太再平衡下，日美矛盾已经显露，无论是在围绕克里米亚危机的国际安全问题，还是围绕世界经济增长责任的G20议题，抑或关乎贸易新规则的TPP谈判，乃至日美防卫新指针，日美深层矛盾难以忽视。
日美互不相让的背后，反映的是日美围绕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围绕“防卫新指针”修订，日美矛盾似乎更加难解。“防卫新指针”的修订，关系到日美同盟设计图的大修改。美国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又从财政角度主张“海外军事投放减量”，地区安全力量的平衡任务或将落到日本头上。2013年日本国家借款已超过1000万亿日元，且因电力危机，燃料进口增加，经常收支顺差减至3.3万亿日元，为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国内储蓄快速减少，日本经济的增长条件恶化。安倍政权能否找到理由向国民解释接受美国转嫁危机的意义，关乎其政权的稳定。安倍难题未了，积极的和平主义难遂。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