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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俞梦孙，1936年生，浙江余姚人，航空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专家，现任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四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叫俞梦孙，75岁高龄。高吗？
40年前，为了研究弹射状态下人的脊椎动态，他提出“动态响应”理论，运用模拟计算机计算出所有数据，最后自己坐上了弹射火箭，亲身试验；
10年前，为了测试人的常态食道压力，两个试验人员一听说要把粗管子从鼻孔塞进胸口，吓得夺路而逃。于是，他自己给自己鼻孔灌管子；
3年前，为了测试低压舱相关数据，所领导明确吩咐他只在舱外观察即可，结果为了拿到“老年人生理状况数据”，他坚持坐进了试验舱；
1年前，为了检测新型供氧仪的实用性，他爬上了5374米高的甘巴拉哨所；
面对75岁高龄，他的口头禅却是：一切才刚刚开始……很想问他：您是怎样做到不老的？
答案：
“嘿！收音机里还真有石头”
“喜欢上无线电也是很偶然的事情，初一寒假，我去我小学同学家玩，他哥哥有一部矿石收音机。我问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矿石。小孩子都好奇嘛，就打开来看，嘿！收音机里还真有一块儿亮晶晶的石头。”童心，让俞梦孙打开了矿石收音机，也为自己打开了科学研究的殿堂之门，从此，他深深迷上了无线电。
俞梦孙的叔叔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才生，见侄儿对这方面有兴趣，马上找来高中教材和简单的设备仪器，一点一点教授起来。理论试验双管齐下，让才上初中的俞梦孙，在物理学方面就有了高中生的基础。俞梦孙还用所学知识做出了一些小仪器。要问那些零件器材是哪里来的？三字诀：“顺”、“换”、“拆”。
当时，俞梦孙所在中学的一个健身房被国民党军队作通信仓库用，里面存放的设备仪器、众多零件，是俞梦孙做梦都想要的。于是他就发动一帮小孩子一起摸进仓库里“顺”东西。但“顺”出来的东西都不全。从上小学起，俞梦孙就有集邮的习惯，他忍痛割爱把邮票拿到无线电厂老师傅那里去换零件。就这样，今天一个电子管，明天两个小旋钮地把东西给换齐。最后一个“拆”是针对家里收音机的，对于那个被“开膛破肚，壮烈牺牲”的收音机，毋庸多言。
回头看看，从同学哥哥的矿石收音机到交通大学毕业的叔叔，从和蔼可亲的无线电厂老爷爷到莫名其妙被征为通信仓库的健身房，一切一切的巧合似乎都为俞梦孙的将来在搭桥铺路。只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他走上了新的“征途”。
“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么一个电听力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4岁的俞梦孙热血沸腾，积极响应号召去报名，结果“杯具”了，因为没达到1.60米的身高标准，人家不接收。直到第二年再来招生，身高要求降到了1.55米，这一下俞梦孙如愿以偿，到南京大学医学院，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
隶属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大学医学院对他们这一届学员的安排是学习四个月，而后奔赴朝鲜战场。但朝鲜那边的停战谈判打乱了原本的计划。随后学校不仅将学习时间延长，还给原本杂糅在一起的一百多号学员分了班。高二以上的去了本科级，其余人员留守原地成为专科学员，后来还转到了空军学校。这次的分班是一个印章，“啪”一下盖实了，“专科毕业”这四个字样就一直跟随着俞梦孙走到院士级别，他现在档案的第一学历还是这个。
时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俞梦孙成了海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实习医生。一次跟随导师汪磊到协和医院，看见一台电听力器，稀里糊涂的实习医生俞梦孙就像是灯泡一样，“铮”一下就被点亮了！
“电听力器，全中国只有两台，一台在上海，一台在协和（医院）。汪主任叫我听听，我就拿过来，一看一听一转钮，这不就是一台能产生不同频率声波，并且其响度（频率）可调的声音发生器吗？所谓听力曲线，也就是每个频率最低能听到的分贝数。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么一个电听力器！”这些话他可不敢说，只敢在心里想想。回去后俞梦孙实在手痒，就再次把收音机给“开”了。几次安装几次调试后，他把电听力器给做出来了，耳机戴上，里面真有各种声音，把旋钮一转，频率变化了，响度也变化了。汪磊知道后非常震惊，到处找可以调试校准的地方，可惜当时国家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根本就没有调试检测的部门，于是“电听力器”成了无鉴定无证书无实用平台的“三无”产品，被“请”进了仓库。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没想消息传到了空军刚刚成立不久的航医所，实习结束后，本是要下基层到某个卫生所的俞梦孙，直接被留在了航医所。
