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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天窗》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英国社会。这一戏剧通过相爱的企业家汤姆和教师凯雅之间的对话表现出工具理性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戏剧表现出工具理性下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疏远;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人自身价值被消解。另一方面，戏剧也通过人物行动展示出工具理性下的逃逸路径，展示出摆脱异化的可能性，表达了对现代性矛盾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天窗》 异化 逃逸 经济伦理
《天窗》是英国剧作家戴维·黑尔（David Hare）的代表作品之一。1995年，《天窗》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2014年，《天窗》在伦敦温德姆剧院重新上演。黑尔在这部剧重新上演时表示，他创作这部戏剧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英国政府宣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群体是企业家，而不是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们。这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们在政府看来是生产力低下的。而尽管过去了十几年，戴维·黑尔认为政府仍然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法兰克福学派曾经引出一个重要的术语：工具理性。尽管学界没有对工具理性进行统一的定义，但总体上而言工具理性意味着重视事物的功能，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近一个世纪过去，英国政府对企业家的看重恰恰验证了工具理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企业家与生产相联系，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当中最有效益的群体，因此为政府所重视。
然而黑尔在《天窗》中反思了帶有工具理性倾向的经济伦理，通过汤姆和凯雅之间的对话展示出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我们逐渐忽视了除功能外的其他需求，成为工具理性的囚徒。黑尔通过《天窗》这一剧作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下人的异化与逃逸路径，表达了对现代性后果的深入思考。
一.理性化的“铁笼”
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特色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但并非“逐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企业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反复不断地追求利润，因此它追求的是获利性。”[1]在《天窗》中，最初汤姆的公司雏形只是一家小餐馆，他渴望通过奋斗来获取财富，当财富变多时，为了继续寻求获利，生意开始扩张。我们可以看到汤姆对于生意扩张的看法：“噢，扩张啊，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我都几乎不用主动提出来。保卫市场份额。建另一座钢铁餐馆，这座要比之前的更大、更时尚，一天内做几百单生意。追求永无止境。”[2]汤姆餐馆的扩张过程所呈现的就是一种对持续的获利性的追求。
伴随着这种扩张而来的就是融资活动。汤姆控诉了银行，在开始做生意时，他和凯雅一起和客人打交道，而在生意扩张之后，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变成了银行家，他们开始“踏入银行，进办公室，卖点子，入金库，拿钱”。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当中指出，银行是通过再借出或被借给它们或交由他们处置的资金来牟取利润的，银行的“融资”以获得盈利良机的控制权为取向。[3]银行向汤姆提供信贷即是“融资”的方式之一。银行的信贷行为本质上出于一种“获利”的经济理性角度，那么也只有在通过计算衡量之后，发现有换取优势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而为了保证这种可以计算获利的经济理性，银行必须要防止它提供信贷的营利性组织陷入无理性的模式当中，也就对企业的无理性形成了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扩张，银行融资，高度理性化的行政管理结构需要在企业内部形成。这种管理模式与之前餐馆自营的管理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在自营状况下时，汤姆的决策乃至凯雅的决策都很重要。而在资本扩张，行政管理结构介入以后，汤姆在向凯雅控诉董事会时说道：“生意？生意正在慢慢复苏。是的，我甚至会说那是蒸蒸日上的。当然我不再是自己的老板了。理论上，和每个人一样，我现在有了一个主席。那主席理所当然地有一个顶呱呱的董事会，那是我为了上市付出的代价，我还要向这群‘管理大师’作报告。”现代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求形成这种依据形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这种机构提高了生产力，但是相应的，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由证券所有者占用企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商业经营的“股票上市”，不定期地发行证券和融资成为了理性商业经营的专门功能，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商品和证券交易，货币与资本市场，垄断性组织成为经营者货物生产，而不光是从事货物贸易的理性商业组织形式。
