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起苏辙（1039—1112），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苏轼之弟，确实，比起“天才”兄长苏轼那如太阳般耀眼的灵感文才与人格魅力，苏辙恰似一轮散发清辉的明月，沉静简洁，恬淡寡欲，虽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
苏辙才华横溢，19岁即进士及第，名动京师，一生勤耕不辍，著作颇丰，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辙大力写作古文，提出了“养气说”，集中体现在其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中。他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文章是一个人精神气质的有力体现，如不先养气丰富内在，单凭学习是写不好文章的，而气却可以通过修养获得。他这里所说的“气”是一种精神状态，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他还认为一个人的气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其所写的文章中，也许作者本人不自知，但别人是可以观察到的。
那么应如何“养气”呢？苏辙强调社会阅历的重要性，认为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为了“激发其志气”，曾广泛结交名者贤士，游历山川形胜，“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这种创作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观点，比韩愈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又前进了一步。
“然而冲和澹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明代文学家茅坤认为苏辙其文具有谦逊和气、淡然宁静而又刚劲放达的特色，称其文章如“片帆截海，澄波不扬”。其实，苏辙内心起伏着感情的滔天巨浪，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波澜不惊的沉静和淡定，厚积薄发中蕴藏着宏大深沉的气象与胸襟。
苏辙在评论别人作品时，也以“气”为标准。对兄长苏轼更是直赞“子瞻诸文皆有奇气”。由于他注重“养气”，所以其文章多以疏宕袅娜、气雄充沛见长，往往“数百言中有千万言不尽之势”，在浩瀚宋文中独树一帜。
苏辙大器晚成，曾任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他不仅有在朝中做官的经历，也曾到地方任职，无论就任于何地何职，从不受外在环境的干扰，威逼利诱不能使其屈服，不能改变其操守，形成了“至大至刚”的精神境界，令人称道。
宋神宗继位后，起用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推行变法，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新法的制定与颁布，苏辙也在这个机构任事。王安石大胆推出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措施，苏辙对其推出的青苗法尤为不满，认为此法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并将反对此法的理由告诉了王安石。当时，有的人见王安石正值春风得意之时，趋炎附势，不敢违逆其意，但苏辙绝不是这样的人。由于与王安石在变法措施上的意见多有不合，苏辙向朝廷上书《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并呈上《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外放。
这一年八月，苏辙终于被贬出京城，任河南府留守推官，此后的十多年中，苏辙大部分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担任学官、监盐酒税等品级很低的官职，又遭乌台诗案的牵连，仕途之坎坷可想而知。直至47岁时，苏辙才出任歙州绩溪县令，担任了一县长官，苏辙在绩溪仅半年时间，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地方传颂着“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社民甚乐之”。
元祐年间（1086—1094，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苏辙得到了重用。元祐元年（1086）二月，苏辙回到京城，就任右司谏，此后他一路升至尚书右丞。成为宰相后，苏辙勤于政事达到呕心沥血的程度，他“吏事精详”的治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南宋人何万在《苏辙覆谥议》中评价，元祐年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可见苏辙在元祐之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亦有苏学专家评：“元祐之政实为苏辙之政。”
此后，苏辙又连遭贬谪。绍圣元年（1094），苏辙被贬到汝州，虽任职不到百天，但他勤政爱民，特别在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做了许多事，在其离任时送别的百姓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
每到一地，苏辙皆一心为民、廉洁奉公。他受孟子影响很深，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思想，关心民生，致力于启发民智，破除迷信，治水治穷，大力发展经济，可谓政绩显著。
苏辙一生所上奏章150多篇，任谏官10个月就达74篇。在一次次贬官之后，他始终怀揣忧国忧民之心，直言不讳地提出一系列政见和切中时弊的建议，这是其本性使然，堪为宋朝勤政为民、刚正方直的为官典范。
