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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一苇同志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改革家。在他的一生中，走了很长一段坎坷的路。
他从1978年秋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才开始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那时他已年近花甲。到他1993年春去世，中间只有不到15年时间。在这短短十多年里，他在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成果。他的很多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都被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施。
蒋一苇的改革理论是成体系的：总体是《经济民主论》，基础和核心是《企业本位论》，而在企业内部则是《职工主体论》。这“三论”构成了蒋一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
在上述“三论”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企业本位论》。《企业本位论》最早发表在工经所内部刊物《经济管理通讯》上，是蒋一苇1979年8月10日在邓力群、于光远、马洪等主持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很快就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此后又在《经济管理》和《中国社会科学》公开发表。
《企业本位论》的中心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要以企业作为基本单位，要由以政府为本位转变为以企业为本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观点：（1）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2）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3）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现在看来，这三点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似乎没什么新意。其实不然。要知道，《企业本位论》是1979年提出的。时过境迁，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想深入理解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就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研究。这样才能认识到蒋一苇改革思想的超前性和重要性。
因此，我想有必要回顾一下改革前旧体制下中国企业的基本特征：
第一，全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能力，在建厂设计文件中已经定死，企业无权改变，生产什么产品、每年生产多少数量，全部由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只负责按计划组织生产，既没有生产经营决策权，更不存在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二，财政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及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和变价收入全部上缴国库，企业如果需要增加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必须再编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增拨流动资金计划，由财政拨款，无偿使用。企业如果发生亏损，也全部由财政补贴。
第三，产品统购包销。企业按计划生产的产品，属于生产资料的部分，按政府物资管理部门批准的调拨计划，以统一规定的价格卖给指定的用户；属于消费品的部分，由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通过批发和零售机构卖给消费者。企业无权销售自己的产品，也没有定价权。
第四，人员统一调配。企业职工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无权面向社会招工，也无权择优录用或拒绝劳动管理部门分配来的新职工。
总之，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全部由政府管死，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企业根本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
当时，面对旧体制的弊端，改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改革应当从哪里入手，却存在很大分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上兜圈子，有的认为集中太多了，所以经济越搞越死；也有人认为集中太少了，所以经济越搞越乱，很少有人在企业上做文章，于是就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团团转的怪圈。
蒋一苇的主张是改革应当从企业入手，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是当时对企业所存在问题分析得最透彻的文章，也是最具操作性的文章。他的理论引导人们从团团转的怪圈里走了出来，推动了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蒋一苇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和他的学风密不可分。首先，他不写不疼不痒的文章。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也有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所以他对问题看得透、看得远，总是能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时弊，提出对策。其次，具有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他所做的改革试点以及创办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数不胜数。再次，具有“有水快流”的拼命精神。他体弱多病，很多人劝他战线别拉得太宽，要细水长流，但他说时间不够用，必须“有水快流”。他的这种拼命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此文系作者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管理学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背景链接：
蒋一苇是中国企业改革与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起，蒋一苇开始从事企业改革与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工作。1978年，蒋一苇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任副所長、所长，并兼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中国经济年鉴》总编，继续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鞠躬尽瘁。
蒋一苇的突出贡献和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体系，集中表现在他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和《经济民主论》三论中。
企业本位论是作为政府本位论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探索中，蒋一苇第一次明确提出，独立的企业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这样的企业，必须是一个个能动的有机体，应当自负盈亏，应当有独立经营、自主发展的条件，应当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些观点对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与此同时，蒋一苇在《企业本位论》及其他文章中，对政府和企业的性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提出，政府是政权组织，企业是经济组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则是政企分离的问题。这些观点对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企业本位论》中，蒋一苇充分论证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那么在社会主义企业中谁又是主体呢？当时职工在企业并未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权、责、利，感受不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鉴于此，蒋一苇提出了《职工主体论》，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使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体，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如何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体？蒋一苇认为，仅仅限于传统的职工参加管理或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对企业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改革。为此，他提出了实行广义的企业民主管理的主张。这在企业民主管理理论上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蒋一苇的《经济民主论》是从企业经济民主发展而来的，是一个囊括全社会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民主体系。这些理论系统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刊编辑部综合整理）