此时的俞梦孙终于实现了由医学往研究方向的“回归”。
“能给毛主席做健康检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到了航医所，俞梦孙做了两件非常轰动的事情，他修好了两台机器：一台报废了的光感心电图机，一台爆炸过的六通道记录器。俞梦孙很谦虚地说自己仅是给前者换了一个灯泡给后者换了一个电源。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所里的实验室刚刚建设起来，仪器设备稀缺，能让仓库里搁置了这么久的两台仪器重新“喘气”，那简直就是奇迹。所里领导非常高兴，俞梦孙得以参加了1959年全国医药卫生经验交流大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此时的俞梦孙完全被所里当作科研技术骨干在用，“两弹一星”有关的航天生理遥测研究工作，俞梦孙就是被作为所里的骨干力量派去的。但当时空军调集了好几名无线电工程方面的专家，在他们面前，大专生俞梦孙正儿八经地成了一个“边角料”。
航空生理遥测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飞行员飞上天了，地面上的人得利用机器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心跳、呼吸、血压等等等等，此领域在当时的国内还从来没有人碰过。在一帮专家学者大眼瞪小眼的时候，“边角料”俞梦孙说话了：“可不可以用收音机的广播调制技术，结合滤波器功能将各种声音分类接收记录。”领导看没有其他办法了“那就试试吧”。几个月后，西郊机场的一架飞机在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时，地面上的工作人员用俞梦孙研制的仪器顺利接收到来自高空的飞行员的各种生理数据……
令俞梦孙没想到的是，这项研究成果在20年后还受到了来自中央保健局的青睐。1974年，周总理的身体似乎不太好，正需要一台监护仪连续进行监测。俞梦孙和同事们正拿着一台遥测仪器在阜外医院给飞行员做检测，结果这个仪器就被医院里的心内科专家刘力生教授看到，并介绍给了中央保健局的专家。后来中央保健局的人就派一批专家以阜外医院的名义来参观，听了介绍后，他们就直接说“我们是中央保健局的，现在需要借用你们这台机器，行不行”，所里就借了。两个星期后，领导给俞梦孙下达一个任务，最快速度为中央领导人专门制造一台仪器。
“当时我猜想可能是给毛主席做的，因为专门提到除了测心电图的，还要把测呼吸的功能给带进去。我心里很高兴，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如果能给毛主席做健康检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至今，俞梦孙只要一提到这事就很高兴。
“拿活人做试验，是在残害阶级弟兄”
I型火箭弹射装置的研发过程让俞梦孙最有感触。那是1966年，“文革”浪潮汹涌，俞梦孙关键时刻“站错了队伍”。
一心扑在业务上的俞梦孙，被划成路线错误派，这倒没什么，最让他想不通的是作为刚满30岁的小青年，批他的大字报竟然是最多的，而其中最重的罪名是“残害阶级弟兄”。原来，那是俞梦孙在一次离心机试验中“犯下的错”。当时所有的试验都是工作人员临时上机亲身体验的。俞梦孙在二楼调试仪器，楼下的工作人员是个新来的，在仪器椅上不小心就把一个充气的管子给别住了，气流呼一下就倒冲进他裤管，把他吓得哇哇大叫。俞梦孙连忙冲下楼把输气管拔掉。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没想到“文革”时又被人挑出来。
“他们说我拿活人做试验，是在残害阶级弟兄”。可以说，在那样黑云压顶的年代里，一个想不开，人可能就没了，好在俞梦孙单纯，难受了，想不通了，他就想：一定要给上级写申请，申请到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看看是那些叫喊得厉害的人对党忠诚还是我对党忠诚。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他，直到参与I型火箭弹射装置研发任务的到来。
从1903年莱特兄弟实现了动力飞行以后，飞机失事时如何挽救飞行员的生命便成了一个重头研究项目。法国用了降落伞，有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各国采用，但飞行员得自己从座舱里爬出来；德国用了橡皮筋（橡皮筋动力弹射），没用。此后出现了用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装置，解决飞行员就算幸运地爬出来了，也有可能被强风刮撞到尾翼上毙命的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飞行速度已经提高到600公里以上。面对越来越快的飞行速度，火药弹射椅也很快地成为一朵“浮云”。零高度弹射救生工作迫在眉睫，而当时的中国，得不到来自任何国外的具体数据资料。俞梦孙手上只有三个数据： 18G、300G/s、0.2s。
