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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银行抽贷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仅靠倒买倒卖就能“坐地生金”的那套传统钢贸玩法再难继续
几乎没有哪个群体的命运像钢材贸易商一样，充满了大喜大悲的起伏。
“2007年之前每吨钢材的利润平均能达到500元。最差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每吨钢也亏过上千元。”在上海主营建材生意多年的钢贸商沈鹏（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鼎盛时期，他的同行企业在全国曾达到20多万家，如今约有一半已经出局，“我们原来的协作单位现在可以说所剩无几，还能盈利的更是凤毛麟角。”
从日进斗金、一夜暴富，到破产、跑路、自杀、被捕入狱，十几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事业、生活发生180度反转的钢贸老板并不少见。
按照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6号）要求，自2016年起，中国要在“十二五”期间累计淘汰钢铁产能约9000万吨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2015年底以来国内钢价回升，特别是2016年3月和4月钢价出现两次暴涨、钢铁业利润一度接近10年来最高水平的市场行情之下，一波“复产潮”又来势汹汹。
“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2016年6月13日公开表示。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周宁，是一个人口不足21万的小县。上世纪90年代，先后到上海创业的周宁人周华瑞和肖家守以在沪开办钢材市场，在钢贸领域打开了局面，随后带动他们的老乡纷纷投身其中。其队伍一度壮大到七八万人，逐渐形成了响彻上海滩乃至全国钢贸圈的“周宁帮”。
“周宁帮”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除了他们本身吃苦耐劳、敢闯敢拼之外，抱团发展、互帮互助的理念和做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大宗商品交易的钢贸，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为便于贷款，周华瑞在2000年初最先推出了“五户联保”“现货抵押”的模式。由此获取银行信任的周宁钢贸商，在中国经济腾飞和“4万亿”等市场、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很快实现了规模扩张。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周宁人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开办的大型钢材市场达40多家，建筑钢材交易额上千亿元，约占上海建筑钢材市场总批发额的70%、零售额的80%。
然而，“世界钢材看中国，中国钢材看华东，华东钢材看周宁”的说法，并没有让周宁人风光太久。钢材生意火爆时被银行信贷经理们追着办卡、借贷的周宁钢贸商，在2010年之后钢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跌、利润持续减少至亏损的情况下，陷入了债务缠身的困境。
2011年底，周宁籍钢贸商，江苏无锡一洲钢材贸易市场老板李国清因资金链断裂而举家潜逃，留下高达10多亿元的资金黑洞。这让一直被银行业视为优质资源的周宁人信誉一落千丈，银行开始加速收贷并停止对钢贸企业放贷，甚至在后来用假称“只要还上旧的贷款就发放新贷”的方式回收欠款。
一些还不上贷款的钢贸商，因为透支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而被通缉、拘留，人数达到数百。而曾经让“周宁帮”借以成就庞大钢贸帝国的“互联互保”模式，逐渐成为他们身上的枷锁——一损俱损，谁也无法逃脱。
2014年初，有“上海钢贸大王”之称的肖家守，资产被查封、公司股权被冻结，并身陷20多起金融借款诉讼案件；上海钢协会长、上海周宁商会会长周华瑞，也被多家银行告上了法庭。
两位“带头大哥”接连“落水”，让这场肇始于2011年、从华东蔓延至全国的钢贸危机，在经过3年的缠斗之后，继续走向深渊。
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场钢贸危机背后，钢铁业究竟发生了什么？传统的钢材交易又存在哪些致命的弊端？
2000年之后，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钢铁行业由于机械加工、房地产、汽车、家电等领域的用钢需求大涨，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经历了一段价格坚挺、回报丰厚的黄金时代。
受益于此的，远不止国内的钢厂和钢贸商。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到，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上世纪70年代后逐渐走向衰落，21世纪初又开始利润大涨、重新焕发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价格”。
2008年上半年，受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价格上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全面展开、奥运工程加紧施工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钢材需求量激增，钢价也一路飙升。