苏辙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但他时刻保持恬淡虚静、忠直简朴的品格，处逆境而浑然如常。
嘉祐年间（1056—1063），在凤翔任签判的苏轼到附近玉女洞游玩，听闻洞中一眼清泉喝后能延年益寿，便取来饮之，果然甘美异常。苏轼想长享此美，便定期派卫卒前去取用。为防止侍卫作弊，他还特意做了“调水符”。怎料侍卫抵挡不住诱惑，常将水喝光再找河水代替。苏轼发觉受骗又无人可说，只好给弟弟苏辙写信，慨叹人心不古。苏辙回以《和子瞻调水符》批评他：“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简。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谁谩？渴饮吾井泉，饥食甑中饭。何用费卒徒，取水负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虑多变。授君无忧符，阶下泉可咽。”弟弟苏辙提醒哥哥苏轼欲望过多，反受其累，只有克制欲望、洁身自好，才是真正的“无忧符”。苏轼顿时羞愧得满面通红，从此不再取水。
苏辙如此淡定守直，除了个人品性之外，最主要是他对“多欲”的危害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满目的山光最易满足，澄澈的湖水令人向往。时间被镌刻在简单中，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却真正驻足在他的生活里。苏辙认为，一个人“于此有所不足，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其势然矣”。因此，他在荣升之时，并不“春风得意马蹄疾”;于失意落魄之时，也能“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这充分证明，功夫在诗外，写好人生这篇大文章，须具备强大的人格力量与深厚的修养历练。
苏辙于宋徽宗即位后以太中大夫致仕。在此之前，他已在颍川定居，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过着田园隐逸生活。逝世后，与哥哥苏轼同葬一地，到南宋时，朝廷特敕追谥“文定公”。
“养气”本质上是个人禀赋、经验阅历的潜移默化，虽然过程似滴水穿石般漫长，然有“智慧之光”烛照其中，亦有“生命之火”燃于其间。苏辙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他将孟子的浩然之气具体化为对富贵、贫贱、患难、生死、得失的正确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辙”者，甘于负重，成人之美，低调务实，正合厚德载物之意。观苏辙一生，劳苦不避，功成不居，淡看风云，自然祸亦不及，没有辜负其父之雅望，亦不负“辙”之美名与深意。《宋史·苏辙传》曰：“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评价可谓精到。
珠玑之光，照见未來。不慕荣利、精诚守拙，步步为实、不蹈虚空的品德可以穿越时空，历久弥新。苏辙在史书与文坛留下的背影，值得后人不时凝望与沉思。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12月18日）
为文养浩然之气
苏辙才华横溢，19岁即进士及第，名动京师，一生勤耕不辍，著作颇丰，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辙大力写作古文，提出了“养气说”，集中体现在其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中。他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文章是一个人精神气质的有力体现，如不先养气丰富内在，单凭学习是写不好文章的，而气却可以通过修养获得。他这里所说的“气”是一种精神状态，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他还认为一个人的气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其所写的文章中，也许作者本人不自知，但别人是可以观察到的。
那么应如何“养气”呢？苏辙强调社会阅历的重要性，认为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为了“激发其志气”，曾广泛结交名者贤士，游历山川形胜，“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这种创作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观点，比韩愈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又前进了一步。
“然而冲和澹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明代文学家茅坤认为苏辙其文具有谦逊和气、淡然宁静而又刚劲放达的特色，称其文章如“片帆截海，澄波不扬”。其实，苏辙内心起伏着感情的滔天巨浪，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波澜不惊的沉静和淡定，厚积薄发中蕴藏着宏大深沉的气象与胸襟。
苏辙在评论别人作品时，也以“气”为标准。对兄长苏轼更是直赞“子瞻诸文皆有奇气”。由于他注重“养气”，所以其文章多以疏宕袅娜、气雄充沛见长，往往“数百言中有千万言不尽之势”，在浩瀚宋文中独树一帜。
为官养刚正之气
苏辙大器晚成，曾任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他不仅有在朝中做官的经历，也曾到地方任职，无论就任于何地何职，从不受外在环境的干扰，威逼利诱不能使其屈服，不能改变其操守，形成了“至大至刚”的精神境界，令人称道。
