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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四十余年的创作中，诗人梁平回跃到诗与人合一的中国诗学伟大传统中，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皆可视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他的诗歌语言与其生活/生命共在;他的诗的世界是“有我”的世界，又充满突围的寓托;他的写作以“反向”的方式接通了诗思与哲思。
关键词：梁平;生命;突围;反向
我并非第一次评论梁平的诗，但似乎刚刚意识到他的诗里有什么在我内心如檐雨嘀嗒作响，在相距我写的第一篇评论二十一年之后，又悄然汇流成溪，澄清着我对诗的感知和体认。
那就是，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诗人，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皆可视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他的每一首诗也皆可看作带着轰鸣，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的一根根钻杆，就像W·S·默温所言，诗“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它、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①。生命及其体验深不可测，变幻无穷，看上去这是一个无法触底也无可企及的目标。然而，强力的诗人总在不可理喻地追求不可实现之物中活出自己，成为一束纯粹的火焰。在任何时代、国度和民族，可配得上伟大诗人、艺术家称号的人，大概没有谁不具备理想主义精神，以及虔诚、坚忍、无所畏惧的态度。
这自然不是说梁平已位居“伟大”诗人之列，他对同时代伟大诗人的敬仰与赞美，在《时间上的米沃什》《一只简单的母鹿——致辛博尔斯卡》等诗中表露无遗。也很难确切指出从何时开始，由何契机触发，梁平将诗视为涵育其全部生命体验的不二文体;这同时意味着，他将重新朝着这个世界出发，与更多的人与物发生关系，产生摩擦，留下或深或浅的“我”的印记。至少就收入《时间笔记》中的近两三年诗作来说，他的这一愿望变得越来越紧迫，他的情感在每首诗中几乎都要满溢而出;他似乎弃置了克制、节俭、适度、平衡等现代（西方）诗歌的“美德”，而倾心于建设其理想中的“诗美”：说人话，写人事，抒真情，切勿装神弄鬼自欺欺人。这与其说是诗人不断走向成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规矩、分寸、圆融——不如说他进入一个“逆生长”期，也就是，重新返回近似童稚状态的对世界、对他人无尽的好奇心，永不停歇地观察、感受、描摹，以及毫不掩饰的对万物的巨大喜悦。在《我的南方不是很南》中，如你所见，涌动着的是一种巨大的喜悦和幸福，一种清除所有诱惑之后妙不可言的安逸;一种自在，一种与“天地间唯有我在”截然不同的“唯有天地间我在”的恬淡;一种如他所常言的普通、正常——从诗学角度说，这种普通、正常，就是回跃到诗与人合一的中国诗学伟大传统中去。诗人、文学史家、评论家李长之在比较李白与杜甫时说到，两位诗人同样伟大，只不过“杜甫只是客观的、只是被动的，以反映那生命上的一切”，“在李白这里乃是，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②。两位诗人与川蜀之地交集密切，生于斯长于斯的梁平不可能不受到这两大诗人人格的浸染，并与之会心于“生命”这一诗的命门。就像梁平不惮其烦地自述，“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我的诗一定是我在。……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进与出，看得见我的喜怒哀乐”。③《欲望》一诗如此写道：“我的欲望一天天减少，/像电影某个生猛镜头的淡出，/舒缓，渐渐远去。//……//天亮得比以前早了，窗外的鸟，/它们的歌唱总是那么干净，/我和它们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的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但不是行尸走肉，过眼的云烟，/一一辨认，点到为止。”这里，如果确实存在诗人写作的“逆生长”，也不应被理解为倒退或复古，而是回跃，亦即以退为进;也不妨理解为，一个人坠入地心的过程是向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行为。你可以说那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新世界，但它早已存在，只是由于种种外在于生命本体的欲望的扰乱而未在文字间（完全）现身。