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作协辖下的几家文学刊物，是我们最喜爱的刊物之一。温小钰后来甚至在逝世前一天，还在病榻上双手颤抖地抓着《收获》在读。人们常将刊物比作抚育作家成長的园地。若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上海几家文学刊物就是地力等级最高、出苗率最健旺的一片沃土！
我与温小钰合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站》，是《上海文学》推出的。那是1962年10月，刊物出版后，北京一些报刊媒体撰文推介，我们同时还收到不少读者热情的来信。这些在两个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身上，会产生什么样效应是不难想象的。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我们把自己关在内蒙古大学宿舍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著名演员金乃千朗诵《小站》时的情景，听着听着，发现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流下泪来，搞不清是喜极而泣，还是被自己小说细节所感动？
尽管我五年前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些幼稚的诗歌，但自己对创作建立起一点信心来，应该说是《上海文学》上这篇小说给我的。从这以后，我们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尽管远在内蒙古，但目光越过千山万水，关注着上海。上海作协的编辑老师也从未忘记过我们这两个塞外的作者。曾经在全国青年作者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萌芽》复刊前，编辑部来信约稿。《萌芽》复刊号头条就是我的《白云之歌》。这篇小说同年《人民文学》作了转载，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全国青年作者小说选》。这些都更坚定了我的创作信心。
当然，这中间对我们鼓励最大、帮助最大也最持久的，是《收获》。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段节日般的岁月。1949年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告诫着要夹着尾巴做人。只有三个时间段里才感觉心情舒畅一点：即反右前的1956年，我就是在那个气氛下拿起笔来学着写诗的；第二时间段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出台前，是我创作从起步到活跃；第三时间段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记得那时，我们和许多人一样，从恶梦中醒来，世事沧桑，人生百态，心中有那么多的话想倾诉，而自己先前熟悉的短篇小说的容量，似乎又难以承载，于是试着写中篇。第一部中篇小说《土壤》写成后寄给《收获》。李小林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它，认为基础很好，尤其是前半部，后半部有些地方需作改动，并嘱稿子改后再寄还给她。我和温小钰将小林的信反复研读，觉得意见切中肯綮，心里也有把它改好的冲动，就是一时里抽不出时间来。我俩都是业余写作，份内的工作向来黾勉从事，从未因写作请过假。这一放放了将近一年。1979年全国四次文代会时，我见到李小林，她问起《土壤》修改情况，希望能尽快改好。我俩这才下定决心，鼓起劲头，每天夜车开到两三点钟。为了赶进度，还把当时正在内蒙古大学进修的我妹妹和妹夫动员来帮助誊写。全家仅有的一张书桌让给了他们，我和温小钰就坐着小凳，趴在两本杂志大小的骨板凳上修改稿子。那段时间，一到晚上，把女儿寄放在别人家里，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桌上地下，各埋头一摊，简直成了家庭小作坊。
《土壤》在《收获》1980年第六期上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等中央报刊相继撰文推荐，转载率高得出乎我们意料，三家电影厂为争改编权，不得不请出我们敬重的水华老师来做协调工作，还有改编成话剧的，戏曲的，等等。第二年，全国第一届（1977年—1980年）中篇小说评奖时，《土壤》获优秀中篇小说奖。事属凑巧，那年夏天，应巴金老师邀请，我们从内蒙古到莫干山消夏避暑时，刚创刊不久的《小说界》编辑、后来成了我们好朋友的肇岐君来访，见我大汗淋漓趴在桌上写稿，提出要一个中篇。这就是发表在《小说界》上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苦夏》。
