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冰冷的海水中，一条巨轮的半截已沉入水中。巨轮四周漂浮着船只残骸和人的尸体。循着求救声，一艘救生艇驶过来，船员将手电的灯光打过去，见到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男人，趴在门板上。
　　这是24年前，在全球引起轰动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被删减的一幕。而在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的纪录片《六人》中，这一幕首次被披露。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为纪录片《六人》担任监制。他在片中回忆，这位趴在门板上的中国男人，正是他所执导的《泰坦尼克号》的结尾Rose趴在门板上那一镜头的灵感来源。
　　《六人》是由英国导演罗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北京、台山、香港，英国伦敦、南安普顿、布里斯多等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该片上映的同时，施万克的同名书籍亦将在近日推出。影片和书籍中，首次较详细地披露了泰坦尼克号上的八位中国人在船难来临那一夜的处境，以及其中六位幸存者此后的命运。

艰难寻访

　　2014年，罗飞从老朋友、英国海事历史学者施万克口中，第一次听到“泰坦尼克号上有六个中国幸存者”这件事。“泰坦尼克号上有700多名幸存者，基本上都有记录，（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个国家、家人是谁，只有这6个中国人，好像从来没人知道”。
　　罗飞如今长住上海，在中国已经生活很多年。他曾在好莱坞《综艺》杂志担任中国首席记者，后来转型做导演，为国家地理、BBC、探索频道工作。他亦拍摄过与海难相关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
　　起初，罗飞对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一事兴趣不大。“我已经拍摄过一个海难题材的片子，再拍有点重复。泰坦尼克号也是一个太过主流的话题，我要拍摄这个吗？”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担心最终会拍成一个只有旧素材、旧照片的传统纪录片。
　　犹豫不决中，罗飞询问身边的中国朋友是否要做这件事。所有人都很好奇：泰坦尼克号上还有中国幸存者？这激起了他的兴趣，“可能是个不错的话题，我也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谈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种族主义、人心的纠结、父子关系等等。”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但罗飞找到多位研究泰坦尼克号的学者，得到的建议几乎都是：不要拍。如今距离泰坦尼克号沉船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不可能有幸存者在世。另外，由于彼时海外的华人劳工多为男性，生活贫苦动荡，他们很可能根本没有后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难拍出新东西的议题。
　　罗飞决定给自己3～6个月的时间，能找到信息增量，就拍摄这部片子，如果不能，就放弃。彼时，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资料，只有两张泛黄的纸片，一张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旅客名单，上面记载了8位中国旅客的姓名：Fang Lang、Lee Bing、Ali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Lee和Len Lam。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另一张是中国籍幸存者名單，只剩下6人。
　　幸存者名单上Ali Lam的名字，引起了罗飞注意。在幸存者名单上，Ali Lam的拼写很像是Ahlam。他与团队研究后，认为正确的拼写方式为Ahlam的可能性更大，乘客应该是中国南方人，Ah是“阿”的意思。“我们觉得这个已经很有意思，我想我们能超越这个已有的内容，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另一个重大突破，也随之出现。在一个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网站上，有一位ID为Tom K. Fong的网友，自称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后代。只不过，彼时该ID已经注销。罗飞团队变换不同邮箱后缀，尝试给Tom K. Fong发邮件。两周之后，他们联系上了他，并最终利用一些辅助证据，确认Tom K. Fong正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儿子。这一突破出现之后，罗飞终于决定正式开拍《六人》这部纪录片。

幸存者的命运

　　根据对Fang Lang后人的采访，以及书面资料，罗飞和施万克等人，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拼凑出Fang lang的一生。
　　Fang lang使用过多个名字。在Fang lang后人的口中，他叫方荣山。在登上泰坦尼克号时，他的名字叫“Fang lang”。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罗飞不得而知，尤其令人疑惑的是，他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签名经常是“丙星”。离开英国前，Fang lang就已经开始在船上工作。在登上泰坦尼克号时，Fang lang的年龄一栏登记的是26岁，其实他那时大概只有18岁。

