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之国、居天地之中，治于四夷，正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尚书·梓材》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诗经》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中国，又称华夏、中华。《书经》记“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左传》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即礼仪之邦、衣冠上国。
　　中国与华夏之称谓，皆为国人自称之名，彰显出一种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与衣冠上国之状态。那么，古代世界其他诸国又是如何称中国呢？这种称谓又蕴含着何种信息与意義？
　　秦、秦奈与赛里斯
　　古代世界最早出现有关中国的称谓为秦（Chin）或秦奈（Sinae）与赛里斯（Seres），这些称谓出现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期间。秦或秦奈，一般为从海路接近中国时的称谓。该名称被认为经由马来人传下来——马来人将秦王朝称为Chin，并以其指中国。古代印度文献《摩奴法典》《摩诃婆罗多》《政事论》提及Cina，并称此地产丝。古代波斯史料称中国为Machin，即Ma+Chin，意为大秦、大中国。
　　Chin、Chinas在传入西方之后转音为Sin或Thin。1世纪左右，一位罗马商人从红海出发到达印度西海岸，并著《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一书。他在书中记载了从红海至印度西海岸的航行路线，提及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行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大洋止于某处，那里有一座被称为秦奈的大城，产丝。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这位作者可能也是西方世界首次使用该名称呼中国的人，之后1—2世纪期间著名的埃及天文学家与地理学家托勒密所记之秦奈应是由此而来。西方作家在提到秦或秦奈之时，绝大多数称其处于大洋某处，显示其是从海路认识中国的。
　　Seres意为“与丝有关的”，该名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中频繁出现在希腊罗马作家笔下，最初指人，之后演变为指代中国的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是西方人从陆上丝绸之路接近中国时的称谓。赛里斯这一称谓仅指中国北方。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曾提及赛里斯人。1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梅拉与普林尼最早提到赛里斯人的具体方位，其中梅拉称：“亚洲最东部有三个种族，即印度人、赛里斯人与斯基泰人，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居南北两端，赛里斯人居中间；赛里斯人以诚实著称”。普林尼称：“赛里斯人以树木出产羊毛，闻名遐迩；他们将羊毛纺织成线、将线纺织成布匹。”这里的羊毛即指丝，显示此时西方对丝的认识并不准确。
　　托勒密则首先使用赛拉与赛里斯两个名字，赛拉指赛里斯人首都、赛里斯指其国家，并称未知地旁有极东部的大亚细亚、秦奈与赛里斯国，赛里斯国和它的都城在秦奈国的北方——此记载便显示赛里斯指中国北方。据这些古代希腊罗马作家之记载，可以发现他们笔下的赛里斯国主要生产生丝，位于极东的北方大陆地区。
　　中世纪时期，赛里斯这一名称被沿用。6世纪拜占庭史家普罗科比曾记载在一个名叫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修士们从印度将蚕卵带回拜占庭，从此养蚕业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来。Serinda即由Ser（es）与Ind（ia）两部分构成，指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地区，通常认为指于阗或中亚地区。
　　桃花石
　　继秦、秦奈与赛里斯之后，古代世界对中国一个流行的称谓为“桃花石”（Taugas）。7世纪早期，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在《历史》中曾记载了一个名为桃花石的大国：“桃花石距突厥一千五百里，居住在桃花石的外邦人，为人数众多而极勇敢的民族，世界诸国几乎与其无法匹敌……桃花石从不受王位纷争之扰，这是因为他们据家族血统选取君主……桃花石国盛行偶像崇拜（佛教），但有公正的法律……生产赛里斯丝线的蚕虫在这个民族中到处可见，它们已经历经许多代的变化，色彩斑斓。”