因此，《欲望》奇特地显示了发生在诗人生命内部两种欲望相反相成的激荡：一方面“我的欲望一天天减少”，直至“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但另一方面，回复到世界的原初存在（“窗外的鸟，/它们的歌唱总是那么干净”），以及因此而感悟到自身的洁净与本真（“我和它们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这样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催迫着“我”进入到世界中去：“干净”与“银铃般的笑声”这种在他人看来毫无诗意乃至俗不可耐的语词，在诗之内的“我”和诗之外的梁平那里，成为不可更易的定音词：诗是世界原初的声音与诗人本性的声音，在文字间的此呼彼应。《欲望》表达着诗人的生活历程即生命历程亦即（以暗示的方式）写作历程。但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甚至可能欣喜过那些“生猛镜头”在诗中的频现。但“天亮得比以前早了”——这只能是纯粹的个人经验，也确乎有着不可言说的蕴含。也因此，“干净”“银铃般的笑声”这样的语词只能由它们自己去解释：如此普通、正常的语词，很可能曾经让这位以语言为生的人羞赧过。现在，“天亮得比以前早了”，一切都是那么坦然。
然而，把梁平的诗定位在生活之诗、生命之诗又如何呢？一向秉持要学会欣赏、尊重别人的梁平口中的“别人”，他们的诗未必不是如此？一方面，如李长之所言，“别人”的诗可能只是客观、被动的对生命的折射;而梁平的理想是要以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因此他需要的不是在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里，而是在世界的整体之中左冲右撞，像一只在悬崖峭壁间奔跳的岩羊。他并不知道此彻底性将终止于何处，甚至绝无终止之可能，但也正在此时，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当一个人“不可亵渎、不受诱惑、毫不动摇”的时候，他才会那样地充满魅力。④更为重要的一面是，梁平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诗不是用以表达诗人对生活/生命的体认的载体——这种普遍存在于诗人群与读者群的对诗歌的认知，实际上是确认一个人先有“生活”或“生命”的存在，他的任务只是把它映现在某种特殊的文字中。对梁平而言，语言文字是其生活/生命所从出的场所，如果它具有某种看起来不一样的形态，全然是因为生活/生命的浩瀚与精微，所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梁平的诗歌语言是与他的生活/生命共在的，犹如一张纸的两面，无法剥离;“生活”“生命”这样抽象的东西，只能藉由诗歌来追寻、指认。以《时间上的米沃什》为例，它写的是米沃什，还是那位写米沃什的“我”？都是，又都不是。米沃什成为波兰的一个神话，恰恰是因为在属于他的时间中，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生命。这一生命既是浩大无边的，又是无微不至的，“制造这个神话的大脑，是一片海，/无数种类在海里相互撕咬，相互激活，排列出井然的秩序”。这是一首生命之诗，也是一首关于时间的颂歌。写诗的未现身的“我”确认“敏锐、毫不妥协的承担”是生命的必需，也确证于诗中“撕开人类剧烈冲突中的赤裸”的必要;这种确认和确证是写作者注入自己生命中的某种绝对律令。那么，诗人米沃什在其一生、在超越时间的意义上，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了吗？诗人梁平和这首詩的读者无从回答。但米沃什曾经很肯定地说，“我确实认为最好的成绩都是由那些直接与生命建立联系而不是与书写文字建立联系的人取得的”⑤。他把诗歌理解为一种去芜存菁的行为：祛除以日常生活为名填塞进诗行的芜杂，直至在时间中，在诗人的持久忍耐中，在日复一日单调而艰辛的劳作中，沉淀出属于个体生命的熠熠光华。只不过看起来，当许多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诗人在诗中让出“我”，以便以客观、冷静的方式凸显世界本来面目的时候，梁平坚定了一条落尽岁月沧桑的茶马古道：让一个个“我”接踵而至，与这个世界亲密接触、交会、摩擦乃至冲撞。在题为《湖心岛》的诗中，湖心岛不啻是诗和写诗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境况的最好隐喻;在“我”的凝视与推动下，可以意识到它在生长，在扩大。每生长一寸，扩大一分，它与世界的接触面就随之延伸，其边缘所激起的浪花便更为晶莹、透亮、迷幻。在这个孤岛上，“我”是自愿戴上面罩、自愿被押解的俘虏，仅仅出于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巨大好奇。