同时这种行政管理机构也是韦伯所言的官僚制体现之一，施路赫特认为韦伯所言的“广义的官僚制可在任何时空下存在，只要有一批管理职员——无论其内部结构为何——成功地隐匿在合法统治者之后或公开地取得实权”。[4]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5]，因为其行政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具有精确、迅速、明晰的特性。
然而在这种高效的优点背后，韦伯认为，在这种经济社会高度理性化的影响下，社会会形成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铁笼”，这一铁笼通过理性的计算捕捉和控制社会当中的个体。[6]也许汤姆过去只是想要通过劳动获取财富，但是显然在资本开始扩张之后，一切偏离了他所预想的道路，他不得不按照资本既有的高度理性化的运作方式去经营公司。如同汤姆所言：“是啊，只是一个时刻，确实有这样时候。我想，透过历史的小窗户——大概四年？五年？只需透过那扇历史的窗户，你就能感受到时代的趋势。有一瞬间你感受到潮流控制了你的处事方式。”汤姆这一瞬间的感觉恰恰验证了“铁笼”对我们的影响，“铁笼”即是我们被现代经济秩序支配以至于无法挣脱的状态的隐喻。当我们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我们就会由于经济强制体验到这种“铁笼”的作用。
二.“铁笼”中的异化
回到韦伯所谈及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是以获利为目的，这种“利”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直接指向财富。财富本来是人用以实现幸福生活的工具，但它现在却成为了目的。西梅尔在《货币哲学》当中表示，货币是被提升为一种绝对目的的绝对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上帝相似，具有一种抽象的高度。[7]但这种抽象的高度却远离了精神本性当中的最高文化价值。韦伯在提出“铁笼”这一概念时同时表示了担忧，如果没有全新理想的再生，我们可能会在一种妄自尊大的被迫感的掩饰下产生出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8]完全市场化、专业化的商业运作，使得现代人为了赚钱而赚钱。在韦伯引出“铁笼”时，他实际上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做了注释，高度理性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科层官僚制这一人类用其来摆脱低效率状态的社会力量，逐渐发展成使人本身变为附庸的社会力量。相应的，在《天窗》中，通过汤姆和凯雅之间的对话，这种异化也得到了表现和传达。 同时，这种分裂也表现在工具理性和爱欲的非理性的对抗当中。汤姆作为一个深受工具理性影响的企业家，他仍然难以抗拒凯雅的魅力，他告诉凯雅他害怕来找凯雅的理由：“因为我知道，一旦见到你，我就完蛋了。我知道自己将永远无法离开你。”对于汤姆而言，对凯雅的感情涉及到了非理性层面的爱，他无法精心计算产出与回报，乃至他试图掌控凯雅的行为也因凯雅的悄然离开而宣告直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承认理性的无力。即便他和凯雅之间的价值体系南辕北辙，他和凯雅仍然相爱。这二人之间的相爱，也正是整个戏剧矛盾的基础，如果他们二人不相爱，那么即使两个人价值体系有差异，对于汤姆而言，他们二人也没有对话的必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爱欲的社会。这里的爱欲指的作为生命本能的种种生物欲望，如性欲、食欲、休息等，可以使得人们获得全面、持久的快乐。因为爱欲受到压抑，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因此解决这种异化的方法就是解放爱欲。[14]在凯雅和汤姆的关系当中，爱欲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始终在挑战着汤姆的理性化思维，成为了另一个逃逸的出口。尽管最终在戏剧当中，汤姆和凯雅的价值观显示为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工具理性”会把我们带往何方？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工具理性始到《天窗》上演过近乎过去了一个世纪，但这个答案却仍不清晰，可能最终人会成为“最后的人”，正如韦伯表示的那样：“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着的想象中，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至的文明高峰。”[15]也有可能如同马克思所做的乐观预测，异化只会是一个阶段的状态，当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时这种状态就会结束。又或者如马尔库塞的预料，当爱欲进入到劳动当中时，我们便会形成新的文明。在《天窗》的结尾，黑尔似乎也表达了一种美好愿景。凯雅和爱德华一起体面的坐在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那是充满快乐和满足感的早餐。在此，财富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囚禁人们的“铁笼”。
注 释
[1][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鉴于《天窗》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剧作译本，所有剧本对话引用皆采用豆瓣用户LeeTong的译本，后不再注明.
[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第264-265页.
[4][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5页，转引自马剑银：《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刊载于《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第42页.
[5][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3页.
[6]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18页.
[7]参见[德]格奥尔奥·西梅尔：《货币哲学》，于沛沛、林毅、张琪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8]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0][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4页.