专业数据太晦涩难懂，你只要想象一下坐在弹射椅上的是你，而你面临弹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脊椎骨折。所以当弹射按钮一按下去，你肩上扛的东西的重量不能超过18个你的重量，而加速度增长率不能超过300G/s，最后就是这些重量都要在0.2秒之后完全离开你的身体。只有这样，你的脊椎就保住了，你的宝贵的生命就得以幸存。
这三个数据是二战时德国人研究出来的，俞梦孙却觉得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看，他提出了一个“动态响应”理论，并用模拟计算机计算出了相关数据，但所有人都不相信，一位医学界的权威人士还给人民日报写信：“生物研究用电子模拟计算器来研究人，是不可能的。”俞梦孙想“那就让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吧”。他在“文革”中倍感委屈的心，在那一刻找到一个释放的口。此后，俞梦孙开始锻炼身体，为“腾飞”的一刻做准备。
所有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脊椎骨折轻则下半身瘫痪，重则性命丢失。但俞梦孙自信满满，他相信他测试和计算出来的数据，只要清楚了这一点，他就不会出问题。最后，俞梦孙终于坐上了那架专门为他制造的小火箭。
“‘呜’一下就上去了，感觉真的挺好，比普通的炮弹感觉还平稳。等我拿到实际检测数据一看，哈哈，跟我计算出来的数据非常一致。”经历过生死关的俞梦孙根本没想到，自己1971年提出的这个“动态理论”，美国七年后才研究成功，冠名“控制论”昭展天下。“只是因为没有发表，没有宣传，所以才让别人抢占了先机。”俞梦孙有点无奈。
“运气好，稀里糊涂的就成了！”
“大字报”时代的过去，制度的更改、设备的引进、领导的支持以及技术的完善让航医所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宽松。俞梦孙依着时代的进步，先后研发出了好几个高端科研项目。
他完成了3种高技术电生理仪器系列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最新研制的无电极长年多项生理参数监测系统在军事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运用前景；正在研究的新一代高原适应性问题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其中，技术已经成熟并在八一飞行表演队、空军好几个航空部队投入使用的睡眠床垫检测仪不得不提。
一直以来，国内外很多飞行事故都是由飞行员睡眠不够，或说是睡眠质量不高造成。传统方法是由航医在飞行前一天给飞行员们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掌握心跳、呼吸、血压等情况，再由飞行员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签名保证。通过询问和简单检测的方法，航医并不能全面、客观地掌握飞行员的真实状态。
其实监测人类睡眠的仪器先前也有，就是通过检测脑电波来监测，但太多的电极让仪器很快陷入尴尬——它只有病人才会需要并配合监测。一般人睡觉怎么能头上贴满了电极，身上绕满了电线！为此，俞梦孙从1995年开始，研制了一套身上无任何黏贴和捆绑物，能在自然睡眠状态下依靠设置在床垫中的传感器监测出呼吸、心跳等数据，从而得出睡眠质量的结果。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此设备已经技术成熟，且投放到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等几个空军单位试用，反映良好。目前，此仪器还开发出了单床式、便携式等产品。
孜孜不倦的开掘精神让俞梦孙成了同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1999年，他顺利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捧得荣誉，他却总结这样的结果是：“运气好，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因为学历，因为“万事不求人”的个性，他本来是作为分母并同另外几个人给上报评选的，上去后排名也很靠后，谁知道在每次的投票和讨论中，因为“耐得住寂寞”的操守和严谨的科研作风，让他的名字逐渐往前走，直到最后评选结果出来，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感到意外，而仔细回味，同事评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科研的道路上，在军旅的道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俞梦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童心——因为童心，他自小就学习钻研物理知识；因为童心，他排除万难搞科研；因为童心，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令人欣慰的是，至高荣誉最终也选择了他。带着这颗童心，他掠过学历的冷雨，刺破“文革”的黑云，抵住思想禁锢的旋风，最终抵达光辉璀璨的科研圣殿！
