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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留学酿隐痛，谁之过？
近日，“低龄留学”再次成为留学行业热议的焦点。日前，教育部召开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全方位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指出要“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一直以来，国家对于低龄留学持不鼓励、不反对态度，此次会议则在这方面释放了更为明确的政策信号。
“低龄留学”对于留学行业从业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话题。所谓“低龄留学”，一般指的是K12阶段，即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出国留学。近年来，低龄留学热度不减，低龄留学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教育部不鼓励低龄留学的表态，牵动着小留学生、家长，以及从业者的心。低龄留学的趋势将如何发展？是否会逐渐冷却，甚至遭到“一刀切”的禁止？而这样的政策信号，又会对国内普通中学与国际高中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启示？
低龄留学持续升温
反映个性化教育需求
低龄留学的持续升温，已经成为明显趋势。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等于2019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目前，中国高中及以下低龄留学的学生，已占出国留学生总数的35%。
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在《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指出，2018年接受调查的海归群体中，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比例占29.79%，比2017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中国已在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中国成为全球低龄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
新东方联合调研机构于2018年5月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接受孩子在高中或高中以下階段出国留学。该《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的意向达27%，中学阶段为29%，高中阶段为24%。
引发低龄留学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多、经济实力增强，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与此相应，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出国留学往往被视为提升孩子能力的良好途径。因此，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出国门、开拓视野、体验别样的教育环境，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刚需”，被列为教育计划的“必选项”。
留学的价值不容否认。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都越来越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双语人才。留学给予了孩子自我提升与发展的好机会。留学的低龄化趋势，其实反映出家长在个性化教育方面意识逐渐加强，他们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也希望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这样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无可厚非。
小留学生站上舆论风口浪尖
“包机事件”映射低龄留学弊端
伴随着热度产生的，是激烈的争议。对于低龄留学的反对声音一直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低龄留学生群体更是一度站上风口浪尖。
2020年3月初，“1.5万名小留学生滞留英国”的报道引发热议。据悉，中国在英国大约有1.5万名小留学生，由于学校关闭，回国机票升至天价，部分寄宿家庭拒绝接收中国留学生，166个家庭联名写信，请求中国政府安排包机将孩子接回国内。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响应。2020年4月，中国政府组织包机分批次接小留学生回国。不仅是英国，在美国、西班牙等国滞留的小留学生也乘坐了中国的包机返回国内。
镜头记录了小留学生回国的经过。在照片中，这些小留学生最大看起来不过十余岁。包裹在防护服、护目镜、口罩下的小小身体与面庞显得非常稚嫩。这样的场景让人揪心。后续的“2名小留学生乘坐包机回国后确诊”的新闻则更让家长们心碎与忧虑。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在海外生活、学习，并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而父母远在国内工作，无法在身边照顾他们。一旦突发事件降临，这些孩子的安全便立刻陷入令人担忧的境地。
彼时，国内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而海外疫情仍在迅速蔓延。有网友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小留学生回国，不仅让航班机组人员冒风险，更让国内的人民承担着境外输入的风险。更有网友尖锐地表示：“这么小在国外留学的，就算长大后也不会建设国家的。”然而，大部分网友仍然对小留学生回国表示理解。
2021年初，已经冷却的“小留学生包机回国”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议中心，“小留学生”遭到了更猛烈的抨击。2020年12月底，英国发现了新冠变异毒株，比原始毒株传播性高出70%，英国疫情加速恶化，伦敦等地进入最高等级的封锁。此时，留英低龄学生的家长们再次发出呼吁，请求祖国包机接回孩子们。面对这一次“呼吁”，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和抵制。