一苇同志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改革家。在他的一生中，走了很长一段坎坷的路。
他从1978年秋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才开始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那时他已年近花甲。到他1993年春去世，中间只有不到15年时间。在这短短十多年里，他在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成果。他的很多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都被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施。
蒋一苇的改革理论是成体系的：总体是《经济民主论》，基础和核心是《企业本位论》，而在企业内部则是《职工主体论》。这“三论”构成了蒋一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
在上述“三论”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企业本位论》。《企业本位论》最早发表在工经所内部刊物《经济管理通讯》上，是蒋一苇1979年8月10日在邓力群、于光远、马洪等主持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很快就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此后又在《经济管理》和《中国社会科学》公开发表。
《企业本位论》的中心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要以企业作为基本单位，要由以政府为本位转变为以企业为本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观点：（1）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2）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3）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现在看来，这三点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似乎没什么新意。其实不然。要知道，《企业本位论》是1979年提出的。时过境迁，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想深入理解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就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研究。这样才能认识到蒋一苇改革思想的超前性和重要性。
因此，我想有必要回顾一下改革前旧体制下中国企业的基本特征：
第一，全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能力，在建厂设计文件中已经定死，企业无权改变，生产什么产品、每年生产多少数量，全部由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只负责按计划组织生产，既没有生产经营决策权，更不存在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二，财政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及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和变价收入全部上缴国库，企业如果需要增加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必须再编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增拨流动资金计划，由财政拨款，无偿使用。企业如果发生亏损，也全部由财政补贴。
第三，产品统购包销。企业按计划生产的产品，属于生产资料的部分，按政府物资管理部门批准的调拨计划，以统一规定的价格卖给指定的用户；属于消费品的部分，由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通过批发和零售机构卖给消费者。企业无权销售自己的产品，也没有定价权。
第四，人员统一调配。企业职工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无权面向社会招工，也无权择优录用或拒绝劳动管理部门分配来的新职工。
总之，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全部由政府管死，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企业根本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
当时，面对旧体制的弊端，改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改革应当从哪里入手，却存在很大分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上兜圈子，有的认为集中太多了，所以经济越搞越死；也有人认为集中太少了，所以经济越搞越乱，很少有人在企业上做文章，于是就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团团转的怪圈。
蒋一苇的主张是改革应当从企业入手，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是当时对企业所存在问题分析得最透彻的文章，也是最具操作性的文章。他的理论引导人们从团团转的怪圈里走了出来，推动了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蒋一苇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和他的学风密不可分。首先，他不写不疼不痒的文章。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也有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所以他对问题看得透、看得远，总是能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时弊，提出对策。其次，具有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他所做的改革试点以及创办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数不胜数。再次，具有“有水快流”的拼命精神。他体弱多病，很多人劝他战线别拉得太宽，要细水长流，但他说时间不够用，必须“有水快流”。他的这种拼命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此文系作者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管理学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背景链接：
蒋一苇是中国企业改革与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起，蒋一苇开始从事企业改革与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工作。1978年，蒋一苇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任副所長、所长，并兼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中国经济年鉴》总编，继续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鞠躬尽瘁。
蒋一苇的突出贡献和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体系，集中表现在他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和《经济民主论》三论中。
企业本位论是作为政府本位论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探索中，蒋一苇第一次明确提出，独立的企业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这样的企业，必须是一个个能动的有机体，应当自负盈亏，应当有独立经营、自主发展的条件，应当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些观点对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与此同时，蒋一苇在《企业本位论》及其他文章中，对政府和企业的性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提出，政府是政权组织，企业是经济组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则是政企分离的问题。这些观点对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企业本位论》中，蒋一苇充分论证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那么在社会主义企业中谁又是主体呢？当时职工在企业并未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权、责、利，感受不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鉴于此，蒋一苇提出了《职工主体论》，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使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体，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如何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体？蒋一苇认为，仅仅限于传统的职工参加管理或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对企业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改革。为此，他提出了实行广义的企业民主管理的主张。这在企业民主管理理论上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蒋一苇的《经济民主论》是从企业经济民主发展而来的，是一个囊括全社会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民主体系。这些理论系统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刊编辑部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