俞梦孙，1936年生，浙江余姚人，航空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专家，现任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四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叫俞梦孙，75岁高龄。高吗？
40年前，为了研究弹射状态下人的脊椎动态，他提出“动态响应”理论，运用模拟计算机计算出所有数据，最后自己坐上了弹射火箭，亲身试验；
10年前，为了测试人的常态食道压力，两个试验人员一听说要把粗管子从鼻孔塞进胸口，吓得夺路而逃。于是，他自己给自己鼻孔灌管子；
3年前，为了测试低压舱相关数据，所领导明确吩咐他只在舱外观察即可，结果为了拿到“老年人生理状况数据”，他坚持坐进了试验舱；
1年前，为了检测新型供氧仪的实用性，他爬上了5374米高的甘巴拉哨所；
面对75岁高龄，他的口头禅却是：一切才刚刚开始……很想问他：您是怎样做到不老的？
答案：
“嘿！收音机里还真有石头”
“喜欢上无线电也是很偶然的事情，初一寒假，我去我小学同学家玩，他哥哥有一部矿石收音机。我问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矿石。小孩子都好奇嘛，就打开来看，嘿！收音机里还真有一块儿亮晶晶的石头。”童心，让俞梦孙打开了矿石收音机，也为自己打开了科学研究的殿堂之门，从此，他深深迷上了无线电。
俞梦孙的叔叔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才生，见侄儿对这方面有兴趣，马上找来高中教材和简单的设备仪器，一点一点教授起来。理论试验双管齐下，让才上初中的俞梦孙，在物理学方面就有了高中生的基础。俞梦孙还用所学知识做出了一些小仪器。要问那些零件器材是哪里来的？三字诀：“顺”、“换”、“拆”。
当时，俞梦孙所在中学的一个健身房被国民党军队作通信仓库用，里面存放的设备仪器、众多零件，是俞梦孙做梦都想要的。于是他就发动一帮小孩子一起摸进仓库里“顺”东西。但“顺”出来的东西都不全。从上小学起，俞梦孙就有集邮的习惯，他忍痛割爱把邮票拿到无线电厂老师傅那里去换零件。就这样，今天一个电子管，明天两个小旋钮地把东西给换齐。最后一个“拆”是针对家里收音机的，对于那个被“开膛破肚，壮烈牺牲”的收音机，毋庸多言。
回头看看，从同学哥哥的矿石收音机到交通大学毕业的叔叔，从和蔼可亲的无线电厂老爷爷到莫名其妙被征为通信仓库的健身房，一切一切的巧合似乎都为俞梦孙的将来在搭桥铺路。只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他走上了新的“征途”。
“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么一个电听力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4岁的俞梦孙热血沸腾，积极响应号召去报名，结果“杯具”了，因为没达到1.60米的身高标准，人家不接收。直到第二年再来招生，身高要求降到了1.55米，这一下俞梦孙如愿以偿，到南京大学医学院，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
隶属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大学医学院对他们这一届学员的安排是学习四个月，而后奔赴朝鲜战场。但朝鲜那边的停战谈判打乱了原本的计划。随后学校不仅将学习时间延长，还给原本杂糅在一起的一百多号学员分了班。高二以上的去了本科级，其余人员留守原地成为专科学员，后来还转到了空军学校。这次的分班是一个印章，“啪”一下盖实了，“专科毕业”这四个字样就一直跟随着俞梦孙走到院士级别，他现在档案的第一学历还是这个。
时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俞梦孙成了海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实习医生。一次跟随导师汪磊到协和医院，看见一台电听力器，稀里糊涂的实习医生俞梦孙就像是灯泡一样，“铮”一下就被点亮了！
“电听力器，全中国只有两台，一台在上海，一台在协和（医院）。汪主任叫我听听，我就拿过来，一看一听一转钮，这不就是一台能产生不同频率声波，并且其响度（频率）可调的声音发生器吗？所谓听力曲线，也就是每个频率最低能听到的分贝数。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么一个电听力器！”这些话他可不敢说，只敢在心里想想。回去后俞梦孙实在手痒，就再次把收音机给“开”了。几次安装几次调试后，他把电听力器给做出来了，耳机戴上，里面真有各种声音，把旋钮一转，频率变化了，响度也变化了。汪磊知道后非常震惊，到处找可以调试校准的地方，可惜当时国家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根本就没有调试检测的部门，于是“电听力器”成了无鉴定无证书无实用平台的“三无”产品，被“请”进了仓库。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没想消息传到了空军刚刚成立不久的航医所，实习结束后，本是要下基层到某个卫生所的俞梦孙，直接被留在了航医所。
