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十个月，我出生在哈尔滨，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的同龄人。
　　记得，读高中时，学校为迎国庆十五周年征文比赛，题目是《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得了一等奖，奖品是刚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单行本。也许正是同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有阳光明媚，也有疾风暴雨，国家的转折常常改变个人的命运。回想一生经历，最重大的转折是国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而我在走出校门十年之后，也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的人生机遇。
　　此前，我在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部队军马场当牧工，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我母亲平反，恢复工作，我调到她身边，安排在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调令上.有四个字“以工代干”。什么意思？好的说法，工人中选拔出来做干部工作。差的意思，不是科班出身，虽坐办公室，身份是工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去找领导，要参加高考。部长听完我的话，瞪大了眼睛说，上大学干什么？学知识，学完干什么？还要回来工作！只是那时候，你现在的位子早叫别人占了！不就是“以工代干”嘛，好好干，过上一年半载，会给你转正的！部长是真心认为我脑子进水了。部长说话实在，像渔夫晒太阳寓言里的富翁。领导不批，只好照常上班。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斜坡，是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的通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車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我一抬头，有个男人在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树干侧枝，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等我睁开眼，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地躺在路上。回头看我的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悬！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一切都不需要了。那砍树人后来买了一副三脚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这三脚架是新的，三十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很快，我就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继续。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理由，不批准我报考77届大学。这回批准在家养伤躺俩月，正好抽空补习迎接78届高考。躺在床上怎么补？借来一叠课本读。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等到能下地走路，就走进78届考场。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地区文科第一名。有个插曲，虽然高考总分较高，大意失荆州，语文却最低。语文作文是将一篇长文章删成六百字的报道。一看到题目，乐了，这不就是我天天上班干的活儿嘛！用笔勾勾画画，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都清楚，就交上去了，没认真数一下多少字。心想，千军万马过高考，考官哪有工夫数多少字？天知道那时虽然没有计算机，招生办动员许多大学生当义工来数这六百字。多一字扣一分，于是，我的语文就扣成了68分。北京广播学院在这地区只招一名，这个68分，让总分第一没了硬核，悬了！我研究招生简章，发现其中有一句：“有特殊专长者优先。”打肿脸充胖子，我把自己在《解放军文艺》《诗刊》《北京文学》《陕西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剪辑订册，送到招生办。这招灵，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到文艺编辑专业。
　　在国家恢复高考的机会面前，我为了证明自己，上交了两份答卷，一份是高考卷，证明我曾经是个学习努力的学生;另一份是我写的那些作品，证明我在底层十年的努力…
　　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我是“投亲靠友”去的延安。运动中父母都被批斗，环境艰难。他们当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工作，抗战胜利之际奉命急调东北前线，只能将我三岁的姐姐延红送进“马背摇篮”延安保育院，将一岁的哥哥延光送给延安一户姓曹的农民。我那改姓曹的亲哥哥知道我的处境，办了手续让我到延安插队。哥哥在村里找一个可以接受我的穷房东，我住进生产队饲养员栗树昌老汉的家。他家境极穷，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关上木门就什么也看不见。窑洞靠里是老两口的一盘大炕，大炕上放一只大尿盆。靠外的门边给我新盘了一个小炕，放得下我和一只小尿盆。头一天躺在炕上，我就想：“真像一座坟啊！”我叫他俩干大、干妈，他俩直接叫我干儿。在和北京知青一起插队生活之前，我在这个家生活了一年，身上长满了虱子，学会了所有农活儿，唯一保持的学生习惯是睡觉前要在煤油灯前看一会儿书。我的枕头旁有两本从四川带去的书，《鲁迅全集（第二卷）》和《战争与和平》残本。这两本书是我所有的财产，滋养着长夜里的梦。
　　生活动荡不定，始终保持读书和写一点儿东西的习惯。看到写下的字，我想，只有手上这支笔可以撑着自信和梦想了。
　　1973年，在秦岭深处一家部队工厂政治处当“以工代干”的干事时，我开始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原《延河》）投稿。当时前者是全国唯一的文学刊物，后者是全省唯一的文学刊物。投稿不花钱，信封写好地址，剪去一角，邮局就会投递。投稿杳无信讯，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农民让我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年底，我收到从《解放军文艺》寄给我的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激动地打开信封，竟是整齐编号的一叠稿件，一年来寄去的稿件一件不少地退回，附赠一本《解放军文艺》的笔记本，还有一封编辑写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说，我是他见到最努力的作者，相信会成功，没说写得怎么样，签名：雷抒雁。这是我投稿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编辑，这个大信封是我得到的头一封退稿。这件事让我相信，我写下的作品真有人看了。
　　1974年春节后，我得到《陕西文艺》的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我兴冲冲地赶到西安，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与会者中唯一没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在会上认识了梅绍静，她刚出一本写延安知青赤脚医生的长诗《兰珍子》。主编是老延安王丕祥老师，他介绍其他人，都说写了什么，写得怎样。介绍我时，他说：“这娃有生活，就不太知道写作规矩，让他来参加会，向大家学习，我们还要请他到编辑部来帮助工作。”说完了，又重复一句：“这是我们的延安娃，我看是个好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零开始的文学活动。编辑部是老《延河》班底，主编王丕祥、副主编王绳武都是老延安，还有王汶石夫人高彬、杜鹏程夫人张文彬等。在这里我认识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曹谷溪等作家朋友。我当了见习编辑后，可以凭主编的批条，到图书资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以便提高“批判水平”。每次可借出十本。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能读到的诗集。从贺敬之、郭小川、艾青到张志民，从但丁、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到黄皮内部资料的梅热拉伊蒂斯的《人》。每次走进这个没有被付之一炬的图书资料室，我就想这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
　　终于有机会交上两份答卷，让我在历史转折点，搭上为“老三届”开绿灯的恢复高考这班车。
　　我30岁才走进大学。四年里，我以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的全优，完成所有学业。感谢文学界老师让我在大学期间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作品获了全国奖。学校发给我毕业证书时，《诗刊》的邵燕祥先生让我填了一份中国作协入会申请书，随后收到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感恩艰难岁月那些让我走出人生困境的所有人。我感恩命运的一切，包括高考前那条小巷留给我的一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