[11]参见[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2]参见[法]德勒兹：《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5頁.
[13]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14]参见黄勇、薛明：《译者的话》，[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5][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作者介绍：时梦圆，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天窗》 异化 逃逸 经济伦理
《天窗》是英国剧作家戴维·黑尔（David Hare）的代表作品之一。1995年，《天窗》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2014年，《天窗》在伦敦温德姆剧院重新上演。黑尔在这部剧重新上演时表示，他创作这部戏剧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英国政府宣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群体是企业家，而不是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们。这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们在政府看来是生产力低下的。而尽管过去了十几年，戴维·黑尔认为政府仍然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法兰克福学派曾经引出一个重要的术语：工具理性。尽管学界没有对工具理性进行统一的定义，但总体上而言工具理性意味着重视事物的功能，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近一个世纪过去，英国政府对企业家的看重恰恰验证了工具理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企业家与生产相联系，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当中最有效益的群体，因此为政府所重视。
然而黑尔在《天窗》中反思了帶有工具理性倾向的经济伦理，通过汤姆和凯雅之间的对话展示出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我们逐渐忽视了除功能外的其他需求，成为工具理性的囚徒。黑尔通过《天窗》这一剧作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下人的异化与逃逸路径，表达了对现代性后果的深入思考。
一.理性化的“铁笼”
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特色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但并非“逐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企业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反复不断地追求利润，因此它追求的是获利性。”[1]在《天窗》中，最初汤姆的公司雏形只是一家小餐馆，他渴望通过奋斗来获取财富，当财富变多时，为了继续寻求获利，生意开始扩张。我们可以看到汤姆对于生意扩张的看法：“噢，扩张啊，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我都几乎不用主动提出来。保卫市场份额。建另一座钢铁餐馆，这座要比之前的更大、更时尚，一天内做几百单生意。追求永无止境。”[2]汤姆餐馆的扩张过程所呈现的就是一种对持续的获利性的追求。
伴随着这种扩张而来的就是融资活动。汤姆控诉了银行，在开始做生意时，他和凯雅一起和客人打交道，而在生意扩张之后，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变成了银行家，他们开始“踏入银行，进办公室，卖点子，入金库，拿钱”。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当中指出，银行是通过再借出或被借给它们或交由他们处置的资金来牟取利润的，银行的“融资”以获得盈利良机的控制权为取向。[3]银行向汤姆提供信贷即是“融资”的方式之一。银行的信贷行为本质上出于一种“获利”的经济理性角度，那么也只有在通过计算衡量之后，发现有换取优势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而为了保证这种可以计算获利的经济理性，银行必须要防止它提供信贷的营利性组织陷入无理性的模式当中，也就对企业的无理性形成了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扩张，银行融资，高度理性化的行政管理结构需要在企业内部形成。这种管理模式与之前餐馆自营的管理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在自营状况下时，汤姆的决策乃至凯雅的决策都很重要。而在资本扩张，行政管理结构介入以后，汤姆在向凯雅控诉董事会时说道：“生意？生意正在慢慢复苏。是的，我甚至会说那是蒸蒸日上的。当然我不再是自己的老板了。理论上，和每个人一样，我现在有了一个主席。那主席理所当然地有一个顶呱呱的董事会，那是我为了上市付出的代价，我还要向这群‘管理大师’作报告。”现代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求形成这种依据形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这种机构提高了生产力，但是相应的，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由证券所有者占用企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商业经营的“股票上市”，不定期地发行证券和融资成为了理性商业经营的专门功能，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商品和证券交易，货币与资本市场，垄断性组织成为经营者货物生产，而不光是从事货物贸易的理性商业组织形式。
同时这种行政管理机构也是韦伯所言的官僚制体现之一，施路赫特认为韦伯所言的“广义的官僚制可在任何时空下存在，只要有一批管理职员——无论其内部结构为何——成功地隐匿在合法统治者之后或公开地取得实权”。[4]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5]，因为其行政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具有精确、迅速、明晰的特性。