“我”在仿佛“扎进水里”，又恍若在“从水里生长起来”的遍体鳞伤的石头身上确认了自己，就如同在《石头》一诗中，“我”确认自己的前世就是赤裸的石头，“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无论被抬举还是被抛弃，/都在用身体抵抗强加给它的表情，/即使伤痕累累”。 诗人梁平没有在诗中让出“我”以便呈现一个完整世界，相反，他几乎让他所有的抒情诗，都成为赤裸裸的有我的世界;他役使着“我”纵身跳入这个世界，以至乐不思蜀，其目的如前述及，是为了在生命体验可能达至的极限处，去指认和确证自我。如同里尔克感慨的：“说到底，艺术作品总是一个人于险象环生中的结果，是身体力行走遍所有路途，至于山穷水尽，再无可能更进一步的结果。走得越远，体验便越发自我，越发个人，越发独特;而所完成的作品最终便不可或缺，不可遏制，且，尽可能地，成为此种独特的决定性表达……”⑥由此不难理解，梁平诗中充满突围的隐喻和寓托：突围即是抵近、逼近，就是在山穷水尽处去瞥见柳暗花明。这种突围行为，在其诗作中体现为突破若干圈层。首先是突破自我或他者附加在身上的各种挂件，这被诗人表述为“卸下”“清零”或“舍得”。《卸下》开篇即言“卸下面具，/卸下身上的装扮，赤裸裸”，其所指即是突围：“突出四面埋伏的围困，/清心，并且寡欲。”而其效果是“看天天蓝，看云云白”。《欲望》直接表述了要将七情六欲“清空为零”。《舍得》则言：“所有身外之物开始脱落，/虚荣、自恋、得失的计较，/都是头皮的屑。过去就是过得去，/转过身，又是一片新大陆。”在清除身外之物之后，“转过身”成为诗人释放的新欲望。其次是走出自我圈定的陋室，走向屋外的大千世界。梁平诗中不时出现凝视窗外的意象，诗人隐身的陋室類似于柏拉图关于洞穴的隐喻：穴居人将自己投射到对面洞壁上的影影绰绰的影子，当作真实的世界。而许多写作者并未从此古老隐喻中获得启示，也就未能从虚幻的世界中走出来。第三是从梦与现实的杂沓、纠缠中突围，如《城市深睡眠》《经常做重复的梦》《在某个夜里突然失踪》《夜有所梦》等。诗中的“我”游走于梦与现实的边缘，藉由另一世界来认识现实世界，也经由深睡眠中的“我”来认识真实的“我”的眼中真实的世界：“在城市进入深睡眠以后，/我的另一个我，游离，/我的灵魂出窍。/我就是埋伏的天狼星，/在天上看，看城市卸下面具，/看赤裸裸的人。”（《城市深睡眠》）突围的最后一层、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是突破自我，走向反向的“我”：“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所以面对你就是一个问题。/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比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你是不是你不重要，/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我是我自己的错觉。/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找回自己，比如不醒人事的酒醉，/比如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不会有事无事责怪别人，/所谓格局，就是放得下鲜花，/拿得起满世界的荆棘。”（《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梁平诗中毫不避讳“我”，却极少出现“你”，尤其这个“你”，既作为“我”的另一重主体，又作为被观察、被剖析的“我”的客体而出现。此刻这个“你”真切地现身于“我”和读者眼前：“你”并不是“我自己的反方向”，而是另一个“我”要告别的“我”;或者说，“你”是“我”告别了另一个“我”之后留下的影子。如同鲁迅在《影的告别》中所写，“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当然，梁平并没有也不会彷徨于“无地”，他企望的是做正常世界里的普通人，但这同样需要付出伤筋动骨乃至脱胎换骨的代价。梁平以在诗行中召唤出“你”的方式，以“反向”的方式，接通了诗思与哲思。易言之，没有人可以单凭“我”来看清“我”，探索世界、认识他人、融入万物是认识自我、确证自我，进而领悟生命真义的不二法门。这就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我就是荒芜”⑦;希勒尔（Hillel）所说，“如果我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么谁会为我呢？如果我只是为了我自己，那么我又是谁？”⑧这就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他人时的“心灵总态度”⑨。他以此统摄生命中所遭逢的一切，却是为了从不同方向来审视“我”，建设自己的生命格局。