回顾我们写小说的历程，与上海紧紧地联系着。第一个短篇是上海推出的，第一个中篇也是上海推出的，《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和《小说界》四家上海文学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我们的小说，我们一些当时有点影响的小说，也大都从这里推向全国。上海几家刊物，成了我们的一块风水宝地。我们稿子一到了那里，就如同一个练气功的人进入到最佳的气场！我想，倘若没有上海这些编辑老师和朋友们多年来的慷慨帮助和丰厚馈赠，我今天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因为有这样的文学情结，上海几家刊物在我心中，便有了几分亲近，有了一点家的感觉。每次只要有机会到上海，忍不住总要来巨鹿路上这座喷水池中耸立着普绪赫雕像的花园小洋楼，看望相熟的编辑老师和朋友，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感觉到如同进了次文学氧吧。有时生活上遇到难处，住在奉化老家的父亲病重，要从内蒙古心急慌忙赶去探望，需在上海中转住宿，每次找上门去求助，他们总是伸出热情援助的手。茫茫大上海，千百条大街小巷，对我这个来自塞外的风尘仆仆的陌生人来说，只要一拐入这条难得不浮躁的巨鹿路，陌生感顿时消失，感到安全，感到踏实。
后来，我们调回家乡浙江工作。温小钰不久被确诊为帕金森氏综合征。在跟病魔斗争的困难时刻，巴金老师给了我们亲切关怀和巨大帮助。他每来杭休养，总要让小林夫妇来家看望小钰，反复叮嘱她要坚持活动，还用他自己跟帕金森症作斗争的成功经验，鼓励小钰战胜病魔。我有时去看望时，巴金老师也语重心长地叮咛我们要一边治病，一边不要停下写作。后来听说温小钰行走困难，老人要把自己正在使用的助步器送她。事后我们知道后，感动万分。更叫人感动的是，有一天，李小林从上海来电话，说她爸爸回去后跟他的保健医生华东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邵殿月教授说起温的病情。邵教授非常好，希望能直接见到患者。如温行动有困难，要我将病历送去。于是我赶到华东医院，邵教授看了小钰的病历和各种核磁照片后，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既然病人无法来，那就只好她去杭州。这样邵教授受巴金之托，带着两名助手亲自来杭为小钰作检查诊治。我们知道，巴金自己是位帕金森症患者，但他不顾自己病重，要把正在使用的医疗器械送给我们，请身边医术高明的名医为温小钰治病。作为受人尊敬的一代文学大师，这并不是只对我们哪个个人，据我所知，他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家也是这样，这是老一辈作家对文学后来人的爱护、关心和关怀，是他感人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思想品格和人格魅力！
因为有上述种种，在我的文学档案里，上海作协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我虽不曾在上海作协工作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我曾工作过和现仍在工作的两个作协还要亲近！
我与温小钰合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站》，是《上海文学》推出的。那是1962年10月，刊物出版后，北京一些报刊媒体撰文推介，我们同时还收到不少读者热情的来信。这些在两个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身上，会产生什么样效应是不难想象的。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我们把自己关在内蒙古大学宿舍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著名演员金乃千朗诵《小站》时的情景，听着听着，发现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流下泪来，搞不清是喜极而泣，还是被自己小说细节所感动？
尽管我五年前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些幼稚的诗歌，但自己对创作建立起一点信心来，应该说是《上海文学》上这篇小说给我的。从这以后，我们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尽管远在内蒙古，但目光越过千山万水，关注着上海。上海作协的编辑老师也从未忘记过我们这两个塞外的作者。曾经在全国青年作者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萌芽》复刊前，编辑部来信约稿。《萌芽》复刊号头条就是我的《白云之歌》。这篇小说同年《人民文学》作了转载，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全国青年作者小说选》。这些都更坚定了我的创作信心。