然而在这种高效的优点背后，韦伯认为，在这种经济社会高度理性化的影响下，社会会形成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铁笼”，这一铁笼通过理性的计算捕捉和控制社会当中的个体。[6]也许汤姆过去只是想要通过劳动获取财富，但是显然在资本开始扩张之后，一切偏离了他所预想的道路，他不得不按照资本既有的高度理性化的运作方式去经营公司。如同汤姆所言：“是啊，只是一个时刻，确实有这样时候。我想，透过历史的小窗户——大概四年？五年？只需透过那扇历史的窗户，你就能感受到时代的趋势。有一瞬间你感受到潮流控制了你的处事方式。”汤姆这一瞬间的感觉恰恰验证了“铁笼”对我们的影响，“铁笼”即是我们被现代经济秩序支配以至于无法挣脱的状态的隐喻。当我们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我们就会由于经济强制体验到这种“铁笼”的作用。
二.“铁笼”中的异化
回到韦伯所谈及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是以获利为目的，这种“利”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直接指向财富。财富本来是人用以实现幸福生活的工具，但它现在却成为了目的。西梅尔在《货币哲学》当中表示，货币是被提升为一种绝对目的的绝对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上帝相似，具有一种抽象的高度。[7]但这种抽象的高度却远离了精神本性当中的最高文化价值。韦伯在提出“铁笼”这一概念时同时表示了担忧，如果没有全新理想的再生，我们可能会在一种妄自尊大的被迫感的掩饰下产生出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8]完全市场化、专业化的商业运作，使得现代人为了赚钱而赚钱。在韦伯引出“铁笼”时，他实际上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做了注释，高度理性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科层官僚制这一人类用其来摆脱低效率状态的社会力量，逐渐发展成使人本身变为附庸的社会力量。相应的，在《天窗》中，通过汤姆和凯雅之间的对话，这种异化也得到了表现和传达。 同时，这种分裂也表现在工具理性和爱欲的非理性的对抗当中。汤姆作为一个深受工具理性影响的企业家，他仍然难以抗拒凯雅的魅力，他告诉凯雅他害怕来找凯雅的理由：“因为我知道，一旦见到你，我就完蛋了。我知道自己将永远无法离开你。”对于汤姆而言，对凯雅的感情涉及到了非理性层面的爱，他无法精心计算产出与回报，乃至他试图掌控凯雅的行为也因凯雅的悄然离开而宣告直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承认理性的无力。即便他和凯雅之间的价值体系南辕北辙，他和凯雅仍然相爱。这二人之间的相爱，也正是整个戏剧矛盾的基础，如果他们二人不相爱，那么即使两个人价值体系有差异，对于汤姆而言，他们二人也没有对话的必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爱欲的社会。这里的爱欲指的作为生命本能的种种生物欲望，如性欲、食欲、休息等，可以使得人们获得全面、持久的快乐。因为爱欲受到压抑，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因此解决这种异化的方法就是解放爱欲。[14]在凯雅和汤姆的关系当中，爱欲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始终在挑战着汤姆的理性化思维，成为了另一个逃逸的出口。尽管最终在戏剧当中，汤姆和凯雅的价值观显示为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工具理性”会把我们带往何方？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工具理性始到《天窗》上演过近乎过去了一个世纪，但这个答案却仍不清晰，可能最终人会成为“最后的人”，正如韦伯表示的那样：“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着的想象中，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至的文明高峰。”[15]也有可能如同马克思所做的乐观预测，异化只会是一个阶段的状态，当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时这种状态就会结束。又或者如马尔库塞的预料，当爱欲进入到劳动当中时，我们便会形成新的文明。在《天窗》的结尾，黑尔似乎也表达了一种美好愿景。凯雅和爱德华一起体面的坐在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那是充满快乐和满足感的早餐。在此，财富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囚禁人们的“铁笼”。
注 释
[1][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鉴于《天窗》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剧作译本，所有剧本对话引用皆采用豆瓣用户LeeTong的译本，后不再注明.
[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第264-265页.
[4][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5页，转引自马剑银：《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刊载于《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第42页.
[5][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3页.
[6]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18页.
[7]参见[德]格奥尔奥·西梅尔：《货币哲学》，于沛沛、林毅、张琪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8]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0][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4页.
[11]参见[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2]参见[法]德勒兹：《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5頁.
[13]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14]参见黄勇、薛明：《译者的话》，[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5][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作者介绍：时梦圆，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