老叶芝（J·B·叶芝）在给儿子、诗人W·B·叶芝的信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艺术将会迎来一个新天地。所有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回应，它如果称得上重要和伟大，就一定不能逃避生活。当然世界上也有脱离现实的精美艺术，但这类艺术美则美矣，惜无活力……在米开朗琪罗的年代，要逃避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分钟的生活都像牙疼那么真实，像世界末日审判那么严峻和深入骨髓。”⑩梁平的诗不只是给读者以牙疼、以荆棘满手那样的真实感，也给他们以花开灿烂、以“树叶羽化成云”的愉悦感，以“与山交换八两醉意”的满足感，概言之，是给读者以“知冷知暖、知苦知痛，就是真正的人间烟火”的人生体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要以这样的认知让你的写作落地生根”。11即便是草根，如梁平所写，也有它并非卑微的生命基因，无法杂交，只能迎风而立，让一缕缕根须如一次次闪电，从另一面，照亮大地和在大地上永无停歇地行走的人。
注释：
①《W.S.默温》，伽禾译，见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页。
②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见《李白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③11舒晋瑜：《梁平访谈：宏大叙事的境界和主旋律诗歌的技巧》，《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8日。
④[美]汉娜·阿伦特：《献辞》，见[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页。
⑤《米沃什访谈录》，黄灿然译，《外滩画报》2011年10月13日。
⑥[奥]里尔克：《观看的技艺：里尔克论塞尚书信选》，光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页。
⑦[德]汉斯·萨尼尔：《雅斯贝尔斯》，张继武、倪梁康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9页。
⑧转引自[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页。
⑨罗振亚：《睿智而质感的思想言说——梁平诗集〈家谱〉印象》，《文艺报》2018年3月28日，第5版。
⑩[爱尔兰]约翰·巴特勒·叶芝：《叶芝家书》，叶安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研究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ZDA240）
实习编辑：刘
关键词：梁平;生命;突围;反向
我并非第一次评论梁平的诗，但似乎刚刚意识到他的诗里有什么在我内心如檐雨嘀嗒作响，在相距我写的第一篇评论二十一年之后，又悄然汇流成溪，澄清着我对诗的感知和体认。
那就是，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诗人，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皆可视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他的每一首诗也皆可看作带着轰鸣，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的一根根钻杆，就像W·S·默温所言，诗“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它、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①。生命及其体验深不可测，变幻无穷，看上去这是一个无法触底也无可企及的目标。然而，强力的诗人总在不可理喻地追求不可实现之物中活出自己，成为一束纯粹的火焰。在任何时代、国度和民族，可配得上伟大诗人、艺术家称号的人，大概没有谁不具备理想主义精神，以及虔诚、坚忍、无所畏惧的态度。
这自然不是说梁平已位居“伟大”诗人之列，他对同时代伟大诗人的敬仰与赞美，在《时间上的米沃什》《一只简单的母鹿——致辛博尔斯卡》等诗中表露无遗。也很难确切指出从何时开始，由何契机触发，梁平将诗视为涵育其全部生命体验的不二文体;这同时意味着，他将重新朝着这个世界出发，与更多的人与物发生关系，产生摩擦，留下或深或浅的“我”的印记。至少就收入《时间笔记》中的近两三年诗作来说，他的这一愿望变得越来越紧迫，他的情感在每首诗中几乎都要满溢而出;他似乎弃置了克制、节俭、适度、平衡等现代（西方）诗歌的“美德”，而倾心于建设其理想中的“诗美”：说人话，写人事，抒真情，切勿装神弄鬼自欺欺人。这与其说是诗人不断走向成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规矩、分寸、圆融——不如说他进入一个“逆生长”期，也就是，重新返回近似童稚状态的对世界、对他人无尽的好奇心，永不停歇地观察、感受、描摹，以及毫不掩饰的对万物的巨大喜悦。