我的钢铁网当时的一份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国内共有74家螺纹钢生产企业和52家线材生产企业向上调整了出厂价格，其中沙钢每吨螺纹钢的吨价一次性上调了450元。国内主要市场20毫米规格螺纹钢平均吨价高达5684元，成都地区主流规格大螺纹钢最高价位每吨突破了6000元。
火爆的行情在6月达到了顶点，然后便是高台跳水。7月进入传统消费淡季的钢材市场，两个月之后又遇到了由美国引发、扩散全球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钢材用户购买力下降、出口量大幅缩水，国内钢厂、钢材市场库存积压，价格不断下挫。根据统计数据，截至11月中旬，各主要品种的钢材吨价与当年最高值相比跌幅均在2000元以上。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宣布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并在2008年11月9日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即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农业补贴等十项建设举措，其中还包含增值税改革、支持中小企业金融贷款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铁公基’、房地产建设热潮之下，一些原本因去产能、调结构政策和经济危机影响关停的钢厂生产线开始重新上马，结果产能也没去、结构也没调。” 央视新闻联播原主播、2015年底加入钢贸电商平台找钢网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的郎永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那个时候产量往上走，但价格和利润是往下滑的。”
从生产方面来看，1996年中国钢铁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10年后这一数字就达到4.2亿吨。接下来粗钢产量一路从2007年4.9亿吨、2008年6.6亿吨上涨到2015年的8.04亿吨。从1980年算起，35年间，中国钢铁产量从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增长到了后者的10倍、全球总量的一半。
实际上，2005年国家发改委就曾发文件，提出钢铁产能“十一五”期间要控制在4亿吨。此后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的钢铁限制政策一直没有间断。然而，刹不住车的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
这种情况下，“4万亿”这一剂强心针仅让钢铁业的“繁盛”挺到了2011年初，之后便进入微利时代，并于2012年第一季度出现第一次全行业的亏损。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同比下降98.2%，利润率几乎为零。
“直到2015年下半年，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聊城一家主营中厚板的中型钢厂，山东中正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经理范建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钢协则发布数据称：其国内会员钢铁企业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亏损645.34亿元，亏损面为50.5%；亏损企业产量占会员企业钢产量的46.91%。而就在上年盈利总额225.89亿元。
最近两年来，钢铁企业一边遭遇着国外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另一边又承担着国内巨大的去产能压力，生存愈加艰难。而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钢贸商来说，这样的寒冬显得更为凛冽。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一项行业调研发现，2015年中国钢贸行业盈利在每吨10元以上的企业，仅占14.4%，85.6%的钢贸企业吨钢净利低于10元甚至亏损（亏损企业占比47%）。
行业内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钢厂吃肉，钢贸商啃骨头；钢厂啃骨头，钢贸商喝汤；钢厂喝汤，钢贸商喝西北风；钢厂喝西北风，钢贸商吐血。”
在钢厂开始“吐血”的时候，钢贸商只能“剜”自己的“肉”了。
除了依附钢厂而生的从属地位，钢贸商面对终端用户也多处于弱势。
“我们属于一手托两家。从钢厂订货要先交订金、拿货时要付全款。但是卖给用户的时候，得让人先免费用钢，产品卖出去之后再把钱给你。这一里一外，占用资金量很大，时间也很长。”沈鹏告诉本刊记者。
对上游缺乏议价能力，对下游缺乏定价权，夹缝中的钢贸商自有一套生存模式和盈利机制。
“一种是赌行情，也就是囤货等待涨价，一种是做代理，赚稳定差价，一种是‘搬砖头’，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对市场的熟悉拉客赚提成。”一位不愿具名的钢贸商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实际上，除了上述几种针对钢材交易本身的运营方式，钢贸还异化成了融资平台。
从梳理钢贸信贷危机爆发始末的各类文章、书籍中均不难发现：
钢材生意利润逐渐减少、贷款融资在“4万亿”出台之后更容易的情况下，越来越多不满足于只做钢材生意、胆子也越来越大的钢贸商，开始勾连仓库、物流商等，采用“一批货物周转腾挪、重复抵押”的手段从银行骗贷，转而去投房地产、炒期货、放高利贷等，或者购置豪车豪宅肆意挥霍；而背负着放贷任务，同时面对高额回报也难以抑制放贷冲动的银行，以及加入其中的“影子银行”，又以充足的信贷资金不断为前者充实“弹药”——这样一场钢贸商与银行互为推手，看似共同发财实则险象环生的游戏，早已为各自的败局埋下伏笔。
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银行抽贷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仅靠倒买倒卖就能“坐地生金”的那套传统钢贸玩法再难继续。