“上次已经包机接回国了，为什么不珍惜机会，还要再跑出去呢？”“国内尚且号召原地过年，不应该耗费巨大资源把他们从国外接回来。”“未来的英国人，请不要回到中国 来。”
家长们再次把孩子送出国，原因或许是不愿让孩子的学业受影响。然而，也有人质疑这些家长纯粹为了让孩子移民英国。网友指出，“按照英国规定，申请英国永久居留权，必须在英国住满10年，且单次离境不得超过180天，累计离境不得超过540天。”
不论背后原因究竟为何，这些小留学生恐怕很难再次得到包机回国的机会。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反映了低龄留学存在的巨大问题。网友的激烈反对具有其合理性，家长们对孩子的牵挂也能理解。在纷乱繁杂的争辩声音中，真正无辜的是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在家长的安排下被送出国学习，懵懵懂懂中被卷入争议风暴的中心，在海外疫情中难以保护自己而面临安全风险——谁之过？
光鲜背后的无奈与隐痛
“回国之争”的事件，值得引发我们对于低龄留学存在问题的思考。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我们看到了低龄留学的悲剧：与国内文化割裂，与国内群众离心。海外疫情风暴中，这些小留学生原本就面临着不少困难，而与国内同胞在思想感情上产生的深深鸿沟，更将他们推向了未知的迷茫。低龄留学的弊端，从这一事件中展现无遗。 首先，低龄留学存在安全隐患。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只身赴国外学习生活，使用一门不够熟悉的语言在复杂的环境中与他人进行交流，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在平时相对安全的局势下，这种挑战被不少家长和孩子视为“锻炼能力”的机会。然而，一旦发生突然的危险，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或是在某些地区出现暴力冲突事件甚至局部战争，这些孩子就陷入了无助。那些请求祖国包机的家长的眼泪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次，低龄留学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阴影。童年和青春期是身心成长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被从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剥离，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缺少亲人朋友的陪伴，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中小学生很难拥有自主决定权，留学往往是服从父母的安排。“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拥有国际范儿”是父母们的期待。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那些痛苦、孤单、挣扎、迷茫，却需要年幼的孩子来独自承担。这些负面情绪，很有可能转化为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即使有些父母选择“陪读”，却也未必能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此外，低龄留学会造成民族文化根基的丧失。中小学阶段是全面学习知识、塑造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当孩子来到国外的英语环境，他们要面临的或许是寄宿家庭的礼拜仪式，学校里的“西方宗教史”课程，乃至一套完全西方的风俗文化的熏陶。此时，他们甚至还没能充分了解汉语和中华文化。有的家长误认为只要能让孩子融入当地环境就万事大吉，殊不知“融入当地环境”谈何容易。且不论可能存在的排外思想，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就让这种彻底的“融入”几乎不可能发生。有很多低龄留学生表达了心中的孤寂和迷茫。“在国外不能完全融入，回国后感觉和国内的朋友们也疏远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人们有时会在欧美的影视剧和新闻报道中看到那些黄皮肤、黑头发，操着流利的英语，言行举止完全西化，已經不会说汉语的华裔。他们已经真正“融入”当地环境，但也已经不能被称为“中国人”。如果这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父母的本意，那么这样的蜕变无疑是可悲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留学的意义在于追寻自我价值、成为国际化人才。所谓“国际化”，并非完全西化，而是要以中华根基为支撑。如果罔顾这一点，就不能说是培养“国际化人才”，只能称为培养“外国人”。
低龄留学潮背后的现实因素
低龄留学的确问题重重，但不可对其一味否定。给低龄留学生及其家长一概扣上“崇洋媚外”“背弃中华文化”的帽子是不可取的。出于种种原因，低龄留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可“一刀切”地阻止。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留学”，也并不等同于禁止。如果深入挖掘低龄留学问题的更深处，我们还能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实际上，许多家长送年幼的孩子出国留学，是迫于现实做出的被动选择。比如，由于外派、业务需要等因素出国工作，选择将孩子共同带出国学习，这不失为一种负责任的 做法。
此外，低龄留学的产生也和国内的部分政策密不可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中考的“普职分流”政策。“普职分流”指的是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参加中考后，学生被分流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普通高中，另一部分进入职业高中，被培养为技术职业人才。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公告中，教育部针对中职教育的发展提出明确指引，要求高中与职业学校的占比能够实现“大体一致”。据悉，为了保障中职招生，全国各地都明确提出，没有达到普高线的学生不能以任何方式读普高，包括纳入统一招生管理的普通高中国际班。在我国的教育环境中，“职业教育”还没有被大多数家长认可与接受。有些孩子的中考成绩没有达到普高线，但不愿意进入职业高中，于是家长便会考虑送孩子出国留学。