　　西摩卡塔所记的桃花石显然指古代中国。但是关于Taugas一词之意义，中外学人却有多种不同认识。如法国汉学家德经认为Taugas应为大魏（Ta-g?ei），即鲜卑拓跋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元魏政权；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进而认为其应指元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Thak-bat）族；德国汉学家夏德认为应指“唐家”，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引申为“唐家子”，即中国的唐王朝。张星烺与张绪山等则主张Taugas为大汉，其中张绪山指出大魏之说并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外族以此名称称呼中国，拓跋族人在入住中国北部之后采用汉化之魏，拓跋之称扬名于外族可能性不大，而西摩卡塔是据唐代之前史料进行记载，Taugas自然不能指唐家或唐家子，并称：从中国与北方以及中亚民族关系论，两汉时期最为频繁，且影响最大；在与外界交往之时，汉使常自称大汉，外族亦因此称中国为大汉，大汉一名便成为周围族群对中国的称谓，并经中亚诸族流传至西方，转音为Taugas。
　　桃花石此名之汉译，最早出现在长春真人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1221年，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去中亚，曾途经阿里玛城（今新疆霍城县境内），见到当地“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却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渭汉人也”。此亦显示中亚人以桃花石称中原王朝，因此西摩卡塔所记Taugas应为大汉之意，大汉又成为古代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流行称谓。
　　契丹
　　蒙古时代，蒙古一统欧亚大陆之格局让中西方交流日益便利。此时古代世界又出现了一个对中国的称谓，即“契丹”。这一称谓出现在诸多记述之中，如元代入华的一些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皆提及契丹，其中约翰·柏朗嘉宾称契丹国近海的一部分领土迄今尚未被鞑靼人征服，这些人信奉异教，自有书写文字；威廉·鲁布鲁克更是称中国为大契丹国，即古代赛里斯国，最好的丝绸出自他们之手，其人称之为赛里克（Seric）——他显然知道此时的契丹即古代赛里斯国。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称中国北部为契丹、称中国南方为蛮子。蛮子，即蒙古人称中国南方之称谓。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亦提及契丹国有很多偶像崇拜者，信奉释迦牟尼的泥塑偶像。
　　契丹为中国东北部游牧民族，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耶律德光率军攻占开封灭后晋，改汗称帝，并改国号为“辽”，1125年被金国所灭。辽灭亡前夕，耶律大石据中亚诸地建立西辽，并不断在西域、漠北、中亚等地区扩张。契丹人在中国北部统治长达200余年，西辽在其灭亡之后又统治中亚诸地长达数十年，一度极为强盛，并于1141年击败塞尔柱帝国，更是威名远播欧亚诸地。契丹人在中国北部的兴起，导致从陆地方向获知中国的人或国家，将中国称之为契丹。这一名称不断向西流传并被欧洲人得知，直到元代仍如此称呼中国。
　　契丹之名一直沿用至明代。15世纪初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曾出使中亚撒马尔罕的帖木尔王廷，在其所著游记中仍将中国（此时为明朝）称为契丹；1419—1422年帖木尔之子沙哈鲁派遣使者到达明廷，此时这些使者仍将中国称为契丹；15世纪意大利商人与探险家尼克罗·康蒂亦是如此称之。直到16世纪，仍有一些欧洲的探险家从陆路行进寻找契丹。
　　“China”的直接由来
　　由于对东方知识的淡薄，古代世界对中国的称谓秦或秦奈、赛里斯、桃花石与契丹等，经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这些名称也往往同时出现。1603年葡萄牙人、耶稣会士鄂本笃经印度从中亚到达中国之时，便怀有探究契丹究竟是否为中国之目的。当然，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契丹就是秦。近代以来，秦或秦奈这一古老的名称再次成为西方对中国的流行称谓，葡萄牙人在Chin之后加a音，即China，便形成今日欧洲诸国对中国的称谓China。
　　纵观古代世界对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常以朝代命名，如秦、秦奈、桃花石（大汉）与契丹等，或以中国输入外部世界的重要物资丝绸（赛里斯）等称呼之，其中以朝代之名称呼中国具有一定的延后与持续性，且从北方陆路进入中国与海路进入中国所得出的称谓并不一致。这些称谓显示古代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中国历史之变迁，呈现动态、变化之特点。当然，限于古代知识传播、保存与交流的局限性，各个名称所具备的内涵也反映出古代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地理认识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