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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孙弘在《史记》和《汉书》呈现着不同的面貌，前者使用了小说的笔法，而后者变得更为严肃、规整。在班固有意地安排下，通过增加公孙弘奏折、改变同传人物、改变段落位置、突出“福祸速焉”的政治环境这几种手段，成功地改变了司马迁所塑造的公孙弘形象。班固对官员的这种回护式的感情倾向，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以贯之的做法。
关键词：公孙弘;《史记》;《汉书》;形象构建
以往史家，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关于“史汉异同”的研究颇多，在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已有可观成果。公孙弘，在《史记》里，表现为一个典型的阿谀奉承的官场老油条的形象;而在《汉书》中相反，甚至表现出一个面对世界却作了相当努力而终不成的无可奈何的可怜形象。关于这点，在司马迁和班固的传末的评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前人已有论述，但重点放在二者形象不同的具体阐述上，或偏于司马迁，或偏于班固，但没有从书写的笔法上进行探讨。
不容忽视的是，班固所使用的材料与司马迁相差无几。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便有一些问题：班固是通过何种手段来完成公孙弘形象的转变呢？这种观点的差别，前人往往归结为班固时代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且往往以评价项羽的异同为代表，进而说明班固失去了司马迁的勇气和眼光。这固然不错，但却不尽如意。那么，具体到公孙弘身上，这种颇为相异的评价是普遍的吗？产生这种原因，更为具体的是什么呢？
从《史记》、《汉书》两篇公孙弘传的记载来分析，撰写与材料的铺陈大约有以下不同。首先，在班固《汉书》中，和公孙弘同处一列传的人为卜式和倪宽，取代了《史记》里主父偃的位置。主父偃之死，司马迁记载说，公孙弘颇为出力。而本身来说，主父偃是“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的人，与司马迁最为钦佩的魏公子以及诸游侠人物并不相同，总体上持贬斥态度。同时，《史记》中，这种形象往往充满了“戏剧”或者“小说”色彩，与后世更为严肃的史学并不相同，尤其是班固对这种笔法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在《汉书》里，卜式和倪宽却是和公孙弘有颇为类似的地方。班固着重点明了这几个人未入仕途时的困顿，把他们都放置于“汉之得人”的兴盛上面，从而完成对汉王朝的歌颂和赞扬。
第二，班固在《汉书》中史料所异于《史记》的，在于增加了两段公孙弘的奏疏。增加奏疏，好引文章，固然是整个《汉书》的特点。但考察此处，作为原始材料的奏疏，更是直接反应了公孙弘在政治中的所作所为。至少在这份奏折里，公孙弘遣词造句恭敬而有理，说明了他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见识。尽管公孙弘最终位居宰相有着汉武帝的另一层考虑，但无论如何，这个奏疏作为通行证的作用，是不会被挑出什么大错误的。这样，班固历史记录的色彩压过了《史记》的小说色彩，显得更加有根据且实际了。
第三，班固改变了司马迁《史记》里铺设材料的顺序。在列传里，人物的活动大体上是遵循时间顺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物活动必须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最为典型的是频繁使用的“初”、“时”字，这些词句往往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或者感情倾向。以《公孙弘传》的两处不同来说明这点。
汲黯诘难公孙弘是很锐利的，并且是严重的罪名：对同僚两面三刀、谄媚君王。但终究是没有成功，两书中均记载公孙弘以“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巧妙地化解质问：忠诚与否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君王的明智。他避开了汲黯背约的直接指责，将具体问题变成抽象的、没有直接标准的隐藏的反问，正中汉武帝的下怀。司马迁在此段后的是：
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这个写法可谓是意味深长。而班固的在这个事件之后写的司马迁在此事前已经写过的一条：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在心理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班固就已经使用了其中的一些手段了，同样的夸奖或者诋毁，位置不同，表达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这里就充分显示出来了班固的历史编纂的倾向。很显然，这两种撰写，表达出来是截然不同的好恶倾向。再看一条，公孙弘取得丞相位置后并以此终老，司马迁笔下这样：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
而《汉书》里则是：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牦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司马迁强调了公孙弘荫极子孙，而班固凸显了丞相位置的危险性，前者是官僚的好处，暗含着某种做官的目的，是收获，而后者是官僚的战战兢兢，是小心翼翼的付出。
通过这一系列步骤，班固在《汉书》里连着自己在列传末的评价，成功地改变了《史记》里公孙弘的形象。类似于这种的评价并不少见，在平哀之际对官员的评价里，这种倾向尤其明显，班固无比地宽容了几乎所有——除了董贤和王莽以外——的官员，而其中不乏逢迎董贤、王莽的，也不乏危及皇权的。在“王商史丹傅喜传”的论赞里，他可能是回答了最重要的原因：
自宜、元、成、哀外戚兴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哀、平际会，祸福速哉！
班固早年有入狱的经历，以及班家祖上作为外戚的教训，让他对政治漩涡里面的人物都抱有一丝丝感同身受的哀悯。封建社会里，正如刘泽华强调过的，权力不仅支配社会，也支配者参与者的生死荣辱，这种人治下的政治危险的烙印，就很容易打在传统史学家的思想里。班固首先是作为官僚而存在的，其次才是史学家，这是他对公孙弘持有这种与司马迁截然相反态度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李静.公孙弘在《史记》和《汉书》中的同与异[J].文学教育（上），2016.01
[2]曾小霞.《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D].苏州大学，2012.