在《我的南方不是很南》中，如你所见，涌动着的是一种巨大的喜悦和幸福，一种清除所有诱惑之后妙不可言的安逸;一种自在，一种与“天地间唯有我在”截然不同的“唯有天地间我在”的恬淡;一种如他所常言的普通、正常——从诗学角度说，这种普通、正常，就是回跃到诗与人合一的中国诗学伟大传统中去。诗人、文学史家、评论家李长之在比较李白与杜甫时说到，两位诗人同样伟大，只不过“杜甫只是客观的、只是被动的，以反映那生命上的一切”，“在李白这里乃是，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②。两位诗人与川蜀之地交集密切，生于斯长于斯的梁平不可能不受到这两大诗人人格的浸染，并与之会心于“生命”这一诗的命门。就像梁平不惮其烦地自述，“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我的诗一定是我在。……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进与出，看得见我的喜怒哀乐”。③《欲望》一诗如此写道：“我的欲望一天天减少，/像电影某个生猛镜头的淡出，/舒缓，渐渐远去。//……//天亮得比以前早了，窗外的鸟，/它们的歌唱总是那么干净，/我和它们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的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但不是行尸走肉，过眼的云烟，/一一辨认，点到为止。”这里，如果确实存在诗人写作的“逆生长”，也不应被理解为倒退或复古，而是回跃，亦即以退为进;也不妨理解为，一个人坠入地心的过程是向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行为。你可以说那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新世界，但它早已存在，只是由于种种外在于生命本体的欲望的扰乱而未在文字间（完全）现身。因此，《欲望》奇特地显示了发生在诗人生命内部两种欲望相反相成的激荡：一方面“我的欲望一天天减少”，直至“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但另一方面，回复到世界的原初存在（“窗外的鸟，/它们的歌唱总是那么干净”），以及因此而感悟到自身的洁净与本真（“我和它们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这样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催迫着“我”进入到世界中去：“干净”与“银铃般的笑声”这种在他人看来毫无诗意乃至俗不可耐的语词，在诗之内的“我”和诗之外的梁平那里，成为不可更易的定音词：诗是世界原初的声音与诗人本性的声音，在文字间的此呼彼应。《欲望》表达着诗人的生活历程即生命历程亦即（以暗示的方式）写作历程。但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甚至可能欣喜过那些“生猛镜头”在诗中的频现。但“天亮得比以前早了”——这只能是纯粹的个人经验，也确乎有着不可言说的蕴含。也因此，“干净”“银铃般的笑声”这样的语词只能由它们自己去解释：如此普通、正常的语词，很可能曾经让这位以语言为生的人羞赧过。现在，“天亮得比以前早了”，一切都是那么坦然。
然而，把梁平的诗定位在生活之诗、生命之诗又如何呢？一向秉持要学会欣赏、尊重别人的梁平口中的“别人”，他们的诗未必不是如此？一方面，如李长之所言，“别人”的诗可能只是客观、被动的对生命的折射;而梁平的理想是要以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因此他需要的不是在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里，而是在世界的整体之中左冲右撞，像一只在悬崖峭壁间奔跳的岩羊。他并不知道此彻底性将终止于何处，甚至绝无终止之可能，但也正在此时，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当一个人“不可亵渎、不受诱惑、毫不动摇”的时候，他才会那样地充满魅力。④更为重要的一面是，梁平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诗不是用以表达诗人对生活/生命的体认的载体——这种普遍存在于诗人群与读者群的对诗歌的认知，实际上是确认一个人先有“生活”或“生命”的存在，他的任务只是把它映现在某种特殊的文字中。对梁平而言，语言文字是其生活/生命所从出的场所，如果它具有某种看起来不一样的形态，全然是因为生活/生命的浩瀚与精微，所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梁平的诗歌语言是与他的生活/生命共在的，犹如一张纸的两面，无法剥离;“生活”“生命”这样抽象的东西，只能藉由诗歌来追寻、指认。