此时的俞梦孙终于实现了由医学往研究方向的“回归”。
“能给毛主席做健康检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到了航医所，俞梦孙做了两件非常轰动的事情，他修好了两台机器：一台报废了的光感心电图机，一台爆炸过的六通道记录器。俞梦孙很谦虚地说自己仅是给前者换了一个灯泡给后者换了一个电源。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所里的实验室刚刚建设起来，仪器设备稀缺，能让仓库里搁置了这么久的两台仪器重新“喘气”，那简直就是奇迹。所里领导非常高兴，俞梦孙得以参加了1959年全国医药卫生经验交流大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此时的俞梦孙完全被所里当作科研技术骨干在用，“两弹一星”有关的航天生理遥测研究工作，俞梦孙就是被作为所里的骨干力量派去的。但当时空军调集了好几名无线电工程方面的专家，在他们面前，大专生俞梦孙正儿八经地成了一个“边角料”。
航空生理遥测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飞行员飞上天了，地面上的人得利用机器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心跳、呼吸、血压等等等等，此领域在当时的国内还从来没有人碰过。在一帮专家学者大眼瞪小眼的时候，“边角料”俞梦孙说话了：“可不可以用收音机的广播调制技术，结合滤波器功能将各种声音分类接收记录。”领导看没有其他办法了“那就试试吧”。几个月后，西郊机场的一架飞机在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时，地面上的工作人员用俞梦孙研制的仪器顺利接收到来自高空的飞行员的各种生理数据……
令俞梦孙没想到的是，这项研究成果在20年后还受到了来自中央保健局的青睐。1974年，周总理的身体似乎不太好，正需要一台监护仪连续进行监测。俞梦孙和同事们正拿着一台遥测仪器在阜外医院给飞行员做检测，结果这个仪器就被医院里的心内科专家刘力生教授看到，并介绍给了中央保健局的专家。后来中央保健局的人就派一批专家以阜外医院的名义来参观，听了介绍后，他们就直接说“我们是中央保健局的，现在需要借用你们这台机器，行不行”，所里就借了。两个星期后，领导给俞梦孙下达一个任务，最快速度为中央领导人专门制造一台仪器。
“当时我猜想可能是给毛主席做的，因为专门提到除了测心电图的，还要把测呼吸的功能给带进去。我心里很高兴，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如果能给毛主席做健康检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至今，俞梦孙只要一提到这事就很高兴。
“拿活人做试验，是在残害阶级弟兄”
I型火箭弹射装置的研发过程让俞梦孙最有感触。那是1966年，“文革”浪潮汹涌，俞梦孙关键时刻“站错了队伍”。
一心扑在业务上的俞梦孙，被划成路线错误派，这倒没什么，最让他想不通的是作为刚满30岁的小青年，批他的大字报竟然是最多的，而其中最重的罪名是“残害阶级弟兄”。原来，那是俞梦孙在一次离心机试验中“犯下的错”。当时所有的试验都是工作人员临时上机亲身体验的。俞梦孙在二楼调试仪器，楼下的工作人员是个新来的，在仪器椅上不小心就把一个充气的管子给别住了，气流呼一下就倒冲进他裤管，把他吓得哇哇大叫。俞梦孙连忙冲下楼把输气管拔掉。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没想到“文革”时又被人挑出来。
“他们说我拿活人做试验，是在残害阶级弟兄”。可以说，在那样黑云压顶的年代里，一个想不开，人可能就没了，好在俞梦孙单纯，难受了，想不通了，他就想：一定要给上级写申请，申请到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看看是那些叫喊得厉害的人对党忠诚还是我对党忠诚。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他，直到参与I型火箭弹射装置研发任务的到来。
从1903年莱特兄弟实现了动力飞行以后，飞机失事时如何挽救飞行员的生命便成了一个重头研究项目。法国用了降落伞，有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各国采用，但飞行员得自己从座舱里爬出来；德国用了橡皮筋（橡皮筋动力弹射），没用。此后出现了用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装置，解决飞行员就算幸运地爬出来了，也有可能被强风刮撞到尾翼上毙命的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飞行速度已经提高到600公里以上。面对越来越快的飞行速度，火药弹射椅也很快地成为一朵“浮云”。零高度弹射救生工作迫在眉睫，而当时的中国，得不到来自任何国外的具体数据资料。俞梦孙手上只有三个数据： 18G、300G/s、0.2s。
