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部已办得有相当成绩,对银行业务帮助很大.其他几个大银行也纷纷办起类似调查部的组织,从事工商业的信用调查和市场经济调查.但是上海是这样大,要调查的项目是这样多,一家银行是很难把任务全部负担起来的.当时张禹九在中国银行,章乃器在浙江实业银行(后来改为浙江第一银行),同我在上海银行一样,担任调查工作.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交换经验,认为联合起来,分工合作,力量就大得多了.章乃器当时勇气很大,说我们银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成规,于是大家想出一个联合的办法,就建议由我们三家发起,成立上海联合征信所.当时上海最大的信用调查征询组织是日本人办的日本帝国询讯所,而所有职员几乎都是中国人,很多银行投资和抵押放款等业务都向它请教,要付出很高的费用.日本人尚能办好,我们是在本乡本土,情况终比日本人熟悉,而且各行对这项业务都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所以,我们对办好联合征信所是有信心的.开办时需要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和中国银行张公权对我们的计划非常赞成,同意拨付资金.中国和浙实两行负担资金较多.就这样,上海联合征信所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