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家有我五个姥爷，都是蒙古族人，都爱唱歌跳舞，听大鼓书。
　　三姥爷总爱板着脸，看起来有点儿一根筋。我是他外孙女，所以我得叫他姥爷，不能叫他三姥爷，不然他拿起烧火棍子就打人。
　　三姥爷最爱拎着烧火棍子，带着我和弟弟去大姥爷家听大鼓书。哪个孩子敢哭闹，那烧火棍子顿时敲得炕沿梆梆响。
　　大姥爷家五间大房子，一进门是厨房，左右各一个灶台，锅上各盖着锃光瓦亮的铝合金锅盖。地中间是一口比我还高一头的二缸，旁边是比我高两头的洋井把儿，我和弟弟经常爬上二缸旁边的井台，抬起洋井把儿，再使劲压下来。有时候蹦一上午才压满一缸水，大姥姥就塞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个糖球儿。我俩乐得屁颠屁颠地找小伙伴炫耀一下午，直到糖球在手里发粘才不得不放嘴里含着，舍不得嚼碎。
　　三姥爷最爱去大姥爷家西屋。靠窗户那边朝阳，是一铺三间房的大炕，能坐二三十人。跟大炕天天对着的是一排枣红色的大柜子，每个柜子上都焊着一把明晃晃的铜锁，像县衙里升堂时站着的衙役，一脸认真负责的样子。
　　我们根本不在意他们威武不威武，我们最喜欢大姥爷家的地上，铺了一层新砖之后更平整了。
　　每天晚上大姥爷敲着手里的大鼓，总是坐在炕头灯光最亮堂的地方。坐在炕梢的第二十八个人一点意见都没有，灯光暗点怕啥，也不影响听书。大姥爷边敲鼓边说，有时候还唱，今天杨八妹出征，明天杨贵妃醉酒，我和弟弟还有舅舅们家的兄弟姐妹，根本弄不懂一炕上的人都在笑啥，不是窝在这个姥姥怀里，就是靠着那个姥姥的大腿上，哪个也不敢用哭来捣乱，我们都记着三姥爷手里有个烧火棍子。
　　大姥爷说完了大鼓书，就下地领我和所有弟弟妹妹们跳蒙古舞。大姥爷再高兴点的话，就让大姥姥掏出柜子里那件粉红色的蒙古袍穿上，开始带我们跳舞。他在前面跳得像模像样，我们在后头学得东倒西歪，一炕上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才一岁多的小妹妹，脚底下还站不稳，扭着的小手没跟上鼓点儿，一屁墩儿坐在地上，根本没有张开小嘴放声大哭的意思，一骨碌爬起来，恐怕队伍落下她。
　　总在这时候三姥爷就会不合时宜地断喝：“看谁敢不跳的，小心我那烧火棍子。”弟弟妹妹们东倒西歪得更厉害了，三姥爷还带领一铺炕的人使劲鼓掌。大姥爷一看大家鼓掌那么卖力气，带着我们在那儿新铺的砖上又跳上一圈。
　　有时候他们也不说书，一人一个茶碗儿，他说地里的庄稼，他说集上谁家杀猪。我们小孩子就满地跑。三姥爷这时候就爱讲鬼故事，本来是跟一个人讲，一会儿就成了给所有人講，讲得怪吓人的，舅妈们害怕都回家了。二姥爷家的二舅不信邪，跟到三姥爷家来听。
　　三姥爷说高兴了，二舅还从兜里掏出一小瓶二锅头，他俩放上炕桌，就着姥姥腌的萝卜条喝两杯。三姥爷两杯酒喝完更高兴了，他说给二舅看看家里的宝贝。说完就下地去柜子里掏出一个红匣子，方方正正的小匣子也上着一把铜锁。三姥爷栽歪着身子从裤兜里掏出个小钥匙，打开那把锁，拿出来好几个金镏子还有玉镯子、银镯子。看得二舅的眼睛都直了。
　　这之后，二舅来的更勤了。每次都带瓶二锅头，跟变戏法似的掏出一袋花生米或者两个鸡爪子。三姥爷一高兴，又拿出那个小匣子，他俩又摆弄半天，二舅总是舍不得放下那几个金镏子。
　　终于有一天，三姥爷拿着那个红匣子出门了。姥姥怎么声嘶力竭地喊，都没拉住他。三姥爷回来恶狠狠地跟姥姥说：“你懂啥，那几个金镏子能换回来半山坡苹果树，明年就让你们吃上红通通的大苹果。”姥姥让三姥爷打怕了，大气儿不敢出一声，悄悄抹眼泪，她说那是她娘给她的陪嫁，那是给没成家的二舅和三舅娶媳妇儿的。
　　后来那满山坡的苹果树就在西沟里，有三百多棵，三姥爷总拿出几个大苹果给我和弟弟吃，他自己却舍不得吃。
　　二姥爷家的二舅却西装革履的，还买了一辆车，经常跟乡长一起进进出出下馆子，再也不来跟三姥爷喝酒了。
　　西沟的苹果树只活了四五年，陆陆续续都死了。干巴巴的树枝孤零零地迎着寒风。三姥爷又去了一趟果园子，二姥爷家的二舅被抓走了，说是聚众赌博还嫖娼，判了三年。
　　三姥爷从此再不听大鼓书，还摔了那俩心爱的酒盅。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