专业数据太晦涩难懂，你只要想象一下坐在弹射椅上的是你，而你面临弹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脊椎骨折。所以当弹射按钮一按下去，你肩上扛的东西的重量不能超过18个你的重量，而加速度增长率不能超过300G/s，最后就是这些重量都要在0.2秒之后完全离开你的身体。只有这样，你的脊椎就保住了，你的宝贵的生命就得以幸存。
这三个数据是二战时德国人研究出来的，俞梦孙却觉得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看，他提出了一个“动态响应”理论，并用模拟计算机计算出了相关数据，但所有人都不相信，一位医学界的权威人士还给人民日报写信：“生物研究用电子模拟计算器来研究人，是不可能的。”俞梦孙想“那就让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吧”。他在“文革”中倍感委屈的心，在那一刻找到一个释放的口。此后，俞梦孙开始锻炼身体，为“腾飞”的一刻做准备。
所有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脊椎骨折轻则下半身瘫痪，重则性命丢失。但俞梦孙自信满满，他相信他测试和计算出来的数据，只要清楚了这一点，他就不会出问题。最后，俞梦孙终于坐上了那架专门为他制造的小火箭。
“‘呜’一下就上去了，感觉真的挺好，比普通的炮弹感觉还平稳。等我拿到实际检测数据一看，哈哈，跟我计算出来的数据非常一致。”经历过生死关的俞梦孙根本没想到，自己1971年提出的这个“动态理论”，美国七年后才研究成功，冠名“控制论”昭展天下。“只是因为没有发表，没有宣传，所以才让别人抢占了先机。”俞梦孙有点无奈。
“运气好，稀里糊涂的就成了！”
“大字报”时代的过去，制度的更改、设备的引进、领导的支持以及技术的完善让航医所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宽松。俞梦孙依着时代的进步，先后研发出了好几个高端科研项目。
他完成了3种高技术电生理仪器系列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最新研制的无电极长年多项生理参数监测系统在军事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运用前景；正在研究的新一代高原适应性问题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其中，技术已经成熟并在八一飞行表演队、空军好几个航空部队投入使用的睡眠床垫检测仪不得不提。
一直以来，国内外很多飞行事故都是由飞行员睡眠不够，或说是睡眠质量不高造成。传统方法是由航医在飞行前一天给飞行员们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掌握心跳、呼吸、血压等情况，再由飞行员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签名保证。通过询问和简单检测的方法，航医并不能全面、客观地掌握飞行员的真实状态。
其实监测人类睡眠的仪器先前也有，就是通过检测脑电波来监测，但太多的电极让仪器很快陷入尴尬——它只有病人才会需要并配合监测。一般人睡觉怎么能头上贴满了电极，身上绕满了电线！为此，俞梦孙从1995年开始，研制了一套身上无任何黏贴和捆绑物，能在自然睡眠状态下依靠设置在床垫中的传感器监测出呼吸、心跳等数据，从而得出睡眠质量的结果。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此设备已经技术成熟，且投放到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等几个空军单位试用，反映良好。目前，此仪器还开发出了单床式、便携式等产品。
孜孜不倦的开掘精神让俞梦孙成了同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1999年，他顺利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捧得荣誉，他却总结这样的结果是：“运气好，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因为学历，因为“万事不求人”的个性，他本来是作为分母并同另外几个人给上报评选的，上去后排名也很靠后，谁知道在每次的投票和讨论中，因为“耐得住寂寞”的操守和严谨的科研作风，让他的名字逐渐往前走，直到最后评选结果出来，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感到意外，而仔细回味，同事评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科研的道路上，在军旅的道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俞梦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童心——因为童心，他自小就学习钻研物理知识；因为童心，他排除万难搞科研；因为童心，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令人欣慰的是，至高荣誉最终也选择了他。带着这颗童心，他掠过学历的冷雨，刺破“文革”的黑云，抵住思想禁锢的旋风，最终抵达光辉璀璨的科研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