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身在伦敦求学的我就一直围着疫情打转，从最初对国内情况的担心演变成对自身处境的忧虑，正应了那句广为流传、形容真切的“综上所述”：国内人民打上半场，国外人民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满全场。
　　1月25日，大年初一，刚刚曝光的疫情对很多老人来说还遥远得很，断然不能耽误拜年大事。听闻爷爷照旧在亲戚家喝老酒，正在剑桥游玩的我在国王学院前声嘶力竭地打电话劝他乖乖待在家里。老人有自己的固执与傲娇，觉得我实在过虑了。我只能威胁道：“爷爷你再乱蹿，我可得继续担心，我一担心就无法专心学习，那可就要挂科了。”没想到我只能用这种陈年的手段威胁爷爷，而且竟然还成功了。
　　接下来国内便出现了口罩短缺问题。我开始四处打听谁有口罩渠道。武汉的疫情报道看着就令人揪心，那些沉闷的悲伤、沉默的死亡和深红色的疫情扩散图，都让人感到无比沉重。
　　而比身体病症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当妈妈对我说《叮咚买菜》APP上已很难抢到食物，可能还是要去菜场买菜时，我担忧得不行，反復叮嘱她一定要把口罩、眼镜和帽子戴好，把身体裹严实。爸爸明显不太在意疫情，戴口罩时偶尔还露着鼻孔，一次正经戴好后让妈妈给他拍了张照片传给我，让我放心，其实一拍完就把口罩甩到了一边。每天和他们视频时，我都在唠叨今天有没有出门，出门有没有戴口罩，回家有没有消毒……心里的担忧好像只能通过这种烦人的唠叨来表达，毕竟我又不在他们身边，我离他们那么远。
　　所幸，国内情况在二月中下旬终于慢慢好转，全国新增病例迅速减少。爸爸妈妈终于不用只能以两天一人的频率进出小区，那张出入证成了时代见证，被好好地封存在了书桌的抽屉里。到了三月，武汉的方舱也一座座地休舱了。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松口气，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欧洲疫情就从初见端倪发展到了全面爆发的程度。3月1日，英国首次出现本土人传人病例，但当时寥寥的病例数并未在英国民众中造成任何担忧和恐慌，街头仍然人潮汹涌，充满欢声笑语。
　　几天后，欧洲各国的确诊病例开始激增。我和同专业的老师、同学在一家人声鼎沸的餐厅吃饭。那时，有两位同学仍认为新冠只是一场普通的流感，不懂大家为何那么紧张。我和他们解释了武汉的状况，却发现他们仍然是无所谓的态度。我内心其实有些难过，觉得自己祖国的苦难在别人看来似乎只是一场虚张声势的过度紧张。回家后我想明白了些：我和他们之间是存在信息差的，我阅读的是中文报道，那些死亡的人于我而言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悲伤的故事，“同胞”这个概念也为情感上的共鸣增添了许多力度。而我的同学们虽也善良，但中国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他们看到的是BBC上播报的中国今日又新增了多少确诊与死亡病例，对他们来说确实更像数字，或许就像我们对埃博拉的感知，远没那么强烈。
　　之前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不敢戴口罩，是因为出现了戴口罩后被歧视甚至殴打的事件。朋友和我说，她将口罩放在包里，但不敢拿出来戴。其他同学不能理解中国学生为什么要戴口罩，中国同学也无法理解英国政府为何“不建议身体健康者戴口罩”。
　　令人不安的消息带着讥诮的色彩接踵而至。英国一位保守党议员提出，如果疫情升级，伦敦海德公园将设立临时停尸房，以加快处理遗体。于是，“海德公园梗”应运而生。3月4日，大家开始发起停课请愿，一旦达到10万票，政府必须出面回应。许多朋友转发朋友圈时的附言为“你不投我不投，海德公园头碰头”，或者“赢则硕士毕业，输则海德公园”。短短几天，签名已达68万，但英国政府仍没有什么动静。“海德公园梗”却为我们焦虑的生活带来了些黑色幽默。一位朋友和老师倾诉自己对疫情的恐惧，老师安慰她说：“没事，我们都既年轻又健康。”我的朋友心里想的却是：“我就怕从此永远年轻了。”

