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这个圈子里，有一群特殊的女性，她们生活在异国他乡，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依然笔耕不辍。她们中，早先有林海音、聂华苓等写过多部脍炙人口名著的女作家；现在的代表则有严歌苓、虹影等人。2012年，因为写作《火烧经》，这个名单上又多了一位章小东。
　　6月初，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在香港中大书店见有章小东的新作《吃饭》，立即买下并打电话告诉她姐姐章洁思，等小东回上海要请她签名。8月中旬的一个大早，章洁思就来电告知妹妹回来了——《吃饭》已在内地出版，她应邀来参加上海书展。于是，记者不顾38.4摄氏度的高温到了章家，小东忙着拿冰水，又搬来电扇放在记者背后，细心得如同多年老友。
　　“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
　　章小东祖籍天津，父亲靳以是著名文人，鲁迅先生的扶柩人之一，也是巴金、曹禺的好友，主持过多种文学刊物，与巴金共同创办了《收获》。母亲陶肃琼是巴金夫人萧珊的中学同学、密友。
　　可即便出自这样的门第，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1959年靳以去世时，章小东才3岁，姐姐章洁思也才15岁。我记得章洁思曾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父亲下葬的场景：“3岁的妹妹是如此无助，她瘦弱的小手紧紧牵着身边人的衣服，仿佛一放手就会跌入深渊。大病后步履困难的我，披着麻衣穿着孝服，在别人的搀扶下弯着身，在寒风中为父亲的墓铲上那最后一抔土……”
　　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章小东曾对着一小盘卷心菜根难以下咽，那是保姆从菜场捡来的，煮熟后就撒了两粒粗盐。正苦恼时，听到无线电里一男一女两个义愤填膺的声音正在批评苏联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讲话，他们说这是修正主义。章小东嘟囔了一声：“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我喜欢土豆烧牛肉，我喜欢修正主义。”母亲听见，惊慌地跑来：“不许瞎讲，小小的人，当心吃官司。”
　　十年“文革”让章小东一家坠入地狱，但家学传统一直深深烙印在章小东的心里。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良机，章小东因为父亲的缘故，报考了复旦中文系（靳以曾在那里执教），“我只填了这一个志愿。我的成绩很好，但在‘文革’期间没插队落户，属于‘不服从组织分配’，不得进入一类大学。最后只能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报名时，章小东的心情糟透了，随便找了个桌子填表，结果竟糊里糊涂读了俄语。
　　毕业分配工作时也“很好笑”，竟然让章小东教英语。没办法，她只好每天回家问姐姐，自己又去进修，边学边教。工作之余，她开始在《十月》、《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后来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还考入复旦新闻系。
　　“吃饭，如此美妙又如此残酷”
　　章小东没有在新闻行业一展拳脚。上世纪80年代末，她随夫去了美国，但她与自己的文学故乡并没中断联系。
　　初到美国，她在一家华人周刊当记者、编辑和排版。5年以后，她学会了电脑技术，接着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了10年。这份工作看来与文学关系不大，但章小东一直在悄悄地用功，后来，她索性辞职，当起了“坐家”（作家）。
　　《吃饭》是章小东在美国生活的凝练。读者可以发现，章小东绝对不是一位温和的作者，即便是舒缓的日常生活，她也可以揭示出其中的残酷。正如评论者所说：“吃饭，如此美妙，又如此残酷。”
　　书的名字，其实来自于章小东母亲的话。“临来美国前，母亲固执地把一件件做饭家什和调料塞进我已经超重的箱子，脸上呈现的是生离死别的悲哀。她说：‘出门在外，最要紧的是吃饭。凡是可以和你一起吃饭的人，就会是你的朋友。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就不会是你这个中国人的朋友！’”
　　现在回忆起来，章小东说：“小时候，母亲老逼我背‘民以食为天’，这很拗口，但生活不断告诉我，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事。这也是我在《吃饭》里想要陈述的。”
　　在章小东笔下出现的一个个关于吃饭的故事，有他们一家，也有亲朋好友，或温暖、或残忍、或凄凉。章小东很有“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气概，生活在她笔下显出原形，“如何吃飯”本质上就是如何活着的问题。在她的书中，上至商人富贾、文化名流，下至卖身的男妓、没有身份的“黑人”，用自己各式各样的遭际回答着这个问题。
　　作家阎连科这样评价《吃饭》：“阅读章小东的《吃饭》，总让人想起余华的《活着》。《活着》为了活着而不断地死去；而《吃饭》是为了吃饭才活着。这不是一部虚构的缥缈之书，而是我们民族人人记忆散片的黑色花朵，其真实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在章小东的笔下，吃饭还有另一个意义——与家和希望密切相关。因此，《吃饭》虽然写了人寻找饭吃所必须面对的残酷和荒诞，它真正的主题仍是家庭和希望。
　　“饭碗寻到了，味道没有了”
　　如今，章小东定居美国费城附近的斯沃斯莫尔，家中如同“中国文化中心”，常常高朋满座，最多时同时住了7位文化名人，夏志清、李泽厚、莫言都是她的座上宾。她也经常回国，但上海却不是以前模样。“我找到了吃饭，却丢失了味道，这是在我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这是章小东近来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吃饭》结尾处的点睛之笔。“找到了吃饭”，是指她在坎坷中寻得了生存之道；“丢失了味道”是指对故乡面目全非的百感交集……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书有虚构吗？
　　章小东：大多数是我亲身经历的，少数是听说。我生活中最艰苦的阶段，一是“文革”，二就是到美国。《吃饭》就是讲这20多年是怎样走出来的。我出国前妈妈和我讲了许多话，叫我牢记你是爸爸的女儿，吃饭要吃得有尊严，不能为了吃饭样样都去做。我在餐馆打工时，周末晚上的小费就有100多美金，但我如果跌进钞票这个洞里，我就没有今天。有人活着没目标，还有人活得没尊严，我看不起这种人。
　　环球人物杂志：你书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女性。
　　章小东：是啊。有人定位我是女性作家，我写的是女性的心灵，女人的故事。当时我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写完《吃饭》，我才想，是啊，我是在写女性，从女人的眼睛看女人的故事，男人我不大写，以后可能会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你多年旅美，回来后对上海以及整个中国的变化习惯吗？
　　章小东：我出去“饭碗”是寻到了，但回来发现味道没有了。我回国后吃的咸菜黄鱼汤、油面筋百叶，老早的味道都没有了。人也如此，老早的人寻不到了，人与人之间不再真诚。也正如刘再复先生在我书的序言中所说：“人毕竟是人，人的肚子害怕被饥饿所折磨，而人的脑子则害怕被空虚所盘踞。”
　　我对一些事情看不惯，还是要说的，比如在上海，我为了帮残疾的姐姐上车和出租司机吵了好几次架；再比如很想吃炸油条，但听说有地沟油，不敢吃。
　　但是，我有个原则，外国人不能骂我的祖国。如果他们骂，我是要发火的。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可以批评自己家有什么问题，但我不能让你们外国人来说。这也是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