以《时间上的米沃什》为例，它写的是米沃什，还是那位写米沃什的“我”？都是，又都不是。米沃什成为波兰的一个神话，恰恰是因为在属于他的时间中，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生命。这一生命既是浩大无边的，又是无微不至的，“制造这个神话的大脑，是一片海，/无数种类在海里相互撕咬，相互激活，排列出井然的秩序”。这是一首生命之诗，也是一首关于时间的颂歌。写诗的未现身的“我”确认“敏锐、毫不妥协的承担”是生命的必需，也确证于诗中“撕开人类剧烈冲突中的赤裸”的必要;这种确认和确证是写作者注入自己生命中的某种绝对律令。那么，诗人米沃什在其一生、在超越时间的意义上，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了吗？诗人梁平和这首詩的读者无从回答。但米沃什曾经很肯定地说，“我确实认为最好的成绩都是由那些直接与生命建立联系而不是与书写文字建立联系的人取得的”⑤。他把诗歌理解为一种去芜存菁的行为：祛除以日常生活为名填塞进诗行的芜杂，直至在时间中，在诗人的持久忍耐中，在日复一日单调而艰辛的劳作中，沉淀出属于个体生命的熠熠光华。只不过看起来，当许多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诗人在诗中让出“我”，以便以客观、冷静的方式凸显世界本来面目的时候，梁平坚定了一条落尽岁月沧桑的茶马古道：让一个个“我”接踵而至，与这个世界亲密接触、交会、摩擦乃至冲撞。在题为《湖心岛》的诗中，湖心岛不啻是诗和写诗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境况的最好隐喻;在“我”的凝视与推动下，可以意识到它在生长，在扩大。每生长一寸，扩大一分，它与世界的接触面就随之延伸，其边缘所激起的浪花便更为晶莹、透亮、迷幻。在这个孤岛上，“我”是自愿戴上面罩、自愿被押解的俘虏，仅仅出于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巨大好奇。“我”在仿佛“扎进水里”，又恍若在“从水里生长起来”的遍体鳞伤的石头身上确认了自己，就如同在《石头》一诗中，“我”确认自己的前世就是赤裸的石头，“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无论被抬举还是被抛弃，/都在用身体抵抗强加给它的表情，/即使伤痕累累”。 诗人梁平没有在诗中让出“我”以便呈现一个完整世界，相反，他几乎让他所有的抒情诗，都成为赤裸裸的有我的世界;他役使着“我”纵身跳入这个世界，以至乐不思蜀，其目的如前述及，是为了在生命体验可能达至的极限处，去指认和确证自我。如同里尔克感慨的：“说到底，艺术作品总是一个人于险象环生中的结果，是身体力行走遍所有路途，至于山穷水尽，再无可能更进一步的结果。走得越远，体验便越发自我，越发个人，越发独特;而所完成的作品最终便不可或缺，不可遏制，且，尽可能地，成为此种独特的决定性表达……”⑥由此不难理解，梁平诗中充满突围的隐喻和寓托：突围即是抵近、逼近，就是在山穷水尽处去瞥见柳暗花明。这种突围行为，在其诗作中体现为突破若干圈层。首先是突破自我或他者附加在身上的各种挂件，这被诗人表述为“卸下”“清零”或“舍得”。《卸下》开篇即言“卸下面具，/卸下身上的装扮，赤裸裸”，其所指即是突围：“突出四面埋伏的围困，/清心，并且寡欲。”而其效果是“看天天蓝，看云云白”。《欲望》直接表述了要将七情六欲“清空为零”。《舍得》则言：“所有身外之物开始脱落，/虚荣、自恋、得失的计较，/都是头皮的屑。过去就是过得去，/转过身，又是一片新大陆。”在清除身外之物之后，“转过身”成为诗人释放的新欲望。其次是走出自我圈定的陋室，走向屋外的大千世界。梁平诗中不时出现凝视窗外的意象，诗人隐身的陋室類似于柏拉图关于洞穴的隐喻：穴居人将自己投射到对面洞壁上的影影绰绰的影子，当作真实的世界。而许多写作者并未从此古老隐喻中获得启示，也就未能从虚幻的世界中走出来。第三是从梦与现实的杂沓、纠缠中突围，如《城市深睡眠》《经常做重复的梦》《在某个夜里突然失踪》《夜有所梦》等。诗中的“我”游走于梦与现实的边缘，藉由另一世界来认识现实世界，也经由深睡眠中的“我”来认识真实的“我”的眼中真实的世界：“在城市进入深睡眠以后，/我的另一个我，游离，/我的灵魂出窍。/我就是埋伏的天狼星，/在天上看，看城市卸下面具，/看赤裸裸的人。”（《城市深睡眠》）突围的最后一层、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是突破自我，走向反向的“我”：“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所以面对你就是一个问题。/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比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你是不是你不重要，/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我是我自己的错觉。