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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方大曾，笔名小方，1912年生，战地记者，全面展现绥远抗战、“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1937年失踪，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冯雪松，1970年生，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从1999年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新书《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他一直在追踪报道小方。
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小方就这样出发了。带回来的是一篇篇最新战况报道和一张张充满人文关怀的照片。
他曾是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记者之一，与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为《申报》《良友画报》 《大公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英国《伦敦图画新闻》等供稿。25岁时，他突然失踪了。
随着《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出版，一个历史碎片式的小方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青年。永远25岁的小方，依旧温暖人心，有着持之以恒的勃勃生机。
用稿费买回胶卷、相机
小方拍了很多照片，但他本人留下的照片的不过10余张。从照片上看，他的穿着打扮是时髦的，飞行帽、工装裤、皮鞋。
小方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在外交部工作。他家在北京协和胡同有一个600多平米的宅子。
说到对小方的影响，母亲倒是更多一些。她是个家庭主妇，但很开明;她会中医，胡同里谁有个小灾小病都找她，也不收钱——这应该是小方民主思想和平民意识的来源吧。读小学时，小方就喜欢摄影，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
当时的摄影师大多满足于在沙龙里拍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小方爱拍车夫、苦力。他的妹妹方澄敏告诉我说，小方很少给朋友和家人照，别人也不求他，怕碰软钉子。小方经常徒步到各处拍照，回来后自己冲洗。照片冲出来后，他就投到报刊杂志去，用稿费再买胶卷。他拍的“四子王府结婚照”刊登在英国一个杂志上，得来的稿费买了一架高级的“禄来福克斯”相机。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参与机关报《反帝新闻》的编辑工作。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外面跑，常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家，活跃在平津以及冀、晋、察、绥一带。他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灰色的暗房。有时候妹妹方澄敏也帮着定影，打打下手。
1934年大学毕业后，小方先是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又调去了天津。后来，他还和几位朋友组建了“中外新闻学社”。那几年，小方报道过大连走私，拍过“一二？九”运动;他还深入冀东伪政府所在地，娼、赌、烟毒、走私无不摄入他的镜头。
发自二十九军阵地的报道
1936年11月，在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了战争，这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冲突。战争一开始，小方就去了前线，北京—集宁—高家地—红格尔图—集宁—陶林（位于今乌兰察布），43天的行程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起点。
从高家地到红格尔图是60里荒原地带，常有土匪出没，但小方执意要去这个军事重地。驻地张团长只好借给他一匹马，还派了30名骑兵护送。翻越阴山前往陶林时，小方唯一的随从——十三军的一个士兵差点中途折返，而他坚持完成了采访。
小方把前线见闻写成了长篇通讯《绥远前线视察记》，在文章结尾，他悲悯而愤怒地写道：“战争是这样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小方正在家里休假，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他决定去卢沟桥看一看。10日早晨，小方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母亲妹妹匆匆告别。一路上，他骑着自行车，通过了日军的盘问，到了宛平城下。他看到童子军在向商户募捐，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站在卢沟桥上，他看到辽阔的白云、永定河岸的原野，感叹“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要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被守城小战士用枪口对着，小方很欣慰，觉得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
当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至指挥部会谈时，小方已然出现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了，他记录下了士兵们如何拔出大刀斩去了敌人半个头，如何在打败敌人后拼命追杀，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叫回来……小方把这些写到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这也是对“卢沟桥事变”的第一篇报道。
随着战事发展，小方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从他的文章和照片中，你能感受到由远及近的炮声、厮杀声和浓烈刺鼻的硝烟。