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升学考试中遇到的阻碍也与低龄留学的趋势密切相关。据专家分析，在我国一些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很难获得同等的中考、高考资格。有些学生即使在一个城市出生、学习，仍不能在这座城市参加中高考。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上职业学校，要么成为“回流儿童”。此外，据了解，北京等大城市对于中考、高考限定了严格的户籍要求，导致大量适龄外地人口不得不寻求其他路径。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初中生毕业人数为92128人，但普通高中仅招生51403人。面临升学的困难处境，有些家长便会送孩子出国留学。
国内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国际学校或迎发展契机
除了升学考试政策层面的原因外，国内的教育理念和体制也促使部分家长与学生考虑留学。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进行大力改革，但不可否认的是，“应试化”“唯分数论”等弊病仍未完全革去，使得考试成绩不突出的学生和家长陷入焦虑。相比之下，西方教育强调个性化与多元化，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对这些学生和家长产生吸引力。出国留学，让不能适应国内教育体制的学生得以逃离国内中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场”，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常有持刻板印象的人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出国留学的孩子，都是因为在国内学校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逃避”。实际上，这种观念被证实为是错误的。据报道，全球化智库（CCG）对北京5所中学的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做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2/3以上是班里的“尖子生”，约68%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25%，近90%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50%。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对于个性化和多元化教育的需求。
低龄留学热的背后原因，给予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有益的启示：发展素质教育，注重发掘学生的兴趣特长，尊重并培养他们的个性，走出对于知识教育的一味崇拜。此外，也要推进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让考试制度更加公平和合理。当国内的基础教育环境能更好地适应更多孩子的发展，为孩子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教育以及个性发展的广阔平台，那么低龄留学的热潮或许才会真正冷却，国内教育也才能迎来真正的生机。
值得关注的是，“不鼓励、不提倡低龄留学”的信号或许能为国际学校带来发展契机。一旦政策落地，低龄留学如果受限制，那么国内的国际学校和国际班将成为留学的良好替代品。有专家指出，当前，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中阶段的国际学校，正是为潜在的低龄留学生群体提供替代性选 择。
近日，“低龄留学”再次成为留学行业热议的焦点。日前，教育部召开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全方位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指出要“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一直以来，国家对于低龄留学持不鼓励、不反对态度，此次会议则在这方面释放了更为明确的政策信号。
“低龄留学”对于留学行业从业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话题。所谓“低龄留学”，一般指的是K12阶段，即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出国留学。近年来，低龄留学热度不减，低龄留学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教育部不鼓励低龄留学的表态，牵动着小留学生、家长，以及从业者的心。低龄留学的趋势将如何发展？是否会逐渐冷却，甚至遭到“一刀切”的禁止？而这样的政策信号，又会对国内普通中学与国际高中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启示？
低龄留学持续升温
反映个性化教育需求
低龄留学的持续升温，已经成为明显趋势。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等于2019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目前，中国高中及以下低龄留学的学生，已占出国留学生总数的35%。
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在《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指出，2018年接受调查的海归群体中，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比例占29.79%，比2017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中国已在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中国成为全球低龄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
新东方联合调研机构于2018年5月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接受孩子在高中或高中以下階段出国留学。该《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的意向达27%，中学阶段为29%，高中阶段为24%。
引发低龄留学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多、经济实力增强，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与此相应，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出国留学往往被视为提升孩子能力的良好途径。因此，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出国门、开拓视野、体验别样的教育环境，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刚需”，被列为教育计划的“必选项”。
