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初，绍兴人章锡琛（1889—1969）独身闯入上海滩，在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他决心自己干一番大事业，1926年8月22日在宝山路的家中挂出了“开明书店”的招牌，据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史料记载为鲁迅取的名，孙伏园所书。考“开明”一词有双重意义。一是日出东方，见《淮南子·墬形训》：“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明，指太阳。日出东方，则天下大明。二是育人发蒙，见扬雄《法言·问道》：“吾焉开明哉？惟圣人为可以开明。”汪荣宝义疏：“开明即发蒙之意，言开蒙以为明也。”
　　章锡琛首先将目标定在“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1927年首创《开明活叶文选》，成为大中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其内容、编校、纸张、印刷、装帧设计都十分讲究，在读书界享有盛誉。一直办到抗日战争爆发，文选已出了两千多期。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宣布《新女性》停刊：“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是1a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他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表现。开明书店还出版过一套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共八册，叶圣陶写的课文，丰子恺绘的插图。书本以确能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为目标，内容紧系儿童生活，材料活泼有趣，文体兼容博取，模式语调切近儿童口吻，图画与文字有机配合，这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是很新颖的做法。1932年初版后印行四十余版次，受到了读者的极大欢迎。
　　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称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开明书店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万元，但章锡琛凭借自己的能力吸引了一大批文化人，稳扎稳打，使之成为中国六大书局（商务、中华、开明、大东、世界、正中）之一，后来更和商务、中华鼎足而三。开明书店拥有由夏丏尊、叶圣陶、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丰子恺、钱君匋、王伯祥、徐调孚、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纲的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
　　章锡琛一心做事业，更是十分注重信誉。他特别强调：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延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当开明书店逐渐成为声誉鹊起的出版机构时，一些著名的人物都来亲自登门了。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三百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想不到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编成《开明英文读本》，林语堂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达三十万元。事实证明，章锡琛和开明书店是值得信赖的文化朋友，也是作者利益确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尊重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尤其是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做到向来不拖欠，不隐瞒。
　　上海是“左联”的根据地，旗帜人物是鲁迅，背后是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章锡琛是革命文学的知音，开明书店曾出版过茅盾的《蚀》、《虹》、《三人行》、《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灭亡》、《新生》，高尔基著、沈端先译的《母亲》等名著。1934年2月，国民党下令查禁一百四十九种书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冯雪峰、钱杏邨、巴金等二十八位进步作家的书籍，涉及二十五家出版社。开明书店领衔联合同业，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章锡琛还和夏丏尊联名写信给蔡元培、邵力子，迫使当局放宽禁书尺度。当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后，鲁迅扶病收集整理了他的遗作译文集《海上述林》。当时出版这本书要冒很大的风险，书店都避而远之，章锡琛毅然接下书稿，秘密排字制版，由内山完造在日本印行。鲁迅在《〈海上述林〉上卷序言》中，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后，日军查封开明等书店，强令充当宣传“大东亚共荣”的工具，遭到一致拒绝。开明的出版工作就此停顿，凡留沪的作家、朋友和同人生活困苦者，章锡琛派人送去生活费，以解燃眉之急，共渡难关。1943年12月15日，章锡琛、夏丏尊被日军从寓所抓走，震动了文化出版界。经多方营救，十天后获释。两位先生在狱中都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章锡琛写诗明志：“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
　　开明书店后来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整整九十年的历史，人们还记得《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儿童国语读本》、《開明中国历史讲义》、《开明常识课本》……近年来图书市场掀起“民国课本热”，这面镜子反映出国人对当下人文教育的思索，也是真诚的怀旧——向一家名曰“开明”的书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