几乎没有哪个群体的命运像钢材贸易商一样，充满了大喜大悲的起伏。
“2007年之前每吨钢材的利润平均能达到500元。最差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每吨钢也亏过上千元。”在上海主营建材生意多年的钢贸商沈鹏（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鼎盛时期，他的同行企业在全国曾达到20多万家，如今约有一半已经出局，“我们原来的协作单位现在可以说所剩无几，还能盈利的更是凤毛麟角。”
从日进斗金、一夜暴富，到破产、跑路、自杀、被捕入狱，十几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事业、生活发生180度反转的钢贸老板并不少见。
按照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6号）要求，自2016年起，中国要在“十二五”期间累计淘汰钢铁产能约9000万吨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2015年底以来国内钢价回升，特别是2016年3月和4月钢价出现两次暴涨、钢铁业利润一度接近10年来最高水平的市场行情之下，一波“复产潮”又来势汹汹。
“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2016年6月13日公开表示。
“周宁帮”带头大哥落水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周宁，是一个人口不足21万的小县。上世纪90年代，先后到上海创业的周宁人周华瑞和肖家守以在沪开办钢材市场，在钢贸领域打开了局面，随后带动他们的老乡纷纷投身其中。其队伍一度壮大到七八万人，逐渐形成了响彻上海滩乃至全国钢贸圈的“周宁帮”。
“周宁帮”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除了他们本身吃苦耐劳、敢闯敢拼之外，抱团发展、互帮互助的理念和做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大宗商品交易的钢贸，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为便于贷款，周华瑞在2000年初最先推出了“五户联保”“现货抵押”的模式。由此获取银行信任的周宁钢贸商，在中国经济腾飞和“4万亿”等市场、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很快实现了规模扩张。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周宁人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开办的大型钢材市场达40多家，建筑钢材交易额上千亿元，约占上海建筑钢材市场总批发额的70%、零售额的80%。
然而，“世界钢材看中国，中国钢材看华东，华东钢材看周宁”的说法，并没有让周宁人风光太久。钢材生意火爆时被银行信贷经理们追着办卡、借贷的周宁钢贸商，在2010年之后钢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跌、利润持续减少至亏损的情况下，陷入了债务缠身的困境。
2011年底，周宁籍钢贸商，江苏无锡一洲钢材贸易市场老板李国清因资金链断裂而举家潜逃，留下高达10多亿元的资金黑洞。这让一直被银行业视为优质资源的周宁人信誉一落千丈，银行开始加速收贷并停止对钢贸企业放贷，甚至在后来用假称“只要还上旧的贷款就发放新贷”的方式回收欠款。
一些还不上贷款的钢贸商，因为透支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而被通缉、拘留，人数达到数百。而曾经让“周宁帮”借以成就庞大钢贸帝国的“互联互保”模式，逐渐成为他们身上的枷锁——一损俱损，谁也无法逃脱。
2014年初，有“上海钢贸大王”之称的肖家守，资产被查封、公司股权被冻结，并身陷20多起金融借款诉讼案件；上海钢协会长、上海周宁商会会长周华瑞，也被多家银行告上了法庭。
两位“带头大哥”接连“落水”，让这场肇始于2011年、从华东蔓延至全国的钢贸危机，在经过3年的缠斗之后，继续走向深渊。
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场钢贸危机背后，钢铁业究竟发生了什么？传统的钢材交易又存在哪些致命的弊端？
2008年成为分水岭
2000年之后，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钢铁行业由于机械加工、房地产、汽车、家电等领域的用钢需求大涨，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经历了一段价格坚挺、回报丰厚的黄金时代。
受益于此的，远不止国内的钢厂和钢贸商。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到，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上世纪70年代后逐渐走向衰落，21世纪初又开始利润大涨、重新焕发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价格”。
2008年上半年，受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价格上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全面展开、奥运工程加紧施工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钢材需求量激增，钢价也一路飙升。
我的钢铁网当时的一份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国内共有74家螺纹钢生产企业和52家线材生产企业向上调整了出厂价格，其中沙钢每吨螺纹钢的吨价一次性上调了450元。国内主要市场20毫米规格螺纹钢平均吨价高达5684元，成都地区主流规格大螺纹钢最高价位每吨突破了6000元。