[3]朱维铮.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作者简介：赵岩松（1994— ），男，汉族，籍贯：山西临猗，天津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关键词：公孙弘;《史记》;《汉书》;形象构建
以往史家，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关于“史汉异同”的研究颇多，在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已有可观成果。公孙弘，在《史记》里，表现为一个典型的阿谀奉承的官场老油条的形象;而在《汉书》中相反，甚至表现出一个面对世界却作了相当努力而终不成的无可奈何的可怜形象。关于这点，在司马迁和班固的传末的评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前人已有论述，但重点放在二者形象不同的具体阐述上，或偏于司马迁，或偏于班固，但没有从书写的笔法上进行探讨。
不容忽视的是，班固所使用的材料与司马迁相差无几。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便有一些问题：班固是通过何种手段来完成公孙弘形象的转变呢？这种观点的差别，前人往往归结为班固时代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且往往以评价项羽的异同为代表，进而说明班固失去了司马迁的勇气和眼光。这固然不错，但却不尽如意。那么，具体到公孙弘身上，这种颇为相异的评价是普遍的吗？产生这种原因，更为具体的是什么呢？
从《史记》、《汉书》两篇公孙弘传的记载来分析，撰写与材料的铺陈大约有以下不同。首先，在班固《汉书》中，和公孙弘同处一列传的人为卜式和倪宽，取代了《史记》里主父偃的位置。主父偃之死，司马迁记载说，公孙弘颇为出力。而本身来说，主父偃是“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的人，与司马迁最为钦佩的魏公子以及诸游侠人物并不相同，总体上持贬斥态度。同时，《史记》中，这种形象往往充满了“戏剧”或者“小说”色彩，与后世更为严肃的史学并不相同，尤其是班固对这种笔法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在《汉书》里，卜式和倪宽却是和公孙弘有颇为类似的地方。班固着重点明了这几个人未入仕途时的困顿，把他们都放置于“汉之得人”的兴盛上面，从而完成对汉王朝的歌颂和赞扬。
第二，班固在《汉书》中史料所异于《史记》的，在于增加了两段公孙弘的奏疏。增加奏疏，好引文章，固然是整个《汉书》的特点。但考察此处，作为原始材料的奏疏，更是直接反应了公孙弘在政治中的所作所为。至少在这份奏折里，公孙弘遣词造句恭敬而有理，说明了他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见识。尽管公孙弘最终位居宰相有着汉武帝的另一层考虑，但无论如何，这个奏疏作为通行证的作用，是不会被挑出什么大错误的。这样，班固历史记录的色彩压过了《史记》的小说色彩，显得更加有根据且实际了。
第三，班固改变了司马迁《史记》里铺设材料的顺序。在列传里，人物的活动大体上是遵循时间顺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物活动必须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最为典型的是频繁使用的“初”、“时”字，这些词句往往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或者感情倾向。以《公孙弘传》的两处不同来说明这点。
汲黯诘难公孙弘是很锐利的，并且是严重的罪名：对同僚两面三刀、谄媚君王。但终究是没有成功，两书中均记载公孙弘以“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巧妙地化解质问：忠诚与否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君王的明智。他避开了汲黯背约的直接指责，将具体问题变成抽象的、没有直接标准的隐藏的反问，正中汉武帝的下怀。司马迁在此段后的是：
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这个写法可谓是意味深长。而班固的在这个事件之后写的司马迁在此事前已经写过的一条：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在心理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班固就已经使用了其中的一些手段了，同样的夸奖或者诋毁，位置不同，表达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这里就充分显示出来了班固的历史编纂的倾向。很显然，这两种撰写，表达出来是截然不同的好恶倾向。再看一条，公孙弘取得丞相位置后并以此终老，司马迁笔下这样：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
而《汉书》里则是：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牦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司马迁强调了公孙弘荫极子孙，而班固凸显了丞相位置的危险性，前者是官僚的好处，暗含着某种做官的目的，是收获，而后者是官僚的战战兢兢，是小心翼翼的付出。
通过这一系列步骤，班固在《汉书》里连着自己在列传末的评价，成功地改变了《史记》里公孙弘的形象。类似于这种的评价并不少见，在平哀之际对官员的评价里，这种倾向尤其明显，班固无比地宽容了几乎所有——除了董贤和王莽以外——的官员，而其中不乏逢迎董贤、王莽的，也不乏危及皇权的。在“王商史丹傅喜传”的论赞里，他可能是回答了最重要的原因：
自宜、元、成、哀外戚兴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哀、平际会，祸福速哉！
班固早年有入狱的经历，以及班家祖上作为外戚的教训，让他对政治漩涡里面的人物都抱有一丝丝感同身受的哀悯。封建社会里，正如刘泽华强调过的，权力不仅支配社会，也支配者参与者的生死荣辱，这种人治下的政治危险的烙印，就很容易打在传统史学家的思想里。班固首先是作为官僚而存在的，其次才是史学家，这是他对公孙弘持有这种与司马迁截然相反态度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李静.公孙弘在《史记》和《汉书》中的同与异[J].文学教育（上），2016.01
[2]曾小霞.《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D].苏州大学，2012.
[3]朱维铮.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作者简介：赵岩松（1994— ），男，汉族，籍贯：山西临猗，天津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