当时，小方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买一张《大公报》——这是一家人了解小方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9月30日，小方发自河北蠡县的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刊登后，这个热情四射的青年就此彻底消失了……
小方失踪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找他，但一直没有音信——他很可能已经牺牲在抗战报道前线了。
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者
小方失踪前的两年里，拍摄了大量照片，现在还有800多张底片，大多是民风民俗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是1999年，棕褐色的盒子里整齐地码放着一些粉色纸袋，上面都印有德记商行的字号。至今，我还记得从纸袋中取出黑白底片的感觉，轻轻地，仿佛怕惊动了一个沉睡中的人。
小方的镜头很朴实，他拍井底的矿工，城市里的搬运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纤夫，一个父亲和他的5个儿子，一个母亲和她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女儿，海水中嬉笑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小喇嘛，运送补给品的民夫散漫地走在高山之下，一名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在掩体里……他拍摄的下层民众是健康的，不少人都是笑着的，丝毫没有一些国外摄影师所呈现出来的孱弱和萎靡。而且，小方对民众有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不管是乞丐还是纤夫，抑或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他都表现出真实的情感，那是一种爱。 如果你再结合小方写的那些报道看这些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有深意。他采访矿工，自己也会下到井下。这些矿工不但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工作非常危险，但小方总是留给人希望。“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因为有千万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战斗！”他的照片也是，工人们微笑着，并不那么愁苦。
在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背后，你能感觉到小方的善良乐观。他看到那些情景能不悲伤吗？但他把潜台词留给了自己，把希望留给大家。
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
小方失踪以后，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协和的老院子，1969年，老人去世了。老人曾说要用暗房的木头做棺材，娘俩永远在一起。可最终没能实现，天长日久，暗房木头蛀坏了，被当作了柴火。小方的妹妹一直在收集整理他的东西，这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现在，他的姐姐和妹妹都过世了，除了外甥张在璇，其他人不太了解小方了。
小方是一个行胜于言的人。他很少和家人说自己的事，很多是妹妹看了他的通讯才知道的。1933年，小方的同学、诗人方殷因为参加民主运动被捕，小方知道后，打听到了方殷的秘密住处，把文件、传单“席卷”而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小方是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独立意识的青年，他追求进步，但思想中没有党派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民本的、人本的朴素思想。
小方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他经常在妹妹房里洗脚，洗完也不倒水，要妹妹倒。后来，两人还为此吵了一架，很久不说话。在保定时，小方听说八路军挺进热河，甚至放下《大公报》的工作，赶去采访，最后因为消息不准才作罢，因此被范长江批评了一顿。
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小方，想着他生活中这些小事我就想笑，这孩子怎么也会这么“二”呢。
后记
冯雪松知道小方是因为1999年的一份传真——时任中国摄影家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想请央视推广关于方大曾的书，本来不是发给他的。但阴差阳错，他和小方结了缘。
看到那份传真的时候，冯雪松正承受工作的压力，陷入对未来的迷茫，还为罹患重病的父亲而心力交瘁。这个失踪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成了他忘记痛苦、走向希望的力量源泉。15年来，他追寻着小方的脚步，从北京到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在澳门驻站时，他一直随身带着关于小方的材料，方便查外文报纸;他不知为此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别人说他傻，他说是把这当作公益事业;遇到挫折和不顺的时候，他会想：如果是小方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很多人问冯雪松，为什么会用15年去追寻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年轻记者？他说，小方是一个很纯粹甚至理想化的人，他能让你照见自己的人格。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后，张在璇对他说：“你从战场上把舅舅的灵魂捡回来了。”但在冯雪松看来，小方的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是面向未来的探求。一个人应该对民众和国家怀有一种情怀，不因暴力和金钱，就像小方。
冯雪松觉得自己只是个药引子，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小方。小方摄影展、小方大学宣讲都在策划中，他还打算用出书的版税和拍卖小方照片的钱，建立小方新闻奖，专门面向有为的年轻记者。有人找到冯雪松，说：要给小方做个头像，也有人说，要为小方拍电影。