留学的价值不容否认。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都越来越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双语人才。留学给予了孩子自我提升与发展的好机会。留学的低龄化趋势，其实反映出家长在个性化教育方面意识逐渐加强，他们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也希望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这样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无可厚非。
小留学生站上舆论风口浪尖
“包机事件”映射低龄留学弊端
伴随着热度产生的，是激烈的争议。对于低龄留学的反对声音一直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低龄留学生群体更是一度站上风口浪尖。
2020年3月初，“1.5万名小留学生滞留英国”的报道引发热议。据悉，中国在英国大约有1.5万名小留学生，由于学校关闭，回国机票升至天价，部分寄宿家庭拒绝接收中国留学生，166个家庭联名写信，请求中国政府安排包机将孩子接回国内。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响应。2020年4月，中国政府组织包机分批次接小留学生回国。不仅是英国，在美国、西班牙等国滞留的小留学生也乘坐了中国的包机返回国内。
镜头记录了小留学生回国的经过。在照片中，这些小留学生最大看起来不过十余岁。包裹在防护服、护目镜、口罩下的小小身体与面庞显得非常稚嫩。这样的场景让人揪心。后续的“2名小留学生乘坐包机回国后确诊”的新闻则更让家长们心碎与忧虑。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在海外生活、学习，并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而父母远在国内工作，无法在身边照顾他们。一旦突发事件降临，这些孩子的安全便立刻陷入令人担忧的境地。
彼时，国内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而海外疫情仍在迅速蔓延。有网友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小留学生回国，不仅让航班机组人员冒风险，更让国内的人民承担着境外输入的风险。更有网友尖锐地表示：“这么小在国外留学的，就算长大后也不会建设国家的。”然而，大部分网友仍然对小留学生回国表示理解。
2021年初，已经冷却的“小留学生包机回国”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议中心，“小留学生”遭到了更猛烈的抨击。2020年12月底，英国发现了新冠变异毒株，比原始毒株传播性高出70%，英国疫情加速恶化，伦敦等地进入最高等级的封锁。此时，留英低龄学生的家长们再次发出呼吁，请求祖国包机接回孩子们。面对这一次“呼吁”，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和抵制。
“上次已经包机接回国了，为什么不珍惜机会，还要再跑出去呢？”“国内尚且号召原地过年，不应该耗费巨大资源把他们从国外接回来。”“未来的英国人，请不要回到中国 来。”
家长们再次把孩子送出国，原因或许是不愿让孩子的学业受影响。然而，也有人质疑这些家长纯粹为了让孩子移民英国。网友指出，“按照英国规定，申请英国永久居留权，必须在英国住满10年，且单次离境不得超过180天，累计离境不得超过540天。”
不论背后原因究竟为何，这些小留学生恐怕很难再次得到包机回国的机会。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反映了低龄留学存在的巨大问题。网友的激烈反对具有其合理性，家长们对孩子的牵挂也能理解。在纷乱繁杂的争辩声音中，真正无辜的是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在家长的安排下被送出国学习，懵懵懂懂中被卷入争议风暴的中心，在海外疫情中难以保护自己而面临安全风险——谁之过？
光鲜背后的无奈与隐痛
“回国之争”的事件，值得引发我们对于低龄留学存在问题的思考。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我们看到了低龄留学的悲剧：与国内文化割裂，与国内群众离心。海外疫情风暴中，这些小留学生原本就面临着不少困难，而与国内同胞在思想感情上产生的深深鸿沟，更将他们推向了未知的迷茫。低龄留学的弊端，从这一事件中展现无遗。 首先，低龄留学存在安全隐患。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只身赴国外学习生活，使用一门不够熟悉的语言在复杂的环境中与他人进行交流，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在平时相对安全的局势下，这种挑战被不少家长和孩子视为“锻炼能力”的机会。然而，一旦发生突然的危险，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或是在某些地区出现暴力冲突事件甚至局部战争，这些孩子就陷入了无助。那些请求祖国包机的家长的眼泪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次，低龄留学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阴影。童年和青春期是身心成长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被从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剥离，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缺少亲人朋友的陪伴，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中小学生很难拥有自主决定权，留学往往是服从父母的安排。“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拥有国际范儿”是父母们的期待。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那些痛苦、孤单、挣扎、迷茫，却需要年幼的孩子来独自承担。这些负面情绪，很有可能转化为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即使有些父母选择“陪读”，却也未必能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此外，低龄留学会造成民族文化根基的丧失。中小学阶段是全面学习知识、塑造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当孩子来到国外的英语环境，他们要面临的或许是寄宿家庭的礼拜仪式，学校里的“西方宗教史”课程，乃至一套完全西方的风俗文化的熏陶。