宋神宗继位后，起用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推行变法，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新法的制定与颁布，苏辙也在这个机构任事。王安石大胆推出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措施，苏辙对其推出的青苗法尤为不满，认为此法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并将反对此法的理由告诉了王安石。当时，有的人见王安石正值春风得意之时，趋炎附势，不敢违逆其意，但苏辙绝不是这样的人。由于与王安石在变法措施上的意见多有不合，苏辙向朝廷上书《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并呈上《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外放。
这一年八月，苏辙终于被贬出京城，任河南府留守推官，此后的十多年中，苏辙大部分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担任学官、监盐酒税等品级很低的官职，又遭乌台诗案的牵连，仕途之坎坷可想而知。直至47岁时，苏辙才出任歙州绩溪县令，担任了一县长官，苏辙在绩溪仅半年时间，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地方传颂着“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社民甚乐之”。
元祐年间（1086—1094，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苏辙得到了重用。元祐元年（1086）二月，苏辙回到京城，就任右司谏，此后他一路升至尚书右丞。成为宰相后，苏辙勤于政事达到呕心沥血的程度，他“吏事精详”的治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南宋人何万在《苏辙覆谥议》中评价，元祐年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可见苏辙在元祐之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亦有苏学专家评：“元祐之政实为苏辙之政。”
此后，苏辙又连遭贬谪。绍圣元年（1094），苏辙被贬到汝州，虽任职不到百天，但他勤政爱民，特别在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做了许多事，在其离任时送别的百姓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
每到一地，苏辙皆一心为民、廉洁奉公。他受孟子影响很深，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思想，关心民生，致力于启发民智，破除迷信，治水治穷，大力发展经济，可谓政绩显著。
苏辙一生所上奏章150多篇，任谏官10个月就达74篇。在一次次贬官之后，他始终怀揣忧国忧民之心，直言不讳地提出一系列政见和切中时弊的建议，这是其本性使然，堪为宋朝勤政为民、刚正方直的为官典范。
为人养淡泊之气
苏辙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但他时刻保持恬淡虚静、忠直简朴的品格，处逆境而浑然如常。
嘉祐年间（1056—1063），在凤翔任签判的苏轼到附近玉女洞游玩，听闻洞中一眼清泉喝后能延年益寿，便取来饮之，果然甘美异常。苏轼想长享此美，便定期派卫卒前去取用。为防止侍卫作弊，他还特意做了“调水符”。怎料侍卫抵挡不住诱惑，常将水喝光再找河水代替。苏轼发觉受骗又无人可说，只好给弟弟苏辙写信，慨叹人心不古。苏辙回以《和子瞻调水符》批评他：“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简。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谁谩？渴饮吾井泉，饥食甑中饭。何用费卒徒，取水负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虑多变。授君无忧符，阶下泉可咽。”弟弟苏辙提醒哥哥苏轼欲望过多，反受其累，只有克制欲望、洁身自好，才是真正的“无忧符”。苏轼顿时羞愧得满面通红，从此不再取水。
苏辙如此淡定守直，除了个人品性之外，最主要是他对“多欲”的危害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满目的山光最易满足，澄澈的湖水令人向往。时间被镌刻在简单中，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却真正驻足在他的生活里。苏辙认为，一个人“于此有所不足，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其势然矣”。因此，他在荣升之时，并不“春风得意马蹄疾”;于失意落魄之时，也能“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这充分证明，功夫在诗外，写好人生这篇大文章，须具备强大的人格力量与深厚的修养历练。
苏辙于宋徽宗即位后以太中大夫致仕。在此之前，他已在颍川定居，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过着田园隐逸生活。逝世后，与哥哥苏轼同葬一地，到南宋时，朝廷特敕追谥“文定公”。
“养气”本质上是个人禀赋、经验阅历的潜移默化，虽然过程似滴水穿石般漫长，然有“智慧之光”烛照其中，亦有“生命之火”燃于其间。苏辙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他将孟子的浩然之气具体化为对富贵、贫贱、患难、生死、得失的正确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辙”者，甘于负重，成人之美，低调务实，正合厚德载物之意。观苏辙一生，劳苦不避，功成不居，淡看风云，自然祸亦不及，没有辜负其父之雅望，亦不负“辙”之美名与深意。《宋史·苏辙传》曰：“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评价可谓精到。
珠玑之光，照见未來。不慕荣利、精诚守拙，步步为实、不蹈虚空的品德可以穿越时空，历久弥新。苏辙在史书与文坛留下的背影，值得后人不时凝望与沉思。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