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隐藏着一些秘密，以前我们因为自身的知识缺陷被诗人带偏了。李商隐有首《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用汉代故事影射唐代政治，但用错了汉代史实。我们信了很久。
　　汉文帝是古往今来不多的贤君，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记忆是“缇萦救父”。汉文帝洞悉了犯罪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减少犯罪只有综合治理一条路可走。贾谊留给我们印象中最深的是《过秦论》，慷慨陈词，铿锵有力。从历史来看，汉文帝治理犯罪的目的达到了，《过秦论》只是一篇好看好听的文章而已。
　　在李商隐的诗里，贾谊这么杰出的人才被喜好迷信的汉文帝耽搁了。那么我们只好得出一个结论，在非常好的“文景之治”时代，如果贾谊得到重用，“文景之治”会更好。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初与民休息，崇尚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干预较少的自由经济，效果非常好。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出了当时许多大商人的业绩，当然也出现了官商勾结的问题。贾谊的想法是打压地方政治与经济势力，在经济上压制商业，重视农业。
　　所以，汉文帝根本不想听贾谊这一套统制经济的说法，只与他谈谈鬼神。关于经济，汉文帝心中有数。
　　李商隐属于牛党还是李党历来众说纷纭，从这首诗来看，李商隐显然属于加强中央集权、强力削藩的李党。
　　另一方面，唐诗中有更多信息由于我们缺乏全面解读的知识而留在混沌中。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个例子。陈寅恪先生认为，《琵琶行》是反战作品，白居易本人属于反对削藩的牛党。《琵琶行》中的“弟走从军阿姨死”就是例子。而且，白居易被贬江州就是因为反对削藩。诗中当然不能流露一丝情绪。
　　这首诗写了三个地方，长安、江州（今九江）、浮梁。长安，是琵琶女出道的地方，也是茶商与她认识的地方。江州，白居易和琵琶女见面的地方，也是茶商的家，浮梁，茶叶产地。
　　据陈寅恪先生研究，琵琶女与茶商在长安认识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因为削藩，“弟走从军”加上“阿姨死”，琵琶女只有嫁人。商人看上她，只是因为她便宜，琵琶女的技艺在战争环境中已经不值钱了。
　　茶商在长安是为了领茶叶券，其实就是支付茶叶税。陈先生介绍，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失掉了河北财源。为维持两京一带的需要，经济上要靠江淮。盐，山东、河北的得不到了，只有靠东南的盐。唐于开元年间才开始收取盐税，现在更靠这来弥补失去的财富。盐需要行销四处，以水道最便利，大船最经济，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茶与盐同。所异的是，茶有名贵的和普通的。前者用的人少，后者用的普遍，于是便视茶如盐，不单税盐也税茶。茶商、盐商，都向政府领专卖券，他们都是新兴的大商人。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两句可圈可点。商人看中琵琶女，是有经济上的考虑。琵琶女三十多歲，所需费用不大;曾经抛头露面，商人买茶期间，可以在“江口守空船”。她的地位是“商人妇”，这个“妇”，不高不低，介于妻、妾之间。双方是在平等友好、互助互利的情况下成婚的。
　　有的版本写作“前年浮梁买茶去”，是错的。经陈先生考证为“前月”：“茶本以新为贵，如此费时，亦是重利商人所不为的。商人本是在蜜月期内离开的，买茶不会费时太久。”
　　琵琶女守的是大船，白居易是小船，从这个角度去读“移船相近邀相见”，才会明白双方的行为逻辑。
　　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曾被认为是开玩笑：“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但其实如果我们深究下面这句话，就会明白陈先生内心的苦痛，“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所以，陈先生对盐茶的研究自然是唐史工作中的重点，但陈先生对商业逻辑推研到如此精细的地步，与他重视商业文明是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