此时，他们甚至还没能充分了解汉语和中华文化。有的家长误认为只要能让孩子融入当地环境就万事大吉，殊不知“融入当地环境”谈何容易。且不论可能存在的排外思想，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就让这种彻底的“融入”几乎不可能发生。有很多低龄留学生表达了心中的孤寂和迷茫。“在国外不能完全融入，回国后感觉和国内的朋友们也疏远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人们有时会在欧美的影视剧和新闻报道中看到那些黄皮肤、黑头发，操着流利的英语，言行举止完全西化，已經不会说汉语的华裔。他们已经真正“融入”当地环境，但也已经不能被称为“中国人”。如果这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父母的本意，那么这样的蜕变无疑是可悲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留学的意义在于追寻自我价值、成为国际化人才。所谓“国际化”，并非完全西化，而是要以中华根基为支撑。如果罔顾这一点，就不能说是培养“国际化人才”，只能称为培养“外国人”。
低龄留学潮背后的现实因素
低龄留学的确问题重重，但不可对其一味否定。给低龄留学生及其家长一概扣上“崇洋媚外”“背弃中华文化”的帽子是不可取的。出于种种原因，低龄留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可“一刀切”地阻止。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留学”，也并不等同于禁止。如果深入挖掘低龄留学问题的更深处，我们还能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实际上，许多家长送年幼的孩子出国留学，是迫于现实做出的被动选择。比如，由于外派、业务需要等因素出国工作，选择将孩子共同带出国学习，这不失为一种负责任的 做法。
此外，低龄留学的产生也和国内的部分政策密不可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中考的“普职分流”政策。“普职分流”指的是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参加中考后，学生被分流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普通高中，另一部分进入职业高中，被培养为技术职业人才。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公告中，教育部针对中职教育的发展提出明确指引，要求高中与职业学校的占比能够实现“大体一致”。据悉，为了保障中职招生，全国各地都明确提出，没有达到普高线的学生不能以任何方式读普高，包括纳入统一招生管理的普通高中国际班。在我国的教育环境中，“职业教育”还没有被大多数家长认可与接受。有些孩子的中考成绩没有达到普高线，但不愿意进入职业高中，于是家长便会考虑送孩子出国留学。
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升学考试中遇到的阻碍也与低龄留学的趋势密切相关。据专家分析，在我国一些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很难获得同等的中考、高考资格。有些学生即使在一个城市出生、学习，仍不能在这座城市参加中高考。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上职业学校，要么成为“回流儿童”。此外，据了解，北京等大城市对于中考、高考限定了严格的户籍要求，导致大量适龄外地人口不得不寻求其他路径。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初中生毕业人数为92128人，但普通高中仅招生51403人。面临升学的困难处境，有些家长便会送孩子出国留学。
国内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国际学校或迎发展契机
除了升学考试政策层面的原因外，国内的教育理念和体制也促使部分家长与学生考虑留学。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进行大力改革，但不可否认的是，“应试化”“唯分数论”等弊病仍未完全革去，使得考试成绩不突出的学生和家长陷入焦虑。相比之下，西方教育强调个性化与多元化，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对这些学生和家长产生吸引力。出国留学，让不能适应国内教育体制的学生得以逃离国内中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场”，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常有持刻板印象的人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出国留学的孩子，都是因为在国内学校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逃避”。实际上，这种观念被证实为是错误的。据报道，全球化智库（CCG）对北京5所中学的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做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2/3以上是班里的“尖子生”，约68%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25%，近90%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50%。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对于个性化和多元化教育的需求。
低龄留学热的背后原因，给予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有益的启示：发展素质教育，注重发掘学生的兴趣特长，尊重并培养他们的个性，走出对于知识教育的一味崇拜。此外，也要推进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让考试制度更加公平和合理。当国内的基础教育环境能更好地适应更多孩子的发展，为孩子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教育以及个性发展的广阔平台，那么低龄留学的热潮或许才会真正冷却，国内教育也才能迎来真正的生机。
值得关注的是，“不鼓励、不提倡低龄留学”的信号或许能为国际学校带来发展契机。一旦政策落地，低龄留学如果受限制，那么国内的国际学校和国际班将成为留学的良好替代品。有专家指出，当前，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中阶段的国际学校，正是为潜在的低龄留学生群体提供替代性选 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