/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找回自己，比如不醒人事的酒醉，/比如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不会有事无事责怪别人，/所谓格局，就是放得下鲜花，/拿得起满世界的荆棘。”（《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梁平诗中毫不避讳“我”，却极少出现“你”，尤其这个“你”，既作为“我”的另一重主体，又作为被观察、被剖析的“我”的客体而出现。此刻这个“你”真切地现身于“我”和读者眼前：“你”并不是“我自己的反方向”，而是另一个“我”要告别的“我”;或者说，“你”是“我”告别了另一个“我”之后留下的影子。如同鲁迅在《影的告别》中所写，“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当然，梁平并没有也不会彷徨于“无地”，他企望的是做正常世界里的普通人，但这同样需要付出伤筋动骨乃至脱胎换骨的代价。梁平以在诗行中召唤出“你”的方式，以“反向”的方式，接通了诗思与哲思。易言之，没有人可以单凭“我”来看清“我”，探索世界、认识他人、融入万物是认识自我、确证自我，进而领悟生命真义的不二法门。这就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我就是荒芜”⑦;希勒尔（Hillel）所说，“如果我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么谁会为我呢？如果我只是为了我自己，那么我又是谁？”⑧这就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他人时的“心灵总态度”⑨。他以此统摄生命中所遭逢的一切，却是为了从不同方向来审视“我”，建设自己的生命格局。
老叶芝（J·B·叶芝）在给儿子、诗人W·B·叶芝的信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艺术将会迎来一个新天地。所有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回应，它如果称得上重要和伟大，就一定不能逃避生活。当然世界上也有脱离现实的精美艺术，但这类艺术美则美矣，惜无活力……在米开朗琪罗的年代，要逃避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分钟的生活都像牙疼那么真实，像世界末日审判那么严峻和深入骨髓。”⑩梁平的诗不只是给读者以牙疼、以荆棘满手那样的真实感，也给他们以花开灿烂、以“树叶羽化成云”的愉悦感，以“与山交换八两醉意”的满足感，概言之，是给读者以“知冷知暖、知苦知痛，就是真正的人间烟火”的人生体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要以这样的认知让你的写作落地生根”。11即便是草根，如梁平所写，也有它并非卑微的生命基因，无法杂交，只能迎风而立，让一缕缕根须如一次次闪电，从另一面，照亮大地和在大地上永无停歇地行走的人。
注释：
①《W.S.默温》，伽禾译，见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页。
②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见《李白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③11舒晋瑜：《梁平访谈：宏大叙事的境界和主旋律诗歌的技巧》，《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8日。
④[美]汉娜·阿伦特：《献辞》，见[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页。
⑤《米沃什访谈录》，黄灿然译，《外滩画报》2011年10月13日。
⑥[奥]里尔克：《观看的技艺：里尔克论塞尚书信选》，光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页。
⑦[德]汉斯·萨尼尔：《雅斯贝尔斯》，张继武、倪梁康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9页。
⑧转引自[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页。
⑨罗振亚：《睿智而质感的思想言说——梁平诗集〈家谱〉印象》，《文艺报》2018年3月28日，第5版。
⑩[爱尔兰]约翰·巴特勒·叶芝：《叶芝家书》，叶安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研究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ZDA240）
实习编辑：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