　　我开始再次上网搜索口罩。之前国内疫情爆发时，海外留学生大量购买当地口罩邮寄回国，或捐给医院，或寄给家人。如今，海外一个N95口罩可卖到30多英磅。我在eBay上比价许久，最后咬咬牙买了3个单价10英磅的N95口罩。收到货时，我的天价口罩被随意放在一个简陋的一次性塑料袋里，材质硬而薄。大概是原来十个一包的口罩，商家为了赚钱分拆开来单独售卖。
　　有位同学说，他在国内疫情严重时向家里寄口罩，用了28天，运费178英磅。28天后，国内疫情控制住了，他爸爸又把口罩寄回来，却要交1000多元人民币的税。简单来说，他付了几千块钱，请口罩君来了场全球旅游，从伦敦到法国到广州到北京，复又回到伦敦。我有个在德国的朋友好不容易收到家里寄来的50个口罩，却被海关通知，一个口罩需交10欧的税。这样的事情很多海外学子都经历过。
　　疫情完全逆转了。国内的家人开始担心我的处境，时不时刷手机看新增感染数。3月9日，意大利封锁全国，英国则声称仍处于“疫情的遏制阶段”，反应迟钝。为避免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感染病毒，我开始在家人的“逼迫”下走路上下学，来回耗时大约1小时45分钟。一路上看不到一个戴口罩的人，直到临近学校才陆续出现戴口罩的中国同学。

　　疫情中什么都乱了套。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要靠“集体免疫”来应对疫情后，我也开始恐病。起初觉得喉咙疼、胸闷，一量体温37.3度，就十分担心。在学校上课时，身旁的同学一咳嗽，我就一哆嗦。在超市购物时，我和对面的一个大汉同时走向食物区，又同时停下脚步面面相觑。我和室友制定了错峰做饭制度，避免一切面对面的接触。一次我做饭时，听见厨房门窸窸窣窣地响动，像是入室盗窃案的标准开场，往那儿一瞅，正是我那想推门进入却又步履踌躇的室友。
　　3月15日，我就读的大学发出通知，学生可从即日起请假到学期结束。有朋友当机立断买了机票回国，我一看，三天后的机票已涨到两万。一天后，学校宣布将把线下课程改为网课，努力保证学生的学习和健康。
　　中国留学生群里掀起了回国潮。已经有了包机的消息，一人10万。我也忍不住开始在网上刷机票，直航的机票已被抢购一空，转机航班基本长达两天。身边不断有朋友的机票被取消。一位朋友买了23日的机票去泰国，结果23日凌晨泰国出新规。他又买了26日的机票到迪拜，结果26日迪拜开始禁中转。他又买了29日的机票到金边，结果29日中国规定每家航空公司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一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朋友的航班又被砍了。如今他已心如死灰地开始囤食躺尸。也有朋友全副武装地回国，十分辛苦周折，要戴二三十个小时的口罩，还要戴护目镜，穿防护服，在飞机上不敢吃东西、上厕所，回家之路萬里迢迢。
　　考虑了诸多利弊关系后，我最终决定不回国，也与父母达成了共识。既然做好了决定，便不再看机票。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各国的新增确诊人数迅速增加，报道中开始出现医护人员嚎啕大哭的视频。今日我出门采购时，妈妈反复强调让我戴好口罩、帽子和手套，依稀想起两个月前出现过相同的对话，只不过这会儿身份完全互换了。
　　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是否打算回国，我奇怪地说“不”。她说看到我的妈妈在家长群里询问机票事宜。我赶紧去问妈妈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好我要留守了。她说她先咨询着，万一事态真的太过严重，不管怎样也得让我回家。听到以后，我心里一酸。我们自己身处漩涡时，可能会慢慢习惯，远方的亲人却对我们甚是挂怀，无法放松。
　　那些跨过大洋的深深担忧，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而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居家隔离时仍能喜悦于三月的春意融融，焦心忧虑时能想起万里之外牵挂我们的人，记住疫情中那些遗憾的事为何发生，也记得无数温暖的瞬间如何涌现。
　　希望世界和平，人们健康。
　　2020年3月写于伦敦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