　　Fang lang登船时，填写的职业是水手。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山那一夜过后，Fang lang跟随救生艇，在美国的埃利斯岛停留不足24小时。由于彼时美国的《排华法案》原因，他无法入境。
　　之后，他在一艘名为“安妮塔号”的运输水果的货船上工作了8年，又偷偷非法入境美国。在美国，他尝试过开餐厅和西服店，最终都失败了。创业失败之后，他在餐厅做服务员，一直工作到80多岁。
　　对于自己曾经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Fang Lang在此后的人生中极少谈起。根据罗飞团队掌握的资料，他只是对侄儿和两三个朋友零星提起过。这种谨慎或许与Fang lang的偷渡者身份有关，“可能他自己觉得不要给他们（家人）影响。你说太多了，他们也会有一些危险。”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直到Fang lang 60多岁，他才获得美国的合法身份，也因此能够结婚。他的妻子也是中国人，从浙江台山转道香港来到美国，比Fang lang小40多岁。两人婚后的感情并不好。Fang lang喜欢将赚到的钱寄给国内的家人。最终，两人分手。
　　在罗飞的调查中，关于其他五位幸存者，只能了解到简略的信息。其中Chang Chip由于身患疾病，没有被《排华法案》阻止入境，而是直接进入美国，且一直居留美国治病，他是六位中国幸存者中唯一长期留在美国的人。在美国，他多年以来辗转于不同的医院。后来，他去了英国，并最终在英国过世。
　　此外，罗飞和施万克也会结合彼时的历史背景，推测一些幸存者的命运走向。其中至少有三位幸存者，离开泰坦尼克号之后，在英国从事水手工作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英国工会掀起排华浪潮，三位幸存者很可能在这一浪潮中离开英国，去往香港、上海或者印度。
　　至于两位遇难的中国乘客，罗飞和施万克也尝试过寻找信息。他们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有加拿大的船只前去勘探打捞尸体，这些尸体葬在加拿大一个名为Halifax的小城。资料显示，Halifax的泰坦尼克号遇难者墓地中，葬有一位“日本人”。“但泰坦尼克号上，只有一位日本人，并没有死。所以如果埋葬的真是东方人，应该是两位中国遇难者中的一位。”施万克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还原撞上冰山那一夜

　　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港挤满旅客与送行的人群。手握编号1601、价值56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三等舱船票，中国人Fang Lang和他的七名同伴挨个走上舷梯。登船之前，他们的职业是水手。在船上，根据罗飞的调查，他们的身份与此前被广泛传播的“司炉工”不同，只是船上的普通乘客。
　　他们最终在位于巨轮下层甲板的三等舱落脚。两天之后，经停爱尔兰皇后镇（现为科夫）港口后，泰坦尼克号向开阔深远的北大西洋驶去。此时，与八个中国人同在船上的共有一等舱乘客338人、二等舱乘客279人、三等舱乘客704人及船员908人。
　　1912年4月14日23时40分，巨轮撞上冰山。罗飞推测，八位中国人中，Choong Foo最早意识到危险来临，逃离到13号救生艇。资料显示，13号救生艇中有一位东方人，不会说英文。“这符合Choong Foo的特征。他英文特别不好，中文也是写不了字。”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在Choog Foo前往13号救生艇的过程中，Fang lang与另外两位中国乘客落入水中。另外两位中国乘客溺亡，Fang lang找到一块漂浮的门板，最终被14号救生艇解救。余下的四位中国人，则登上C号折叠船逃生。
　　次日凌晨3时30分，一艘名为卡帕西亚号（又名喀尔巴阡号）的邮轮赶到海难现场，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早上8时30分。最终，泰坦尼克号上总共2224名船员和旅客中，只有705人生还。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开始铺天盖地。关于登上C号救生艇逃生的四位中国人，一种被广泛报道的说法是：他们是假扮女人逃进救生船，藏在椅子下方，并挤占了女性与孩子的逃生舱位。在当时西方种族主义与中国批判国民劣根性思潮的背景下，这种说法一度令人深信不疑。
　　罗飞查阅了几乎所有资料，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大部分报道中的表述只是有乘客‘听说’中国人假扮成女人，而不是亲眼看到。而有一位目击现场的爱尔兰小男孩，则说的是‘中国人穿着黑色衣服’，而不是女人的衣服。”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看来，这很可能是一种误会，那时的中国男人留辫子，会让人以为是假扮成女人。此外，根据一些资料显示，C号救生艇并未坐满，也不存在抢占女人与孩子位子的情况。
　　为了还原当年的情景，罗飞找团队根据C号折叠救生艇的图纸，按照1：1的比例重新建造了一艘船，并找志愿者乘坐在折叠船上还原当年情景。根据实验显示，如果有四位成年人藏匿在椅子下面，不可能不被其他乘客發现。
　　如今回头看，罗飞发现这次的拍摄与他以往拍摄传统纪录片的经验截然不同。有时，他需要做物理学模拟实验，有时需要像一个历史学者那样，利用不同的工具，试图揭开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谜团。“我一直说，我们的模型不是历史纪录片，而是侦探故事。”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实习生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