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四日深夜，诗人余地自杀于家中。他用的是一把菜刀。在失业将近一年、妻子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他用无数次切菜充饥的菜刀砍向了自己。余地自杀以后，菜刀上没有菜，只有血。血和菜如同一对遥相呼应的等价物。
　　事实上，余地之死不仅是一个生活事件，更是一个诗歌事件。为诗歌而死，这几乎是所有诗人的共同结局。八月底，余地在博客上贴了一组诗《三十岁》。在我看来，这组诗人自杀前写的诗就是一把混合了菜和血的刀。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余地的生活主要由阅读与写作组成，书像菜一样给他的生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营养，随后经过身体的储存与吸收，转化为写作的资源。因此，诗歌是余地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生活的最终表现形式。但是，面对悲欣交集的而立之年，这个滞留于诗歌深处的人分明看到了自身的宿命：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对于一个到了三十岁还没有放弃写作的人来说，诗无疑已经成了难以从体内驱除的邪魔。因此，余地说诗像个主动而热情的送葬者，它最终会把诗人带走，而诗人写下的那些文字无非是遗嘱罢了。所谓诗人其实就是通过诗歌提前触摸到自身死亡的人，但是诗人并不因此而惊慌失措，因为他相信写作可以对抗死亡。一旦诗人对自己的写作失去了信心，这种与死亡对抗的勇气就会随之消散。这组诗反映了诗人的生活处境、情思以及写作之路，可以说写作是它的核心所在。在一首名为《写作》的诗中，余地写道：
　　
　　写作不是做爱，它的愉悦，来自哪里？
　　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让它们在空气中震颤。
　　这些文字，像精液，会发黄、变干，不堪入目。
　　
　　这表明此时的诗人并不满意自己用全身心拥抱生活换来的文字。余地早年极其自负，曾经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到了理应有所成就的年龄，他却生活在各种矛盾的集结地：上有二老，下有二小，自己长期失业，年方二十多岁的妻子处于遗传性肺癌晚期，甚至作为其生活核心的写作也不能给他带来慰藉。因此，他发表了《剩下的话》：
　　
　　剩下的话，我会在地狱里诉说，那里会有结果。
　　更多思考，写进一本历史，让人们咒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魔鬼也一样。
　　
　　由此可见，余地的创伤既来自他曾经热爱的生活，也来自他无比钟情的诗歌。然而，当三十岁来临的时候，前者给他带来的是绝望，后者让他感到的是失望，它们合成了一股让诗人觉得难以痊愈的巨大创伤。在伤痛发作的日子里，冷漠无声的生活却始终不曾向他显示一点挽留的迹象。最后，诗人并没有像他对儿子夸口的那样“穿过最深的黑暗”，而是倒在了鲜血染红的沙发上。
　　一对父母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儿子，一个妻子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丈夫，两个孩子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父亲，当代中国失去了一个还很年轻的诗人，这就是余地之死造成的全部影响。诗人为什么在二老尚在、双子绕膝的情况下不给自己留下一点生存的余地呢？难道余地不想给自己留下余地吗？这个性格耿直的诗人长期与社会隔绝，也疏远了争名夺利的文学圈，背负着像他的藏书一样沉重的绝望停止于而立之年。这一切多像生活在旧中国的诗人朱湘啊。但是，无论从所处的时代还是家庭状况而言，余地都比朱湘幸运，因而，相对来说他并没有达到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诚如郑均所言，菜刀温暖。余地的菜刀也是温暖的，至少是与人为善的。如果余地不把菜刀对准自己，菜刀决不会沾上他的血。
　　我与余地素不相识，但诗心相通。这篇文章无意于谴责死者，只想对诗人表示一点迟到的理解。余地之死令人痛惜。我觉得它揭示出来的问题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诗歌与诗人的关系，一个是诗歌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勿庸质疑，每个诗人都和诗歌有过一段人与非人之间的激越恋情，让他们心醉神迷的诗歌既是观照世界的平台，也是表达内心的器具。诗歌常常是诗人通过自我折磨的方式对内心生活的欢乐表达，它的完成意味着诗人实现了对生活与自身的双重超越。但是，诗歌在让诗人成为刀枪不入的阿基琉斯的同时，也给了他一双极易受伤的脚踵。正是这双脚踵给诗人预留了一次又一次绝望的瞬间。对于处在绝望瞬间的诗人来说，诗歌会完全失去它的吸引力和拯救力。如果借助自身的顽强和坚韧挣脱这些瞬间，既不被诗歌的重负压倒，也不被生活的难关阻拦，他终将成为一个强力型诗人。顽强如歌德，坚韧如鲁迅，豪迈如刘禹锡，超脱如苏东坡，他们都是掌握了诗歌，而不是被诗歌掌握的强力型诗人。
　　诗歌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和朱湘时代并没有多大差异。诗人拙劣的谋生能力常常使生活成为他们自身的障碍，而当代社会又不具备良好的艺术生态环境，像梅克夫人那样具有眼光的艺术赞助商对中国诗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在神话变成事实之前，每一个还活着的诗人都应该坚定对诗与美的爱心，让这份始终不渝的爱心不断提升精神，并在必要的时刻实施自我拯救。总之，在死神与诗歌的争夺中，决不要让死神轻易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