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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概念，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哲学）等三重维度进行过论证。但是，从《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以更为科学的用语，逐渐替代了“市民社会”概念。这种“市民社会”概念在哲学中的被替代，凸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市民社会是在近代从政治杜会中分离出来，是从事物质活动的商品的经济社会。我国从未出现从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的市民社会。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以培育、发展和形成我国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组织载体。当然，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冲突，规定着在培育我国的市民社会中，要注意克服其缺陷，用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的人民性调节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