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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学语境中，关于“现代性”一直众说纷纭。而当它进人中国语境后，更显得暖昧难解。百年之前的昨天，中国的志士仁人担负了“现代化”的神圣使命，百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又遭遇了“现代性”的重大课题。表面上轰轰烈烈围绕着“热点”与“焦点”的争论，常常显得激烈有余，精彩不足。但这终究是个问题，所谓“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文明之后为何出现野蛮，进步之后缘何出现倒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