采访结束时，冯雪松说他做过一个梦。梦中，有人拍拍他的肩，说：“你怎么才来呀。”而那人，正是小方。
方大曾，笔名小方，1912年生，战地记者，全面展现绥远抗战、“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1937年失踪，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冯雪松，1970年生，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从1999年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新书《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他一直在追踪报道小方。
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小方就这样出发了。带回来的是一篇篇最新战况报道和一张张充满人文关怀的照片。
他曾是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记者之一，与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为《申报》《良友画报》 《大公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英国《伦敦图画新闻》等供稿。25岁时，他突然失踪了。
随着《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出版，一个历史碎片式的小方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青年。永远25岁的小方，依旧温暖人心，有着持之以恒的勃勃生机。
用稿费买回胶卷、相机
小方拍了很多照片，但他本人留下的照片的不过10余张。从照片上看，他的穿着打扮是时髦的，飞行帽、工装裤、皮鞋。
小方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在外交部工作。他家在北京协和胡同有一个600多平米的宅子。
说到对小方的影响，母亲倒是更多一些。她是个家庭主妇，但很开明;她会中医，胡同里谁有个小灾小病都找她，也不收钱——这应该是小方民主思想和平民意识的来源吧。读小学时，小方就喜欢摄影，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
当时的摄影师大多满足于在沙龙里拍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小方爱拍车夫、苦力。他的妹妹方澄敏告诉我说，小方很少给朋友和家人照，别人也不求他，怕碰软钉子。小方经常徒步到各处拍照，回来后自己冲洗。照片冲出来后，他就投到报刊杂志去，用稿费再买胶卷。他拍的“四子王府结婚照”刊登在英国一个杂志上，得来的稿费买了一架高级的“禄来福克斯”相机。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参与机关报《反帝新闻》的编辑工作。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外面跑，常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家，活跃在平津以及冀、晋、察、绥一带。他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灰色的暗房。有时候妹妹方澄敏也帮着定影，打打下手。
1934年大学毕业后，小方先是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又调去了天津。后来，他还和几位朋友组建了“中外新闻学社”。那几年，小方报道过大连走私，拍过“一二？九”运动;他还深入冀东伪政府所在地，娼、赌、烟毒、走私无不摄入他的镜头。
发自二十九军阵地的报道
1936年11月，在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了战争，这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冲突。战争一开始，小方就去了前线，北京—集宁—高家地—红格尔图—集宁—陶林（位于今乌兰察布），43天的行程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起点。
从高家地到红格尔图是60里荒原地带，常有土匪出没，但小方执意要去这个军事重地。驻地张团长只好借给他一匹马，还派了30名骑兵护送。翻越阴山前往陶林时，小方唯一的随从——十三军的一个士兵差点中途折返，而他坚持完成了采访。
小方把前线见闻写成了长篇通讯《绥远前线视察记》，在文章结尾，他悲悯而愤怒地写道：“战争是这样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小方正在家里休假，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他决定去卢沟桥看一看。10日早晨，小方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母亲妹妹匆匆告别。一路上，他骑着自行车，通过了日军的盘问，到了宛平城下。他看到童子军在向商户募捐，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站在卢沟桥上，他看到辽阔的白云、永定河岸的原野，感叹“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要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被守城小战士用枪口对着，小方很欣慰，觉得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
当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至指挥部会谈时，小方已然出现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了，他记录下了士兵们如何拔出大刀斩去了敌人半个头，如何在打败敌人后拼命追杀，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叫回来……小方把这些写到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这也是对“卢沟桥事变”的第一篇报道。
随着战事发展，小方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从他的文章和照片中，你能感受到由远及近的炮声、厮杀声和浓烈刺鼻的硝烟。
当时，小方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买一张《大公报》——这是一家人了解小方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9月30日，小方发自河北蠡县的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刊登后，这个热情四射的青年就此彻底消失了……