火爆的行情在6月达到了顶点，然后便是高台跳水。7月进入传统消费淡季的钢材市场，两个月之后又遇到了由美国引发、扩散全球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钢材用户购买力下降、出口量大幅缩水，国内钢厂、钢材市场库存积压，价格不断下挫。根据统计数据，截至11月中旬，各主要品种的钢材吨价与当年最高值相比跌幅均在2000元以上。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宣布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并在2008年11月9日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即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农业补贴等十项建设举措，其中还包含增值税改革、支持中小企业金融贷款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铁公基’、房地产建设热潮之下，一些原本因去产能、调结构政策和经济危机影响关停的钢厂生产线开始重新上马，结果产能也没去、结构也没调。” 央视新闻联播原主播、2015年底加入钢贸电商平台找钢网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的郎永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那个时候产量往上走，但价格和利润是往下滑的。”
近一半企业亏损
从生产方面来看，1996年中国钢铁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10年后这一数字就达到4.2亿吨。接下来粗钢产量一路从2007年4.9亿吨、2008年6.6亿吨上涨到2015年的8.04亿吨。从1980年算起，35年间，中国钢铁产量从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增长到了后者的10倍、全球总量的一半。
实际上，2005年国家发改委就曾发文件，提出钢铁产能“十一五”期间要控制在4亿吨。此后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的钢铁限制政策一直没有间断。然而，刹不住车的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
这种情况下，“4万亿”这一剂强心针仅让钢铁业的“繁盛”挺到了2011年初，之后便进入微利时代，并于2012年第一季度出现第一次全行业的亏损。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同比下降98.2%，利润率几乎为零。
“直到2015年下半年，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聊城一家主营中厚板的中型钢厂，山东中正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经理范建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钢协则发布数据称：其国内会员钢铁企业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亏损645.34亿元，亏损面为50.5%；亏损企业产量占会员企业钢产量的46.91%。而就在上年盈利总额225.89亿元。
最近两年来，钢铁企业一边遭遇着国外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另一边又承担着国内巨大的去产能压力，生存愈加艰难。而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钢贸商来说，这样的寒冬显得更为凛冽。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一项行业调研发现，2015年中国钢贸行业盈利在每吨10元以上的企业，仅占14.4%，85.6%的钢贸企业吨钢净利低于10元甚至亏损（亏损企业占比47%）。
钢厂“吐血”，钢贸商“挖肉”
行业内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钢厂吃肉，钢贸商啃骨头；钢厂啃骨头，钢贸商喝汤；钢厂喝汤，钢贸商喝西北风；钢厂喝西北风，钢贸商吐血。”
在钢厂开始“吐血”的时候，钢贸商只能“剜”自己的“肉”了。
除了依附钢厂而生的从属地位，钢贸商面对终端用户也多处于弱势。
“我们属于一手托两家。从钢厂订货要先交订金、拿货时要付全款。但是卖给用户的时候，得让人先免费用钢，产品卖出去之后再把钱给你。这一里一外，占用资金量很大，时间也很长。”沈鹏告诉本刊记者。
对上游缺乏议价能力，对下游缺乏定价权，夹缝中的钢贸商自有一套生存模式和盈利机制。
“一种是赌行情，也就是囤货等待涨价，一种是做代理，赚稳定差价，一种是‘搬砖头’，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对市场的熟悉拉客赚提成。”一位不愿具名的钢贸商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实际上，除了上述几种针对钢材交易本身的运营方式，钢贸还异化成了融资平台。
从梳理钢贸信贷危机爆发始末的各类文章、书籍中均不难发现：
钢材生意利润逐渐减少、贷款融资在“4万亿”出台之后更容易的情况下，越来越多不满足于只做钢材生意、胆子也越来越大的钢贸商，开始勾连仓库、物流商等，采用“一批货物周转腾挪、重复抵押”的手段从银行骗贷，转而去投房地产、炒期货、放高利贷等，或者购置豪车豪宅肆意挥霍；而背负着放贷任务，同时面对高额回报也难以抑制放贷冲动的银行，以及加入其中的“影子银行”，又以充足的信贷资金不断为前者充实“弹药”——这样一场钢贸商与银行互为推手，看似共同发财实则险象环生的游戏，早已为各自的败局埋下伏笔。
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银行抽贷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仅靠倒买倒卖就能“坐地生金”的那套传统钢贸玩法再难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