当然，这中间对我们鼓励最大、帮助最大也最持久的，是《收获》。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段节日般的岁月。1949年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告诫着要夹着尾巴做人。只有三个时间段里才感觉心情舒畅一点：即反右前的1956年，我就是在那个气氛下拿起笔来学着写诗的；第二时间段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出台前，是我创作从起步到活跃；第三时间段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记得那时，我们和许多人一样，从恶梦中醒来，世事沧桑，人生百态，心中有那么多的话想倾诉，而自己先前熟悉的短篇小说的容量，似乎又难以承载，于是试着写中篇。第一部中篇小说《土壤》写成后寄给《收获》。李小林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它，认为基础很好，尤其是前半部，后半部有些地方需作改动，并嘱稿子改后再寄还给她。我和温小钰将小林的信反复研读，觉得意见切中肯綮，心里也有把它改好的冲动，就是一时里抽不出时间来。我俩都是业余写作，份内的工作向来黾勉从事，从未因写作请过假。这一放放了将近一年。1979年全国四次文代会时，我见到李小林，她问起《土壤》修改情况，希望能尽快改好。我俩这才下定决心，鼓起劲头，每天夜车开到两三点钟。为了赶进度，还把当时正在内蒙古大学进修的我妹妹和妹夫动员来帮助誊写。全家仅有的一张书桌让给了他们，我和温小钰就坐着小凳，趴在两本杂志大小的骨板凳上修改稿子。那段时间，一到晚上，把女儿寄放在别人家里，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桌上地下，各埋头一摊，简直成了家庭小作坊。
《土壤》在《收获》1980年第六期上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等中央报刊相继撰文推荐，转载率高得出乎我们意料，三家电影厂为争改编权，不得不请出我们敬重的水华老师来做协调工作，还有改编成话剧的，戏曲的，等等。第二年，全国第一届（1977年—1980年）中篇小说评奖时，《土壤》获优秀中篇小说奖。事属凑巧，那年夏天，应巴金老师邀请，我们从内蒙古到莫干山消夏避暑时，刚创刊不久的《小说界》编辑、后来成了我们好朋友的肇岐君来访，见我大汗淋漓趴在桌上写稿，提出要一个中篇。这就是发表在《小说界》上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苦夏》。
回顾我们写小说的历程，与上海紧紧地联系着。第一个短篇是上海推出的，第一个中篇也是上海推出的，《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和《小说界》四家上海文学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我们的小说，我们一些当时有点影响的小说，也大都从这里推向全国。上海几家刊物，成了我们的一块风水宝地。我们稿子一到了那里，就如同一个练气功的人进入到最佳的气场！我想，倘若没有上海这些编辑老师和朋友们多年来的慷慨帮助和丰厚馈赠，我今天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因为有这样的文学情结，上海几家刊物在我心中，便有了几分亲近，有了一点家的感觉。每次只要有机会到上海，忍不住总要来巨鹿路上这座喷水池中耸立着普绪赫雕像的花园小洋楼，看望相熟的编辑老师和朋友，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感觉到如同进了次文学氧吧。有时生活上遇到难处，住在奉化老家的父亲病重，要从内蒙古心急慌忙赶去探望，需在上海中转住宿，每次找上门去求助，他们总是伸出热情援助的手。茫茫大上海，千百条大街小巷，对我这个来自塞外的风尘仆仆的陌生人来说，只要一拐入这条难得不浮躁的巨鹿路，陌生感顿时消失，感到安全，感到踏实。
后来，我们调回家乡浙江工作。温小钰不久被确诊为帕金森氏综合征。在跟病魔斗争的困难时刻，巴金老师给了我们亲切关怀和巨大帮助。他每来杭休养，总要让小林夫妇来家看望小钰，反复叮嘱她要坚持活动，还用他自己跟帕金森症作斗争的成功经验，鼓励小钰战胜病魔。我有时去看望时，巴金老师也语重心长地叮咛我们要一边治病，一边不要停下写作。后来听说温小钰行走困难，老人要把自己正在使用的助步器送她。事后我们知道后，感动万分。更叫人感动的是，有一天，李小林从上海来电话，说她爸爸回去后跟他的保健医生华东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邵殿月教授说起温的病情。邵教授非常好，希望能直接见到患者。如温行动有困难，要我将病历送去。于是我赶到华东医院，邵教授看了小钰的病历和各种核磁照片后，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既然病人无法来，那就只好她去杭州。这样邵教授受巴金之托，带着两名助手亲自来杭为小钰作检查诊治。我们知道，巴金自己是位帕金森症患者，但他不顾自己病重，要把正在使用的医疗器械送给我们，请身边医术高明的名医为温小钰治病。作为受人尊敬的一代文学大师，这并不是只对我们哪个个人，据我所知，他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家也是这样，这是老一辈作家对文学后来人的爱护、关心和关怀，是他感人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思想品格和人格魅力！
因为有上述种种，在我的文学档案里，上海作协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我虽不曾在上海作协工作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我曾工作过和现仍在工作的两个作协还要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