小方失踪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找他，但一直没有音信——他很可能已经牺牲在抗战报道前线了。
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者
小方失踪前的两年里，拍摄了大量照片，现在还有800多张底片，大多是民风民俗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是1999年，棕褐色的盒子里整齐地码放着一些粉色纸袋，上面都印有德记商行的字号。至今，我还记得从纸袋中取出黑白底片的感觉，轻轻地，仿佛怕惊动了一个沉睡中的人。
小方的镜头很朴实，他拍井底的矿工，城市里的搬运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纤夫，一个父亲和他的5个儿子，一个母亲和她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女儿，海水中嬉笑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小喇嘛，运送补给品的民夫散漫地走在高山之下，一名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在掩体里……他拍摄的下层民众是健康的，不少人都是笑着的，丝毫没有一些国外摄影师所呈现出来的孱弱和萎靡。而且，小方对民众有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不管是乞丐还是纤夫，抑或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他都表现出真实的情感，那是一种爱。 如果你再结合小方写的那些报道看这些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有深意。他采访矿工，自己也会下到井下。这些矿工不但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工作非常危险，但小方总是留给人希望。“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因为有千万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战斗！”他的照片也是，工人们微笑着，并不那么愁苦。
在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背后，你能感觉到小方的善良乐观。他看到那些情景能不悲伤吗？但他把潜台词留给了自己，把希望留给大家。
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
小方失踪以后，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协和的老院子，1969年，老人去世了。老人曾说要用暗房的木头做棺材，娘俩永远在一起。可最终没能实现，天长日久，暗房木头蛀坏了，被当作了柴火。小方的妹妹一直在收集整理他的东西，这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现在，他的姐姐和妹妹都过世了，除了外甥张在璇，其他人不太了解小方了。
小方是一个行胜于言的人。他很少和家人说自己的事，很多是妹妹看了他的通讯才知道的。1933年，小方的同学、诗人方殷因为参加民主运动被捕，小方知道后，打听到了方殷的秘密住处，把文件、传单“席卷”而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小方是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独立意识的青年，他追求进步，但思想中没有党派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民本的、人本的朴素思想。
小方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他经常在妹妹房里洗脚，洗完也不倒水，要妹妹倒。后来，两人还为此吵了一架，很久不说话。在保定时，小方听说八路军挺进热河，甚至放下《大公报》的工作，赶去采访，最后因为消息不准才作罢，因此被范长江批评了一顿。
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小方，想着他生活中这些小事我就想笑，这孩子怎么也会这么“二”呢。
后记
冯雪松知道小方是因为1999年的一份传真——时任中国摄影家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想请央视推广关于方大曾的书，本来不是发给他的。但阴差阳错，他和小方结了缘。
看到那份传真的时候，冯雪松正承受工作的压力，陷入对未来的迷茫，还为罹患重病的父亲而心力交瘁。这个失踪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成了他忘记痛苦、走向希望的力量源泉。15年来，他追寻着小方的脚步，从北京到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在澳门驻站时，他一直随身带着关于小方的材料，方便查外文报纸;他不知为此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别人说他傻，他说是把这当作公益事业;遇到挫折和不顺的时候，他会想：如果是小方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很多人问冯雪松，为什么会用15年去追寻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年轻记者？他说，小方是一个很纯粹甚至理想化的人，他能让你照见自己的人格。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后，张在璇对他说：“你从战场上把舅舅的灵魂捡回来了。”但在冯雪松看来，小方的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是面向未来的探求。一个人应该对民众和国家怀有一种情怀，不因暴力和金钱，就像小方。
冯雪松觉得自己只是个药引子，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小方。小方摄影展、小方大学宣讲都在策划中，他还打算用出书的版税和拍卖小方照片的钱，建立小方新闻奖，专门面向有为的年轻记者。有人找到冯雪松，说：要给小方做个头像，也有人说，要为小方拍电影。
采访结束时，冯雪松说他做过一个梦。梦中，有人拍拍他的肩，说：“你怎么才来呀。”而那人，正是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