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因为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其灵魂是思想，即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大体相同，不过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可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天人和谐、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里以“以民为本”和“忧患意识”为例略作分析。
　　早在西周时期，为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以“民”为镜，时时对照，反省执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屡屡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可见在3000多年前，我国已经产生民本思想。
　　战国中期儒学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末期荀子认为“民”和水一样，既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官府衙门的大堂上都挂有“明镜高悬”等大匾，寓意为官者应为民作主，明辨是非，公正无私。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把君看成“天下之大害”，将民本思想与反对封建专制君权联系起来。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代的“以民为本”，需要从“民本”进到“人本”，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牢固地确立“人”和“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本”，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会的跨越。
　　在我国古代，与“以民为本”理念相联系，还有“忧患意识”。“忧患”一词见于《易大传·系辞下》，认为君子应与时俱进，“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朝政治家魏征把“忧患”解释为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认知程度。据《新唐书·魏征传》载，魏征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认为治国理政者只有不忘国家危亡因素，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些要点。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人们经常把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由于天气阴晴风雨的变化，游览者的心情有所不同，由此范仲淹引申出：政治家如何才能不受外界影响而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的回答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将“忧患意识”与忧国、忧民联系起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然需要倡导“忧患意识”，但并不是简单地传承古代“忧患”理念，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提升发展，使之具有新的内容，体现在民族复兴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还应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略作分析。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则是19世纪在西欧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可见，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那么，二者是否有会通之点？回答是肯定的。
　　会通点表现在对于“人”的认识上。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儒学归结为“人学”，认为先秦时期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在“人禽之辨”“文野之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什么是“人”，以及“士”这个阶层的人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儒学指出人有道德自觉，有群体的社会生活，能从事农业生产，并创制礼法。而道德并非天上的神物，人在接受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和锻炼，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再向圣贤的境界前进。由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主张践行道德是人的本质，荀子则强调人们可以认识自然界某些法则，自觉地进行农业生产，过上丰衣足食和明礼知法的社会生活。上述儒学的一些基本论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人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指出“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可能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目标行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古代儒学讲的“人学”，是关于“君子”的道德学问，没有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但其理论具有引导人们走向崇高境界的作用，是宝贵的传统文化财富。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学”，则是关于人的科学即人的本质的理论。人的科学并不排斥“君子”的道德学问，因为这是走向人的科学的重要起点，而且在人的科学指引下，人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君子”道德学问的价值，从而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使前者得到发扬光大。
　　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两个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再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历史基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要求我们对A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将这二者加以结合，意义重大。
　　（作者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